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 上海医学院学习时的回忆一事

上海医学院学习时的回忆一事

时间:2022-05-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942年下半年圣约翰大学也被日军接管,在抗日情绪下,我考入上海医学院,才算得到正规的学医机会。我虽然就读上海医学院不过3年,但实际的医学知识,从生理、病理、药理、微生物、各科临床包括实习前的见习都是在上医完成的。上医的学风和教学精神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然而这一段学生生活与所反映的上医学风,始终是我最愉快的回忆与骄傲。1946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

上海医学院学习时的回忆一事

张金哲

“Intern’s Pocket Book”(实习医师手册英文版)1945年3月由上海医学院35班(35班原意是“民国35年毕业班”,即应于1946年6月毕业的一班学生)同学编著,张金哲主编,上海太平印刷公司承印。1947年上海龙门书店影印再版,行销全国。这是我在上医学生时代一件非常值得纪念之事。

我是1943年通过考试被上海医学院录取为“35班”二年级插班生。当时校址在华山路红十字会第一医院,院长是乐文照教授,教务长是张鋆教授。我个人的学习经历比较坎坷。1938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医预系,1941年考入北平协和医学院。只读了3个月,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与协和被封闭。听说我在日军黑名单中,春节初二连夜只身逃亡上海,持协和介绍信投奔上海圣约翰大学借读。1942年下半年圣约翰大学也被日军接管,在抗日情绪下,我考入上海医学院,才算得到正规的学医机会。1945年日本投降,我回到北京中和医院(原协和部分老师聚集处)作毕业实习。1946年6月应该毕业,因为战乱年代联系困难,我始终未拿到毕业证书。直到1996年才由学校附属儿科医院郑珊教授替我向母校申请补发了一个毕业证书,难能可贵,她还找了一张我在校时的头像。这个证书也成了我珍藏之物。

我虽然就读上海医学院不过3年,但实际的医学知识,从生理、病理、药理、微生物、各科临床包括实习前的见习都是在上医完成的。上医的学风和教学精神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当时办校非常困难。学校从地下转为公开,政治上要抵制日伪压力,物质上没有校舍,教具贫乏,但是教学要求严格,全部课程包括自由讨论均用英语。学生都是走读,但凝聚力很强。我们班级共26人,正副班长分别为杨海源、夏定威,每周组织学术报告、文献会、文体活动。对外来的几个插班生同样团结,毫不排外。我课外兴趣较广,在上海又无家,参加京剧社,我能拉能唱,很快得到刘贻芳等同学及薛邦琦教授等的特殊关照。我也喜欢运动,在全院运动会上,我和李其学代表我班赢得了羽毛球双打冠军。我当年的考试成绩列第二名(第一名刘贻芳,第三名孙曾一),大家推选我为班会秘书。Intern’s Pocket Book就在这种条件下产生。

编写Intern’s Pocket Book的动机,是因为同学们开始临床见习(不住院的实习医生,但也轮流值夜班)。初次接触病人,毫无经验,于是在班会上提出每个人把第一轮的工作常规与个人经验记录下来,集中整理,以供下一轮的实习生参考。每个人写好后进一步加工整理成册,对明年实习也有帮助,并且对下一班同学也有用。这一倡议立刻得到全班的拥护,公推我做主编,决定出版Intern’s Pocket Book。初步编写计划送交学校领导审阅,立刻得到支持。张鋆教务长对我说:“你们这是前人种树,后人看花,是大好事。”选我做主编只因为我是班会秘书。事实上一个流亡学生,初到上海,人地生疏,学生出书谈何容易。使我有信心接受任务,主要是上医的团结学风与班会的凝聚力激励作用。具体工作靠大家分工:裘麟跑出版社,拉广告;夏定威多方筹款,寻求赞助;全班同学人人找材料参加编写;王之桐与高班同学牛宝成作英文总校正。当年寒假都不休息,我也未回北方。终于在1945年初完成出版,因限于经费,当时只印了300册。由学生自发组织编书并出版,使每个参与者都得到了锻炼,这在当时已是了不起的胜利。记得当年为了筹款,我们曾到德国拜耳药厂拉广告,当时希特勒尚未垮台,接待人神气十足地训斥我们说:“你们的书只印几百本,有多少广告作用,要一群不懂事的孩子为我们世界第一大药厂做广告,岂不是笑话。”我们只好怒目而视,拂袖而去。为了筹款,夏定威托朋友请了一个木偶剧团,又通过震旦大学一个同学免费借了震旦大学的礼堂,在一个星期日上午举办一次筹款义演。同学们纷纷推销戏票,参加服务。特别是女同学身着节日新衣热情服务。筹款虽然不多,对我们来说还是很有帮助。更可贵的是通过这次规模性活动,使同学们更加关心这本书,更加关心集体,更加巩固了团结。本书印成之后,李其学从家里拿出一些织锦缎零头做封面,特制了26册锦面烫金精装本,每人一册作为纪念,同时照了合影,并且每人做了一只“35班标志”的银质纪念戒指,隆重举行了庆功大会。这段愉快生活,是我终生不能忘怀的记忆。

1947年我在北京大学附属医院外科做助教,发现不少实习医生、住院医生口袋里有一本实习手册,原来就是我们那本Intern’s Pocket Book。龙门书店影印时取消了著者名单及出版前言,冒充外国书刊引进。当我拿出我的原版书对照证实时,在场同事、老师们赞叹不已,认为上医培养学生自己写书值得提倡。因为他们自己需要,自己写,写自己的事,自己看得懂、记得住,这才是好书,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自主思维能力与逻辑创作能力。解放后我负责带北大和协和医学院毕业前轮转实习医师的外科实习,我把Intern’s Pocket Book中的外科部分扩大发展,写成《外科实习医师十讲》作为教材。后来1954年被人民卫生出版社印成小册子,公开发行。1955年我到北京儿童医院建立小儿外科,做了外科主任。又把《外科实习医师十讲》改写成《小儿外科十讲》,作为初做小儿外科的医生及外院进修医师的教材。1993年吴英凯教授编写《外科临床指导》一书,将《小儿外科十讲》收入成为“小儿外科章”,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内容与原来Intern’s Pocket Book已无相同之处。然而精髓仍一脉相承。

学生时代的工作,即使有些成绩,也是微不足道。上述这段历史已是60多年前的事,我今年87岁,很多同班好友都已先后作古。然而这一段学生生活与所反映的上医学风,始终是我最愉快的回忆与骄傲。

作者张金哲,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儿童医院外科主任医师、教授,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1946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