媳妇帮助与女性老年人死亡风险

在这一小节，先就女性老人在洗澡、穿衣、如厕、室内活动、控制大小便和吃饭这6个日常活动方面得到帮助的情况做一个描述，然后介绍模型使用的变量分布，最后考察媳妇帮助对女性老人死亡风险的影响。

一、媳妇帮助情况

以往研究揭示，由于同住的便利性，当女性老年人年老时，媳妇承担了绝大部分的照料任务(张文娟等，2005)。由于在2002—2011/2012年的调查中，只有2002年的问卷涉及了婆媳关系的内容，而后续调查中这一关系是否发生了变化不得而知，为保守起见，这一部分只采用2002—2005年的调查数据，意在揭示2002年中的婆媳关系是否对2005年调查中的死亡风险产生了影响，以及影响的大小和方向等。

为了研究那些需要帮助的女性老年人与其媳妇的关系，这里将男性老人的样本删除，同时将单身一人居住或住养老院、不需要帮助的女性老年人的样本删除。另外，通过删除一些不适用或者缺失的情况，得到1 951个样本量，其中有1 246位老年人在2005年调查之前死亡，705位到2005年仍然存活。

从表5.1中的频数来看，在6项日常活动中，需要得到帮助最多的是洗澡(1 744位)，其次是如厕(892位)，接下来分别是穿衣和吃饭，得到帮助最少的是控制大小便这一项。表5.1还揭示，儿媳在每一项中提供的帮助作用最大，这一结果跟以往研究中一些学者的结论一致。我们从中还可以看到，在这6个项目里，涉及女性老人隐私的项目中，女儿的作用还是比较大的，例如隐私最暴露的洗澡项目，女儿是除儿媳之外提供最多帮助的人，而儿子在不太涉及隐私的室内活动和吃饭项目上提供的帮助也较多。主要的原因是性别使然(张文娟等，2005)。女婿的作用微乎其微，都没有超过1%，也没有超过社会团体提供的服务。这可能与女性老年人较少与女婿同住有关。

表5．1　2002年女性老年人日常活动能力受阻时得到帮助的情况

注：表中括号内为女性老人在每个项目得到帮助的个案数。

二、媳妇帮助与女性老年人死亡风险模型变量分布

控制变量有社会人口变量，含同住、年龄、婚姻、受教育情况、房主和城乡共6个。健康变量有ADL、是否患慢病和自评健康共3个。需要说明的是，这里ADL变量的设置与第四章中的ADL设置不同，第四章中的ADL是日常活动能力有无受阻，而本章中的ADL是将那些在隐私方面需要帮忙的类别(洗澡、上厕所和控制大小便)设置为1(由于穿衣项目包含找衣服和穿衣服两方面的内容，而找衣服不太涉及隐私，所以在此没有将这一项目纳入其中)，意指日常活动能力严重受阻，因为一般情况下，不到万不得已，一般老人是不会在涉及隐私的方面让他人提供帮助的；这里同时将在其他方面需要帮忙的类别(穿衣、室内活动和吃饭)设置为0。在生活方式变量方面，由于抽烟和喝酒的女性老年人极少，同时考虑到本节样本量有限，不宜使用过多的控制因素，故在此只将身体锻炼和社交活动参与这两个变量纳入其中。与上一章类似，在媳妇帮助小节也因不同年龄阶段和城乡下婆媳关系可能会对女性老人的死亡风险带来不同的影响而应该分年龄和城乡样本进行深入分析，但考虑到该样本总的个案数本来就很少(1 951)，且高龄老人高达90%以上，样本分布及其不平衡，这样的分析结果会严重有偏，故本小节只就总体样本和城乡样本进行分析。

各变量的分布见表5.2所示。

表5．2　2002年女性老年人样本分布情况单位：%

从表5.2可以看到，总体样本中当女性老年人在日常生活方面需要帮助时，得到媳妇帮忙的约占一半，但农村样本明显比城镇样本要高，高出10%左右。总体样本中婆媳同住的占到六成多一点，但农村中这一比例比城镇样本高8%左右。总体样本以高龄、无配偶、没有受过教育、房主为后代、生活在农村、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严重且健康自评差、不进行体育锻炼和社会交往活动的女性老年人为主。年龄和婚姻变量上城乡差异不大。城镇女性老人受过教育的比例比农村老人的高出10%左右。ADL严重受损的情况城乡差别不大，但城镇女性老人患慢性病和健康自评好的比例比农村的高。城镇女性老人参加身体锻炼的比例较农村老人的高出10%左右，其参加社会活动的比例也略比农村老人的高。

三、媳妇帮助与女性老年人死亡风险回归结果

首先我们有必要先就媳妇帮助是否对老年人的死亡风险起到显著作用做一个统计检验，同时做相应的Kaplan-Meier生存函数图，随后再做Cox回归分析。

从卡方检验的结果来看，女性老人是否得到媳妇的帮助，无论是总体样本还是城乡样本，在0.1水平上不显著。通过做相应的Kaplan-Meier生存函数图，得到图5.1所示的结果。图5.1中的(a)、(b)和(c)分别对应总体、农村和城镇样本下得到的结果。

同样，由于两两的统计检验并没有控制其他变量，无法得到媳妇帮助对女性老人死亡风险的净影响，因此，下面也将社会人口特征、健康状况以及生活方式等变量分模块逐步引入模型，考察这些因素对老人死亡风险的影响作用，得到表5.3的结果(为了节省篇幅这里只列出部分模型结果，也没列出标准误)。表5.3中各模型设置如下：模型1是总体样本下包含媳妇帮助、控制变量的模型；模型2是总体样本下包含媳妇帮助、控制变量、虚弱度因子的模型；模型3是农村样本下包含媳妇帮助、控制变量、虚弱度因子的模型；模型4是城镇样本下包含媳妇帮助、控制变量、虚弱度因子的模型。

图5．1　总体及城乡媳妇帮助生存函数图
(a)总体样本；(b)农村样本；(c)城镇样本

表5.3显示，加入了社会人口、健康和生活方式及一些交互作用变量以后，总体样本模型1中的媳妇帮助变量的单独显著且表现为降低了其死亡风险，同住且得到帮助的交互项表明其增加了女性老人的死亡风险但不显著。ADL严重受损且得到帮助的交互项显著，其系数为正，说明日常功能受阻严重、得到媳妇帮助的女性老人死亡风险较日常功能受阻较轻、不需要媳妇帮助的更高。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frailty因子，媳妇帮助对女性老人死亡风险的单独作用依然表现为降低了其死亡风险，表现为得到媳妇帮助的女性老人死亡风险是没有得到帮助的42%，但其显著性水平较模型1中的有所下降。同住且得到帮助的交互项表明其降低了女性老人的死亡风险但不显著。ADL严重受损且得到帮助的交互项显著，也说明日常功能受阻严重、得到媳妇帮助的女性老人死亡风险较日常功能受阻较轻、不需要媳妇帮助的高，但其显著性水平较模型1中的有所下降。在其他控制变量中，与模型1相比，除了教育变得不显著以外，其余变量的显著性情况与模型1中的相差不大，只是整体上看显著性水平有所降低，在此不再赘述。模型2中的frailty因子显著降低了女性老人的死亡风险。对比模型2和模型1，可以看到模型1中绝大多数变量系数的绝对值较模型2的小，模型1中绝大多数变量的显著性水平较模型2中的显著。另外，通过各个模型的卡方检验，得知加入了包含frailty因子在内的控制变量的模型2能较好地拟合数据。

表5．3　2002—2005年媳妇帮助对女性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

注：＋＜0.1；∗＜0.05；∗∗＜0.01；∗∗∗＜0.001；为节省篇幅，LL值只精确到小数点后1位。

来自农村样本(模型3)的结果表明，媳妇帮助降低了女性老人的死亡风险但不显著，另外，媳妇帮助的交互作用都不显著。这里的frailty因子显著降低了女性老人的死亡风险。来自城镇样本(模型4)的结果表明，媳妇帮助的直接作用降低了女性老人的死亡风险，ADL严重受损且得到帮助的交互项显著，其系数为正，说明日常功能受阻严重、得到媳妇帮助的女性老人死亡风险较日常功能受阻较轻、不需要媳妇帮助的高。这里的frailty因子不显著。也即对于未观测到的异质性，在城乡表现出不同作用。

对比加入了frailty因子的总体样本模型2、农村样本模型3和城镇样本模型4，可以看到，媳妇帮助直接降低了女性老人的死亡风险，但在农村样本不显著。同住且得到帮助的交互作用都不显著。ADL严重受损且得到帮助的交互作用表现为日常功能受阻严重、得到媳妇帮助的女性老人死亡风险较日常功能受阻较轻、不需要媳妇帮助的高，但这在农村也不显著。在其他控制变量中，除了房主变量都不显著以外，其余变量要么在总体样本中、要么在农村或城镇样本中显著。婆媳同住的单独作用在城镇样本中不显著，在总体和农村样本中表现为婆媳同住的女性老人的死亡风险比不同住的低。另外，低龄和有配偶的女性老人的死亡风险在3个样本中都表现为死亡风险更低。教育因素在农村作用显著，表现为受过教育的女性老人的死亡风险较没有受过教育的低。总体样本模型2表明城镇女性老人的死亡风险是农村的86%。日常功能受阻严重的单独作用以及患慢性病降低了女性老人的死亡风险，可能的原因是本样本较为特殊，为日常功能受阻且需要得到帮助的女性老人所致，具体的原因还有待于以后做进一步挖掘。健康自评好、经常锻炼身体和参加社会活动的女性老人的死亡风险都比各自参照组的要低。

总的来看，假设7和假设8得到了验证：与那些没有得到媳妇帮助的女性老年人相比，那些得到媳妇帮助的女性老人的死亡风险更低；与那些婆媳不同住的女性老人相比，那些婆媳同住的女性老人的死亡风险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