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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代际关系与老年人死亡风险

时间:2022-03-0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这一章中,上面几个小节分别从子代支持、亲代支持和代际互动三个维度考察亲子代际关系对于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也得到了一些结论。当模型1加入了frailty因子后得到模型2,6个核心代际关系变量除了物质互动以外,都在0.001水平上显著,但是探访的作用方向发生了逆转。从模型1和模型2系数绝对值大小来看,加入了frailty因子,各变量系数绝对值有增大的趋势。在模型2中,frailty因子显著地增加了老人的死亡风险。
亲子代际关系与老年人死亡风险_代际关系对老年人死亡风险影响研究

在这一章中,上面几个小节分别从子代支持、亲代支持和代际互动三个维度考察亲子代际关系对于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也得到了一些结论。在本小节,将把这三个维度合并到一个模型里,考察在彼此控制其他代际关系变量的情况下,得到某个代际关系变量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净作用。这么做的原因是考虑到代际关系的三个维度之间可能会有一些相关,例如子代向亲代提供生病照料、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会引发亲代给子代一些物质回报和家务支持,并且这些维度共同发挥作用也可能会对老年人的健康或死亡风险产生影响。

一、2002年代际关系与老年人死亡风险模型变量情况

这一小节使用的代际关系变量与上面几个小节的相同,都是二分变量且皆为时变变量。控制变量的设置也与上面几个小节的相同。各变量分布情况如表4.7所示。

表4.7 代际关系与死亡风险模型中2002年变量分布情况(单位:%)

续表

注:表中括号内为参照组。

表4.7显示,在核心自变量方面,生病时得到后代的照顾和经济支持的比例在七成左右、得到子女经常探访的比例高达九成多、做家务和与子女保持日常联系的老年人占半数以上、代际间有物质联系的比例约占1/4。因此,从2002年的样本分布来看,老人们得到来自子代的生病照料、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较大而他们对子代提供的家务帮助相对较少,代际间的互动除了日常联系还比较紧密以外,在物质方面的互动较少。但这只是2002年样本的静态分析情况,与前面几个小节对代际关系3个维度的动态描述分析结果并不相悖。

从控制变量的分布来看,在社会人口因素方面,样本中与子女同住的老人约占四成,并以高龄(六成多)、女性(五成多)、无配偶(六成多)、没受过教育(六成多一点)、房主为后代(六成多)以及居住在农村的老年人(将近六成)居多,这与我国当前老龄人口的分布实情相符。在健康方面,日常活动能力不受限制的老年人占七成以上,患慢性病的老年人占六成多,健康自评差的老年人略多一点,说明就总体而言,样本中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一般。在生活方式方面,以不抽烟、不喝酒的老年人为主(七八成以上),当前进行身体锻炼(三成多)和社会活动的(一成多)老年人也较少。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除了性别、教育、居住地和房主是时恒性变量以外,其余变量都是时变性变量。

二、亲子代际关系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

与前面几个小节相似,为了考察代际关系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边际影响,我们同时控制老年人的一些其他因素,并将社会人口特征、健康状况以及生活方式等变量分模块逐步引入模型考察这些因素对原关系的影响作用,得到表4.8的结果(出于同样的原因,这里只列出部分模型的结果,也没有列出标准误)。

表4.8 2002—2011/2012年代际关系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

续表

注:+<0.1;∗<0.05;∗∗<0.01;∗∗∗<0.001;为节省篇幅,LL值只精确到小数点后1位。

此表中各模型的设置如下:模型1是只包含代际关系变量的模型;模型2是包含代际关系及虚弱度因子的模型;模型3是包含代际关系、控制变量和交互项的模型;模型4是包含代际关系、控制变量和交互项、虚弱度因子的模型。

从表4.8来看,在没有加入任何其他控制因素的情况下,模型1的结果揭示,6个核心代际关系变量都对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构成显著影响,其中生病照料和经济支持表现为增加了老人的死亡风险,探访、做家务、日常联系和物质互动降低了老人的死亡风险。具体而言,生病时得到后代照料的老人的死亡风险是没得到照料的157%、得到后代经济支持的老人的死亡风险是没有得到后代经济支持的146%、经常得到子女探访的老人的死亡风险是没有得到子女探访的65%、做家务老人的死亡风险是不做家务的40%、与子女有日常联系的老人的死亡风险是无日常联系的65%、代际有物质互动的老人的死亡风险是无物质互动的82%。当模型1加入了frailty因子后得到模型2,6个核心代际关系变量除了物质互动以外,都在0.001水平上显著,但是探访的作用方向发生了逆转。这5个代际关系变量的具体作用表现为:生病时得到后代照料的老人的死亡风险是没得到照料的760%、得到后代经济支持的老人的死亡风险是没有得到后代经济支持的552%、经常得到子女探访的老人的死亡风险是没有得到子女探访的174%、做家务老人的死亡风险是不做家务的9%、与子女有日常联系的老人的死亡风险是无日常联系的22%。从模型1和模型2系数绝对值大小来看,加入了frailty因子,各变量系数绝对值有增大的趋势。在模型2中,frailty因子显著地增加了老人的死亡风险。从模型1和模型2的检验结果来看,卡方显著小于0.001,说明frailty因子是值得加入的。

当加入了一些控制变量和交互作用后得到模型3的结果。对比模型1和模型3可以看到,6个核心自变量中,生病照料的单独作用从模型1中的增加老年人死亡风险变成模型3中降低了老年人的死亡风险,且生病照料的交互作用显著,表现为与子女同住下得到生病照料的老人的死亡风险较不同住下的高。经济支持的单独作用依然表现为显著地增加了老人的死亡风险。探访的单独作用依然表现为降低了老人的死亡风险,但在模型3中其交互作用表明,与子女同住下得到子女探访的老人的死亡风险也较不同住下的高。可能的原因是这部分老人身体状况更不佳使然。

做家务在模型1和模型3中都显著表现为老人的死亡风险更低,在模型3中还表现为即使是在与子女同住条件下,坚持做家务的老人的死亡风险仍然比不同住的要低,说明了做家务对于老人健康的保护作用。日常联系在模型1和模型3中都显著,表现为与子女有日常联系的老人的死亡风险较没有联系的低。物质互动在模型1中显著,在模型3中却不显著,而且模型3中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说明考虑了一些控制因素之后,物质互动对老人的死亡风险不再具有显著影响。在其他控制变量中,除了房主、患慢性病、抽烟和喝酒变量不显著以外,其余变量都在0.1水平上显著。具体表现为在社会人口方面,同住的直接作用为降低了老人的死亡风险,高龄老人的死亡风险是低龄老人的261%、有配偶老人的死亡风险是无配偶的65%、受过教育的老人的死亡风险是没有受过教育的89%、城镇老人的死亡风险是农村的87%、日常活动功能受损的老人的死亡风险是不受损的146%、健康自评好的老人的死亡风险是自评差的80%、经常锻炼身体的老人的死亡风险是不经常锻炼的88%、参加社会活动的老人的死亡风险是不参加的77%。另外,通过逐步纳入的模型的检验,说明加入这些控制因素是值得的,能更好地拟合数据。

对比模型2和模型4,在引入了一些控制变量以后,可以看到,原来5个对老人死亡风险起到显著作用的代际关系变量出现了一些变化。生病照料在模型2和模型4中都直接表现为显著增加了老人的死亡风险,但在模型4中的交互作用显著,且表现为与子女同住下得到生病照料的老人的死亡风险比那些不与子女同住的要低。这一结果与一些学者从子女向父母提供生活照顾角度考察其对老年人的死亡风险的结果一致(Cornell,L.L.,1992;张震,2002;唐美玲,2005)。经济支持变量在模型4中显著地增加了老人的死亡风险。这一结果与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认为来自子女的经济支持对老年人的死亡没有造成显著的影响有所不同(张震,2002;张震,2004)。探访在模型2和模型4中都直接表现为显著降低了老人的死亡风险,这一结果与文献回顾中提到的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Neal et al,1998;唐美玲,2005;Silverstein et al,2010;王跃生等,2011)。但探访在模型4中的交互作用显著,且表现为与子女同住下得到子女探访的老人的死亡风险比那些不与子女同住的要高,这可能跟这部分老人身体健康更不济,需要得到儿女更多的探访有关。做家务在模型2和模型4中都显著表现为老人的死亡风险更低,在模型4中还表现为即使是在与子女同住的条件下,坚持做家务的老人的死亡风险仍然比不同住的要低,这与一些研究结果一致(Stoller,1985;Merril Silverstein et al,2006;Cong et al,2008)。日常联系和物质互动这两个变量都是在模型2中显著但在模型4中不显著,且在模型4中的交互作用都不显著,说明在控制了包含frailty因子在内的一些控制变量之后,反映代际互动的变量对老人的死亡风险不具显著影响,这一结果与一些研究结果认为代际的互动有益于老年人的健康有所不同(Stoller,1985;Cornell,1992;顾大男等,2006;胡军生等,2006;王萍等b,2011),可能的原因之一是这些研究多数关注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而非死亡风险使然,也可能是使用的数据或者控制的变量不同所致。在其他控制变量中,除了同住、性别、教育、城乡和抽烟变量不显著以外,其余变量都在0.1水平上显著。具体表现为在社会人口方面,高龄老人的死亡风险是低龄老人的4508%、有偶老人的死亡风险是无配偶的38%、房主为后代的老人的死亡风险是房主为自己的159%、日常活动功能受损的老人的死亡风险是不受损的3 225%、患慢性病老人的死亡风险是没有患慢性病老人的168%、健康自评好的老人的死亡风险是自评差的60%、不喝酒老人的死亡风险是喝酒老人的140%、经常锻炼身体的老人的死亡风险是不经常锻炼的66%、参加社会活动的老人的死亡风险是不参加的66%。另外,脆弱度因子显著地增加了老人的死亡风险。

对比模型3和模型4,可以看到,在考虑了frailty因子的模型中,绝大多数变量系数的绝对值要比没有考虑frailty因子的高。如果不算frailty因子,单是比较纳入模型3和模型4的26个变量,可以看到,有24个变量的系数绝对值在考虑了frailty因子后更高(城乡和教育变量除外)。另外,通过对模型3和模型4进行卡方检验,得知加入frailty因子是值得和合理的。因此,我们采用模型4作为最后的解释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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