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打基础”

再议“打基础”——上医80华诞随笔

张锦生

值此母校80华诞，我在想：上医有什么值得怀念的？可以列举十几条，如上医是国人自主办校的著名的高等医学院校；上医有名师、大师，拥有16位一级教授；上医主编的高等医学教材数量名列前茅；上医校友中有43名两院院士；过去大多数医学院校的各学科带头人均毕业于上医或在上医进修过，可谓桃李满天下；上医毕业的学生成为卫生部部长、国家领导人，等等。我在上医求学的时间不短，6年本科，3年硕士，3年博士，对母校可谓情有独钟。

那么上医给我们这些莘莘学子留下了什么？我常常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母校“夯实基础，治学严谨”的学风让我受用一辈子。说起老上医毕业的学生有什么特点，医学界都会这样评论：基础扎实，思路宽广，发展后劲足，容易培养为业务骨干。做个医生不能不夯实基础，做个好医生更不能不夯实基础。我入学时的基础部，可谓名师荟萃，阵容强大。人体解剖、组胚学有王有琪、齐登科、郑思竞等教授；生理学有徐丰彦教授；药理学有张昌绍教授；生化有李亮教授；病理解剖学有谷镜汧教授；病理生理学有朱益栋教授；医学微生物学有林飞卿教授；法医学有陈康颐教授……在教学上，老师们非常强调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尤其是在1963—1964年卫生部教改试点后，更强调三基。那时，听老师的课就是一种享受。记得张镜如老师给我们上感觉器官生理，将枯燥无味的内容以生动有趣的方式娓娓道来，一下子就吸引了我，看起来如听故事，但讲课思路异常严密，逻辑性极强。另外，老师也非常重视培养我们获取知识的能力，鼓励我们独立思考，除了精读教材外，要我们阅读课外材料，尤其是国外原版教材，如病理的“Boyd”，解剖的“Grant”等。生理老师还辅导我们阅读文献，并要求我们写摘要。在教学方法上，也是灵活的，强调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学病理解剖学时，老师将病理尸检的具体材料（标本和切片）和简要病史提供给我们，要我们对病变作出诊断，并讲出各病变的发生、发展和因果关系。为了培养我们的科学思维，纠正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医学微生物、病理解剖学等还试行开卷考试。乍听说要开卷考试，我们都以为可以松一口气，谁知出的题目非常活，内容全在书中，答案却在书外，思路清晰的同学，胸有成竹，平时死记硬背的人却慌了手脚。三年基础部的学习，使我打下了较扎实的基础。

正当我们要进入临床学科的学习时，毛主席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全国开展“四清”运动。我们68届和69届的学生开赴青浦参加“四清”工作队，先是在城厢镇轮船站，后在清澈见底的淀山湖边的商塌公社（现在的青浦区商塌乡）渡过了难忘的一年。接着是“文化大革命”，停课闹革命，人生中最宝贵的三年就这样白白地流走了。临毕业前几个月，才匆匆地在中山医院实习了一下。在外科实习时，印象最深的唯一一次手术竟有幸在汤钊猷院士带教下，完成了一个Burger氏病的足截肢手术。在“全国一片红”的分配政策下，我被分到陕西省安康专区汉阴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经过一年插队落户劳动锻炼，最后到了位于汉水之滨的汉阳区医院当医生。说是区医院，实际是位于庙宇样房子内的一个诊所而已，七八个人，十多间房子，除了听诊器，没有任何设备，做不了三大常规，更不用说X线检查了。我们那个区距县城130里，要翻海拔1 800米的凤凰山，很多急需手术抢救的病人只能听天由命。由于我在上医学习期间打下了较扎实的基础，自学能力强，很快在那里开展了手术。记得第一个手术是嵌顿疝引起的急性肠梗阻，我既当麻醉师，给病人做了腰麻，又是主刀医生。手术顺利，病人转危为安。一炮打响使我在那里有了一点名气。我是名副其实的全科医生，内、外、妇、儿、皮肤科、口腔科，样样都要看，较扎实的人体解剖学知识让我受益匪浅，能较好完成神经阻滞麻醉开展了无痛拔牙，而且用长效麻醉药还可以对急性牙髓炎进行止痛，俗话说“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能一针止痛，在当地群众看来似乎有点神。另外，臂丛阻滞、硬膜外麻醉等都是没有上级医生指导，凭着在上医学得的医学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在充分考虑到风险的情况下，小心而大胆地开展起来。在诊治常见病、多发病的实践中，掌握了处理大叶性肺炎、呼吸衰竭、小儿麻疹合并肺炎、重症肺结核、结核性脑膜炎、急腹症、下腹部手术、难产、急性溶血性贫血（蚕豆黄）、休克、创伤等危重病症。这一方面是形势所逼，当时我是医院学历最高的人，理所当然要承担诊治的重任，加上交通不便，转院是不可能的，只好硬着头皮上；另一方面上医教给我扎实的基础，正确的思路，有能力处理好较复杂的病情。

在1978年考研时，也是凭着这些老本，居然还争了个学科第一。进了上医读研究生，导师和其他老师的严谨学术风气更感染了我，我的导师应越英教授手把手地教我如何做尸检、如何观察手术标本及取材，她那一丝不苟的作风使我终生难忘。她常说一例尸检就是一个科研题目，要我们用科研的精神去做好每一例尸检。在学术上，都是以事实为根据，在结论中，从不说过头话。

现在我自己也是一位教师了，如何把上医这些传统继承发扬，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不仅在课堂上以身说法向同学灌输基础的重要性，在上课时，还尽可能将病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讲清楚、反复讲、前后联系，启发同学应用学到的理论知识，尤其利用临床病理讨论这一教学阶段，鼓励同学积极发言，运用病理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结合临床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同学们反映较好。目前，社会上急功近利思想泛滥，学术上也不乏急于求成者，甚至造假，没有了科学精神和严谨的学术风气，后果将是不堪设想。在此上医80华诞之时，回想在上医求学的最大收获，就是母校给我们的“夯实基础，治学严谨”的学风和学术之风。虽然，现在说这话有点不合时宜，但我相信，真正的科学是离不开严谨两字的。高楼大厦起于基础，我校正在进行通识教育的大讨论，我想“夯实基础，治学严谨”也应是通识教育的一部分，是目前特别应该提倡的。

作者张锦生，病理学教授。1968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1981、1985年分别获上医硕士、博士学位。曾任上医基础医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