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好利

进入古罗马之后，思想家大多对法律感兴趣，对政治心理学的问题则很少进行探讨。中世纪时期，基督教控制了整个思想界，由此人们探讨最多的是神性，个人的修行、国家的建设都以宗教为主要依归。文艺复兴开始之后，以神为本的观念逐渐向以人为本的观念过渡，有关人性的探讨也多了起来，由此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政治心理学命题，而这些命题基本上是建立在对人性论证的基础之上的，命题的内容也是基本类似的，即人性是好利的。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认为人性是好利的。他奉劝君主“务必不要对他人的财产虎视眈眈，因为人们忘记父亲之死比忘记遗产的丧失还来得快些”。因此，作为君主，要善于用物质利益来控制下属，许多君主不懂得这一道理，从而导致了自己的失败。他说：“许多君王常常把自己的财力都消耗尽了，为的就是获取‘慷慨’之名。到了最后，如果他们想保持住慷慨的名声，他就必须加重民众的负担，横征暴敛，只要能够获得金钱，一切事情都做得出来。这就使得民众开始仇恨他，而且当他陷入困厄之境的时候，任何人都不会敬重他。因为他所谓的‘慷慨’却损害了许多人，而受益者则只是很少一部分人，所以他必然是第一个遭遇困难的人，不论发生什么危险，他将先受其害。”^[8]在这里，马基雅维利认识到了君主首要的任务是协调好各个阶级之间的利益，而不是某个阶级的代言人。如果君主过于偏袒有权势的阶级，必然导致人民的反抗。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1469—1527）

作为君主来说，不但要懂得利益之间的协调，同时自身也要学会一些统治的方法。他指出，君主应该善于运用野兽的方法，应该效法狐狸与狮子：“因为狮子不能够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则不能够抵御豺狼。因此，君王必须是一头能认识陷阱的狐狸，同时又必须是一头能使豺狼惊骇的狮子。”既然人性是好利的，都只为自己着想，因此每个人在面临道义与利益的抉择之时，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利益。因此，作为君主来说也不要固守道义，而应唯利益是瞻：“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或者原来使自己做出诺言的理由现在不复存在的时候，任何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但马基雅维利又指出，当道义能够给自己的利益带来好处之时，君主又要善于伪装自己，把自己装扮成道德完美的化身，一方面表现出人性的一面，另一方面又显露出兽性的一面。这就要求君主在维护自己利益的前提下，性格是善变的。马基雅维利说：“你要显得慈悲为怀，笃守信义，合乎人道，清廉正直，虔敬信神，就像实际上就是如此。但是你同时要有心理准备：当你需要改弦易辙、反其道而行之的时候，你要能够并且懂得如何作一百八十度的转变。”^[9]

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对政治心理学的影响是深远的。他清醒地认识到了利益和心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对各个阶层利益调节的失衡是引起人民心理不满的最重要原因。他的人性好利论影响到霍布斯等思想家，他的有关君主心理的论述影响到美国学者巴伯（Barber）。巴伯认为，理想的领袖标准之一就是善于平衡各种关系，又善于见风转舵。更有学者像克里斯蒂（Christie）和盖斯（Geis），根据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总结出马基雅维利主义人格。

卢梭（Rousseau）是一位崇尚人性自然的思想家。在他的教育名著《爱弥尔》中，他向我们描述了爱弥尔由儿童逐渐长大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卢梭向我们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应该发展儿童的个性，尊重自然给予儿童的善良的禀赋，使他远离一切成见，远离一切不是以理性为基础的传统，从而最终把他培养成一个能够独立判断的人。^[10]

卢梭（1712—1778）

什么是人性的自然？卢梭强调了两方面：一是人的自我保存，二是人的独立判断的能力。他说：“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而且，一个人一旦达到有理智的年龄，可以自行判断维护自己生存的适当方法时，他就从这时候起成为自己的主人。”^[11]这种独立判断的能力从另一方面来说，也就是自由。卢梭把自由看作政治法的根本：“人民之所以要有首领，乃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自由，而不是为了使自己受奴役，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同时也是全部政治法的基本准则。”^[12]

因此，政治制度的确立取决于其与人性的协调程度。卢梭说：“使一个国家的体制真正得以巩固而持久的，就在于人们能够这样来因事制宜，以至于自然关系与法律在每一点上总是协调一致，并且可以这样说，法律只不过是在保障着、伴随着和矫正着自然关系而已。”卢梭认为，最好的法律不是形式上的法律，“这种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的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创制精神，而且可以不知不觉地以习惯的力量代替权威的力量。我说的就是风尚、习俗，而尤其是舆论；这个方面是我们的政论家所不认识的，但是其他一切方面的成功全都有系于此”。^[13]卢梭把与人性协调作为评判社会的标准，影响了后来的一些思想家，像弗洛姆等人就是从人性的角度来批判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辩护的。

霍布斯（1588—1679）

与卢梭一样，霍布斯（Hobbes）的政治心理也是以人性论为基础的。但人性的内涵却与卢梭的观点有所差别。他认为，人性除了安全的需求之外，还有利益和荣誉的需求。人们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或是自己的名誉，或是自己的安全而与他人发生争斗，这就是“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但在这种状态下，社会永无安宁之日，而每个人也无安全之感。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不得不做出牺牲，放弃自己的部分权利以换取和平、安宁。“我承认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并放弃我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与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这一点做到之后，就产生了国家。权力集中于这人或这个集体，即主权者。国家的本质体现在主权者身上，体现在“运用付托给他的权力与力量，通过其威慑组织大家的意志，对内谋求和平，对外互相帮助抗御外敌”。^[14]

霍氏之后的洛克（Locke）写了《政府论》一书，明确把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看作自然权利。他同样把人们对财产的拥有和追逐看作人类最基本的需求，需要国家在建立时予以保护。值得注意的是，洛克把自由和财产置于与生命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且自由和财产密切相关，即自由是与财产的拥有密切相关的，生命的保障也与财产相关。这些重要的观点影响了后来的思想家，也影响了后来的政治心理学者。所有的政治心理学者都承认人们对利益的追逐是基本的动机，在民主体制下的选民的投票中，对利益的考量是最重要的。有关这一结论的得出无不与上述诸多思想家对人性的探讨相关。

洛克︵1632︱1704︶

孟德斯鸠︵1689︱1755︶

孟德斯鸠（Montesquieu）反对霍布斯把人类的自然状态归于战争的说法，他认为早期人与人之间是和平的，只是人类在建立社会之后发生了改变，“人类一有了社会，便立即失掉自身软弱的感觉；存在于他们之间的平等消失了，于是战争的状态开始”^[15]。

这种战争状态要靠法律来制止。在不同政体下，法律有所不同，而人们的心理也有所不同。在民主政体的国家里，执政者本身也要服从法律，并承担法律责任。在这样的国家里，道义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此，民主政体国家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品德。在贵族政体中，贵族本身形成了特殊集团，他们压抑他人，但抑制自己却是困难的。因此，贵族政治也需要品德，但孟德斯鸠认为，他们并不是绝对地需要它。在贵族政体社会中，贵族本身对自我的节制才是其政治的灵魂。在君主社会里，缺少品德的动力，但却获得了另一动力，这就是荣誉。因为有君主政体就要有优越的地位、品级，甚至高贵的出身。而且在君主政体的国家里，野心使君主政体活跃而有生命。在专制社会里，每个人对于专制者来说，都变成了奴隶。什么品德、节制、荣誉都是无所谓的东西，“在那里，人的命运和牲畜一样，就是本能、服从与惩罚”^[16]。

以上有关政体的论述，应该属于社会环境对人的政治心理影响的范畴。不但如此，孟德斯鸠作为地理环境论者，还论述了自然环境对人的政治心理的影响。气候不同，人们的心理就会有所不同。“炎热国家的人民，就像老头子一样怯懦；寒冷国家的人民，则像青年人一样勇敢。”而且生活在寒冷国家的人民，对快乐的感受性是很低的。“在温暖的国家，人们对快乐的感受性就多些；在炎热的国家，人们对快乐的感受性是极端敏锐的。”具体到国家来说，孟德斯鸠认为，印度人天生就没有勇气，虽然他们有极大的毅力但非常软弱，而东方国家的人民则精神懒惰。^[17]

黑格尔（1770—1831）

黑格尔（Hegel）认为人性的内涵是丰富的，“人生来就有对权利的冲动，也有对财产、对道德的冲动，也有性爱的冲动、社交的冲动，如此等等”。在这些冲动中，黑格尔强调了对财产的冲动，他认为财产与人格的独立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也是不可转让的。他说：“那些构成我的人格的最隐秘的财富和我的自我意识的普遍本质的福利，或者更确切些说，实质性的规定，是不可转让的，同时，享受这种福利的权利也永远不会失效。这些规定就是：我的整个人格，我的普遍的意志自由、伦理和宗教。”^[18]

维护人的私有财产，强调人格的独立性，这显示出了黑格尔思想民主的一面，但是在探讨国家、民族时，却表现出了明显的种族主义倾向。他认为哲学的最高本质是绝对精神，它又表现为民族精神即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是民族发展的动力，但是民族文化程度不同，民族之间的权利也会有所不同。“文明民族可以把那些在国家的实体性环节方面是落后的民族看做野蛮人（如游牧民对待狩猎民，以及农业民族对待前两者，等等）。文明民族意识到野蛮人所具有的权利与自己的是不相等的，因而把他们的独立当作某种形式的东西来处理。”^[19]黑格尔认为，最能够体现世界精神的民族就是统治民族，而在当今社会中，世界精神在日耳曼民族身上得到了最完满的、最高的体现，日耳曼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居于领导地位的民族，而其他民族在世界史中只起着从属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