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工与媒体

大量的研究从各种角度考察了中国国内的移民群体,包括从空间、阶层和性别斗争的视角出发的研究(例如,潘毅等,2009;潘毅、任焰,2008;Gaetano& Jacka,2004;Pun,2005;Pun&King-Chi Chan,2008;F.Xu,2000;L.Zhang, 2001)。但是,绝大多数涉及媒体和移民的跨学科的研究文献关注的主要是跨国语境下的移民政策和散居族裔身份认同问题。相对来说,较少有研究专门探讨一个特定国家(如中国)内部的媒体和跨地区移民之间的关系。考虑到城乡之间由于户口制度所造成的发展差距和公民权差异,中国农民工议题日益引起中国和国际媒体与学术界的关注。与西方国家的新移民所遇到的问题相似,由于在户口制度下无法获得完整的城市公民权,来自中国农村的农民工群体发现将自身融入城市社会并消除城里人的负面看法非常困难。其他议题包括媒体和其他文化制度在移民群体建构稳定身份认同中遭遇的困难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文化上和制度上被建构为从属性“他者”的农民工群体与户口制度所垂青的“上等”城市主流社会之间的冲突。围绕这些议题,在诸多论者中,李艳红(2004,2006,2007a,2007b)和孙皖宁(Wanning Sun,2004,2009)从不同的路径出发,分别研究了媒体在农民工的利益表达与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其研究中,李艳红采用了哈贝马斯式的规范化观点,把媒体视为受限的公共论争和利益表达的“公共”领域,以此来考察媒体如何维持有限的新闻专业主义追求和政治底线之间的平衡,报道和描述重要社会事件中的农民工,评价媒体是否为不同的言说者提供了足够的和公正合理的言论空间。这些言说者参与到公共表达之中,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基本经济、社会和政治公民权的再分配政治,以及身份建构的承认政治。她得出结论认为,尽管受到国家、市场和城市主流社会的限制,改革时期的媒体,在倡导农民工的民权、社会平等、身份认同和尊严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一个推动力的作用,由此促进社会和制度朝向一个更加开放和自由的方向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改革时期的中国媒体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宣传工具,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它们已经成为自由派学者所谓的“意见的自由市场”。正如李艳红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执政党-国家和市场力量所扮演的角色远比任何一元的方法所设想的情形要更为复杂。市场化条件下媒体事件的灵活性,意味着媒体机构的行动者不是主导性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彻底被动的接收者。相反,在特定条件或社会经济与文化相勾连的情况下,媒体从业者能够对社会所渴望的正义和平等作出积极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经济决定论色彩的媒介政治经济学模式,被探讨国家、市场和媒体三角关系的更为动态和相互构成的方法路径所取代(李艳红,2004,页299-307)。

比较而言,孙皖宁(W.Sun,2009)在她关于城市保姆的研究中,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出发,对中国城市的保姆这一打工群体的媒介使用和社会边界建构进行了人种志研究。她将这些保姆称之为“亲密的陌生人”(页9)。这个研究被视为是“从大众媒体的日常生产和消费视角出发的,第一个系统的著作篇幅的对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国内移民群体的考察”,阐明了“强化贫富、男女和城乡不平等的边界的文化政治,是如何铭写在处于屈从地位的城市移民身上的”(页i)。这一研究与贱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11]的传统相关,在宏观的社会经济变迁语境之下,主要探讨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媒体与文化生产、消费实践和日常政治。根据孙的看法,虽然歧视性的户口制度在改革时期有所放松,但在城市公民权的物质和象征层面,它依然把移民人口定义为无权享有这些权利的他者。移民他者因此不仅在空间上遭遇排斥,同时这种排斥也是文化性的和政治性的。

就媒体生产来说,媒体对城市雇主和被边缘化的移民“他者”的再现是不对等的。大量媒体空间用来报道亲密的陌生人“侵入”家庭空间给城市人带来的不确定性和焦虑。而“这些移民他者所不断经历的平凡但却意义重大的边缘化和疏离感,却很少提及,更不用说能够被理解了”(W.Sun,2009,页2)。通过对这些保姆的日常生活及其在媒体和其他文化形式中的话语呈现方式的深描,孙指出,尽管户口制度的严格程度有所放松,但户口制度带来的“象征层面的排斥和边界维持”从未真正的放松过。她写道(W.Sun,2009,页8):

媒体故事、电视剧、卡通等各种话语资源,都被用来维持或重塑先前在地理层面上维持的人与地点的“常识性”意涵;在一个日渐容易渗透到移民过程中的物质环境中,一种新的利益、需要和权利的语言形式逐渐发展出来,以回应城市居民勾画和保护其身份地位“领地”的持久需要。

就农民工群体的物质和象征消费来说,孙考察了城市中产阶级身份,以及农民工的无城市公民权身份,是如何在他们不同的日常消费活动中得到反映和建构的。这些消费活动反映了今日中国消费主义的一个核心逻辑:“消费权利与一个人的权利和需要通过语言被合法化的程度相关”(W.Sun,2009,页121)。尽管受到物质和象征层面的局限,作为消费主体的农民工群体,参与到日常生活中与城市主流社会之间展开的活跃协商,并通过个体的细微的策略形式,挪用他们所能利用的城市空间。

除了上文所述的这些代表性的研究之外,其他中国学者所开展的与媒体和跨地区移民问题相关的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几种路径。第一种是从传播技术与社会发展的视角出发展开的研究,目的是寻求在农民工群体中的传媒素养或知识扩散,通过媒介和其他信息技术的使用促进社会网络建构和城乡融合的效果(例如,李红艳,2009;刘娜,2008;汤晓羽,2005;杨善华、朱伟志,2006;周葆华,2010;周葆华、吕舒宁,2011)。这些研究大体上遵循了发展传播学或实证主义传播学的使用与满足研究范式,强调媒介技术在促进边缘化人群发展和社会整合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其中,周葆华等(周葆华,2010;周葆华、吕舒宁, 2011)在关于农民工媒介使用的系列量化实证研究中,以问卷或电话访问调查数据为基础,系统考察了农民工群体对新旧不同类型媒体的接触习惯、使用特征、对媒体内容的关注度和评价,以及这些方面与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化和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之间的关系,并据此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与此相比,李红艳(2009)的研究则从乡村传播学的角度出发,更为系统地对流动人口与市民、流动人口与管理组织、流动人口与大众媒介的功能三个层面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其他此类研究,大体上采取了类似的研究方法,其所得出的研究结论也大体上相近。总的来说,这些研究中存在的一个共同的问题是都采用了相对较为简单化的实证主义的媒体中心主义观点,而没有考虑到更为复杂的制度结构以及文化过程的要素。

另一路径的研究大体上是与主流中国媒体对农民工群体的扭曲再现有关(例如,陈红梅,2004;陈文高,2007;高剑宁、祁媛、梁兰,2006;刘隽,2008;乔同舟、李红涛,2005;许向东,2009;许学峰、任孟山、武闽,2009;张鹏,2006;周葆华、吕舒宁,2010)。这些研究大多通过内容或文本分析,对媒体文本再现中的农民工群体的形象、消息源的不公正分布、对农民工相关政策议题的媒体报道的匮乏,以及媒体话语中的刻板印象,进行批判,并分析这些不公正的媒体再现对农民工群体的利益表达与边缘地位的负面影响。但这类研究大多存在一个问题,即它们以过分简单化的实证主义逻辑为基础,将媒介再现视为简单的对或错,认为存在一个“正确的”或“准确的”边缘群体的媒介镜像,而不是考察现实的社会建构过程中相互竞争的复杂话语过程。在理论和方法论框架层面,这些研究大多只是局限于对文本做片段式描述分析,而没有提出具有理论价值的问题。同样缺失的还有一个切实可行的研究设计,这样的研究设计不仅应当包含对文本和话语的微观层面的考察,同时也包含中观层面的制度和宏观层面的广泛的社会语境的考察。因为,对文本和话语再现的深度阐释离不开这些言语结构所处的语境和制度背景。

总之,上文提到的话语导向的研究的一个共同的不足之处,就是它们都没有能够从历史维度出发,考察中国语境下流动性和移民的媒体建构,特别是在福柯的谱系学意义上(Foucault,1977,1980,2002a,2002b),考察关于农民工的话语如何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正是这些变化,反映了不同历史语境下特定的知识-权力关系的演变。同时,各类不同的研究媒体和移民议题的方法之间应相互取长补短,以实现对话语统治方式及其制度背景的更全面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式的媒体制度研究路径,如果能够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建构的宏观过程,那么将会对话语实践及其意识形态后果保持更为敏锐的观察力。同样,日常互动和权力斗争的文化研究方法,如果能够置于历史制度框架的语境之中,那么将会在解释社会主体能动性的策略性和创造性层面更具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