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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媒介与文化身份认同”的研究

时间:2022-03-0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第二种观点认为媒介不利于文化身份认同的建构,媒介可能导致文化身份认同的消减、分散等危机。而反之,忠诚度与好感度又会影响受众的文化身份,因此他们认为应当将媒介与文化身份认同的焦点放在媒介与受众关系的建构上。2.媒介认同与移民文化身份认同的相互建构不少研究结果表明,媒介对移民文化身份认同的建构是多领域、多元化、多维度的,可以体现在语言、文化、制度、社会经济运作等
有关“媒介与文化身份认同”的研究_媒介与移民文化身份认同的建构:以澳门内地移民为例

一、媒介对受众文化身份认同的建构

1.媒介对普通受众文化身份认同建构的影响方向

从传播者的角度来看,移民既是媒体的普通受众,又是一群有着特殊文化需求的受众。关于媒介是否有助于受众文化身份认同的建构,在学术界呈现出三种不同的观点,并分别有不同的量化与质化的实证研究成果。

第一种观点认为媒介有助于受众文化身份认同的同化。其中,李丁赞、陈兆勇以调查和访谈的方式研究了台北县某高中一年级的日剧文化认同(陈兆勇,1997,p.78),张国良、陈青文、姚君喜对650个来自48个国家的外籍汉语学习者媒介接触的量化研究(姚君喜,2011,p.79),都支持这种观点。

第二种观点认为媒介不利于文化身份认同的建构,媒介可能导致文化身份认同的消减、分散等危机。李月莲以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传媒教育为个案,结合历史社会学的概念和方法进行内容分析和深度访谈,表明“媒体再现”引发了文化认同危机,支持了这种持反对意见的观点(李月莲,1998,p.80)。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不同的媒体形态对文化认同产生不同类型的影响。冉华、邓倩对200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从量化数据上表明互联网使用行为与大学生文化身份认同之间存在着较显著的效应关系(冉华、邓倩,2012,p.81)。

2.媒介接触对普通受众文化身份认同建构的影响

媒介可提供大量的信息,长期接触媒介,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的文化认知、情感、行为等,从而影响他们的文化身份认同。其中张国良等还提供了较好的测量方法和支持性观点。张国良等将文化认同归纳为三个阶段:认知阶段,基本了解对方的文化;情感阶段,喜好对方的文化;行为阶段,参与或模仿、学习对方的文化。媒介接触对文化认同产生影响的测量领域包括:语言文化、旅游文化、传统文化、现代文化、流行文化、都市文化、饮食文化、国家民族等21个方面。测量结果证明了媒介接触对文化认同显著相关(张国良等,2011,p.82)。

3.媒介与移民受众适应融入本地的关系

已有不少研究者从媒介技术(郑素侠,2013,p.83)、移民心理需求(Anthony B.Chan,1991,p.84)、媒体对移民社区的影响(周敏,蔡国萱,2002,p.85)、媒体对移民的原生国文化形象认知与传播(林逢春,2013,p.86)、族群认同(李南,2012,p.87)等领域的研究显示媒介对移民融入本地有积极作用。其中,周敏、蔡国萱(2002)、邹胜(2013)、郑素侠(2013)的研究从研究方法上来看是最有说服力的。

周敏、蔡国萱通过大面积的对美国的华文印刷媒体和电子媒体(包括报纸杂志、电视节目、电台节目、互联网网页)的内容分析以及对华人社区,对华文报社记者、电视电台的节目制作人读者、听众、观众小样本调查和访谈,表明华文媒体对移民适应新环境和新生活所起的正面作用远大于负面作用,是走向美国社会的一条捷径,有利于移民向上流动(周敏、蔡国萱,2002,p.88)。

邹胜对《今日美国》和《世界新闻报》采用批评性话语分析和系统功能语言学方法进行研究,认为华文移民媒体建构的社会图景给华人群体提供了一个更好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台阶,是沟通华人群体与美国社会、政府,获得话语权的重要桥梁(邹胜,2013,p.89)。

郑素侠分析了欧洲CHICAM(Children in Communication about Migration)项目计划。该项目选择英国、意大利、瑞典、德国、荷兰、希腊等6个国家为试点,通过大型的跨国研究,分别建立了面向10-14岁不同年龄移民儿童的媒介俱乐部(media clubs),开展“认识媒介”与“制作媒介”的活动。研究最后证明媒介技术在促进移民儿童融入当地社会方面确有作用(郑素侠,2013,p.90)。

二、文化身份认同与受众媒介认同的互动影响

1.受众的文化身份认同与受众和媒介的关系正相关

许多研究者认为,受众所拥有的文化身份认同会影响他们的媒介选择,从而影响受众对媒体的忠诚度与好感度。而反之,忠诚度与好感度又会影响受众的文化身份,因此他们认为应当将媒介与文化身份认同的焦点放在媒介与受众关系的建构上。例如媒介与受众关系的情感亲密度、受众对媒介的接触难度和频次,媒介对受众潜在文化心理的满足度、对受众观看方式的迎合与体贴度等。

在这些观点中,传播学领域的重要学者Giomi(2005),Castelló(2010)的实证研究和麦奎尔(2010)的理论都做出了较好的阐明。

Giomi在研究中发现受众文化身份相对于节目的成功有密切的关系。他采用文本分析和受众接受度分析的方法考察了意大利本土最流行的《肥皂剧》(Vivere),认为此剧的成功在于,它命中了意大利受众的文化身份认同上的收视偏好,它并没有采用好莱坞式的故事元素,而是植根于意大利观众土生土长的共享的社区文化,让他们透过节目能表达真实的自己(Giomi,2005,p.91)。因此,他强调媒体要建构受众的文化身份认同,需要预先了解他们的文化习惯、文化身份与相应的收视习惯。

Castelló的研究则强调了媒介在生产中对受众的文化身份亲近性所包含的综合性因素的整合与建构。他通过对电视文本的解读,深度采访节目的生产者和焦点小组观众,表明观众喜欢与自己文化身份接近的电视剧,节目生产者在生产阶段或生产水平上要使其在社会和文化的话语上都被认为是具有“亲近性的”。但是他认为受众对节目亲近性的文化身份认知并不仅仅是国家的、文化的或语言的,还包含教育的、认知的、情感的因素和与观众的直接相关的周围环境等方面(Castelló,2011,p.92)。

麦奎尔认为,个人所持有的文化身份认同会表现出对媒介不同的认同度,产生不同的媒介关系取向,如联系或者喜欢、涉入、准社会互动、互动、喜爱、身份认同、沉迷、“粉丝”等。媒体与受众之间关系的亲密程度、媒介与个人的交互作用会影响媒介对受众的身份认同,例如自我参阅、探索现实、强化价值等(麦奎尔,2010,p.93)。

2.媒介认同与移民文化身份认同的相互建构

不少研究结果表明,媒介对移民文化身份认同的建构是多领域、多元化、多维度的,可以体现在语言、文化、制度、社会经济运作等多个生活领域(周敏、蔡国萱;2002,p.94)。但是移民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移民所具有的文化身份也影响着移民的媒介选择、媒介接触和媒介认同。一些学者对不同类型的媒体如平面媒体、电子媒体进行了研究,其中Anthony B.Chan的研究发现十分具有意义。他在《电视与旅居异国的香港移民》一文中发现,移民倾向于收视与自己原生文化接近的节目,电视有助于移民对原生国文化身份认同的塑造。他以加拿大人为例,认为移民收视华语电视节目,并不是为了改变他们原有的文化身份,形成加拿大人的身份,而是通过在加拿大电视台播放的中国节目,对原有身份的重新包装,“它给香港华人维持自己的文化背景加强动力。新加拿大人经调整,具有了新的语言文化和社会精神气质,因而成为具有侨民居住身份或持加拿大护照的香港人”(Anthony B.Chan,1991,p.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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