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人的上医情

三代人的上医情

张永信　周剑萍

每当我们与国内外的同事、朋友交流，谈起家中祖孙三代有7人毕业于上医的家事，大家都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和热情的赞许，我们也颇感自豪。

三代人在上医读书，前后跨越60余年，尽管母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是我们的上医情结始终未变。

我的父亲（公公）张家吉在上个世纪40年代从江苏南通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上医，1946年毕业。先后在中山医院、华山医院内科工作，1953年调华东医院从事心内科高干保健工作，上医校史馆中至今还陈列着一张他当年为陈毅同志看病的工作照。

父亲一辈子热爱医学，敬重上医。他期盼着子孙也有机会进上医，在高等医学学府里深造，今后能像上医前辈一样为广大病员解除疾苦。

我从小患哮喘，体弱多病，初中起，父亲就手把手地教我打针。平时书包里备了一副消毒过的针具，一旦哮喘发作我会利用课间休息躲进厕所间打针，学会自己救自己。在父亲的影响下，我对学医产生了特殊的兴趣，1960年考进了上医，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父亲为此十分高兴。

此后，父亲给我讲更多的上医故事，基本上我学到哪门课，就介绍教那门课的名医名家。记得上病理解剖时，父亲告诉我，谷镜汧教授留学归来不仅带回学问，而且省吃俭用带回一套解剖尸体的器材。果然，我看病理尸解时，老技术员指着开颅用的固定钳说是谷老从德国带回来的，几十年一直在用。谷教授做尸解时不戴口罩，他解释这便于闻气味，有助于正确判断病变的性质。尸解结束缝合切口时，谷老严肃地强调，病人为了医学发展，将遗体贡献给我们学习研究，因此我们要尊重病人，也要尊重尸体，决不允许随便填充尸体空腔。他转口又风趣地说，我也将捐献遗体，今后你们不能粗鲁地对待我哦！这场面深深地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一生难忘！

当然，父亲给我讲得最多的上医前辈是颜福庆院长，使我感悟上医崇高的社会形象和艰辛稳步发展中包含着颜老毕生的心血。父亲说，等你到医院实习，会看到连病人盖的军毯都是颜老想方设法从社会上募捐来的。在父亲心中深藏着对老院长的无限崇敬。

我进临床实习后，家中如有朋友、亲眷因病来咨询，父亲总是带着我一起问病史，做体检，反复提醒我，上医重视基本技能，从现在起主要从病人身上学知识。我感到惊讶，怎么父亲讲的和学校里的老师要求一模一样。为了顺应临床的需要，改变过去从书本上学习的方法，父亲还抽空亲自到我班，跟同学座谈，教我们如何结合实际学习。

我们正是从上医一栋栋琉璃瓦顶的大楼，从一位位德高望重的教授专家的功德中领悟上医的传统，接受校风的熏陶。

大学毕业后，我们响应党的号召，为改变农村缺医少药面貌奉献了青春，也经受了人生磨炼。在遥远的贵州山区，我与志同道合的校友周剑萍结为夫妇。这对“文革”期间正遭受迫害的老父亲是极大的安慰和激励。

山区生活艰苦，工作繁忙，我们的两个儿子出生后都放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孩子从小玩耍少不了戴着听筒给娃娃检查，拿着针筒抽药水给娃娃打针。受潜移默化的影响，促使第三代先后报考上医。医生是个终生辛劳的职业，并不会像有的职业热门，可是我们家因为有着深深的上医情结，后来先后进入这个医学世家的两个孙媳妇也是上医人。

上医所以能具有磁场般的吸引力，是因为她培育的人才乐为解除病家疾苦奉献一生；是因为她倡导严谨求实的学风，一代一代相传不走样；是因为她拥有的名医名家受病家信赖，受同行的敬佩。

在不同年代，我们几代人受母校培育之恩没齿难忘。我们这一代是坎坷曲折的，但有母校的关爱，我们幸运地获得了许多珍贵的培养机会。“文革”结束后母校张开双臂欢迎我们。在老师们的热情鼓励下，我们听从祖国召唤，36岁双双考回上医攻读研究生，毕业后都留在附属医院工作。以后，两人又先后被公派出国进修，母校又一次为我们创造了良好的深造条件，使我们能承担起本专业领域承上启下的重任，双双都成为了博士生导师。

我们的下一代是沐浴春风的最幸福一代，兄弟俩本科毕业后都获得了继续深造的机会。大儿子张成钢本科毕业后攻读手外科临床医学博士，又被公派到瑞典学习，已获得国内医学博士和瑞典副博士学位。小儿子张成锋是初中毕业直升高中，高中毕业又保送进上医的幸运儿，本科毕业后在附属医院工作一年，考上在职研究生，正在攻读皮肤科博士学位。我们俩没有机会读博士，但儿子们做到了。

时代在发展，条件在变化，但永远不变的是我们对母校的爱戴和感恩。值此母校80华诞庆典，我们衷心祝愿母校繁荣昌盛，永铸辉煌！

作者简介：

张永信，教授，华山医院医学教育研究中心主任。1966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1982年在上医获硕士学位。曾任华山医院党委书记等。

周剑萍，教授。1966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1982年在上医获硕士学位。曾任上医妇产科医院院长、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上海市人口计生委主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