胚胎来源的女性主义论辩

二、胚胎来源的女性主义论辩

胚胎干细胞研究中的胚胎来主要有五种途径：选择性流产的人类胚胎组织、不孕症治疗后的剩余胚胎、用以研究为目的的捐献配子创造出的胚胎、应用体细胞核移植技术产生的胚胎、人兽嵌合体胚胎。干细胞研究中胚胎来源涉及的道德争议主要是胚胎获取手段是否道德的问题。

1.胚胎来源中的利益冲突

每一种胚胎来源都有一个共同的隐藏着的利益冲突，这表现在科学家为了研究利益毁灭胚胎与胚胎自身利益之间的冲突。胚胎自身利益就是对胚胎道德地位的判断，在前文中我们已经分析了胚胎的道德地位以及毁坏胚胎是否等于毁坏生命的问题，由于对胚胎道德地位争论没有统一定论，所以，有关科学家的研究利益与胚胎自身利益的争论也将继续下去。其次，每一种胚胎来源都有各自的利益冲突。在选择性流产胚胎来源中，存在母亲与胚胎的利益冲突，还存在捐献者与接受者的利益冲突；在治疗不孕症后的剩余胚胎来源中，胚胎所有者是否是由利益驱使捐献胚胎；在捐献配子创造的胚胎和用体细胞核移植技术产生的胚胎中存在科学家为了利益创制胚胎是否道德的问题；人兽嵌合体胚胎不仅涉及科学家为了研究利益创造胚胎的问题，还涉及人兽嵌合体胚胎的技术安全性问题，以及嵌合体的利益和整个人类利益的冲突问题。

2.女性主义的利益视角

女性主义视角下胚胎来源的利益冲突，首先涉及胚胎干细胞研究中女性的利益。在捐献人工流产胚胎以及捐献卵子，会造成妇女在权益驱使下捐献胚胎和卵子，同样也会造成研究者用非道德手段获得胚胎和卵子，造成对妇女利益的伤害和盘剥。

其次，透过女性主义的视角，“生命伦理学的传统是有缺陷的，因为它从未能认识到和关注性别鸿沟。传统生命伦理学往往认为，似乎我们都‘知道’医学有一个很良好的目的：治疗疾病……疾病本身是一种社会建构……医学的功能不单单是治疗疾病，而且是加强性别、阶级和种族的框框……”^［3］同样，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也是如此，在相关胚胎干细胞的伦理问题中，选择什么问题进行研究本身就是社会制度和权力关系的反映。

再次，从女性主义关怀角度出发，在胚胎来源中不仅要考虑捐献者的情感、态度和价值体验，还要考虑每个研究团体甚至是每个人的情感、态度和体验。研究团体或研究者不同利益追求，会导致科研方法不同和科研成果的差异，这些科研方法和科研成果就是研究中利益冲突的结果。

3.利益冲突是胚胎来源道德争议的根源

首先，在胚胎来源中存在科技与伦理的利益冲突。科技与伦理的利益冲突在于：科技变革速度快，而伦理变革速度慢。伦理作为处理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道德和行为规范，一旦形成便相对稳定。伦理的这种稳定性，决定了它往往比较保守和滞后。正如在临床工作中一样，在科学技术中决定采取任何的行动都是一个科学判断，同时也带来了伦理判断，对科学知识的追求没有禁区，而科学家的行动却要有伦理道德的约束。科学技术告诉我们能干什么，伦理学告诉我们应该干什么，不是所有我们能干的都是应该干的，科技追求的实用利益和伦理学追求的道德利益也是科技和伦理的本质所决定的。

其次，在胚胎干细胞来源中，还存在科学研究功利化、商业化的利益冲突。在胚胎干细胞研究中，捐献者和研究者必须分开，不能同时既是研究者又是捐献者。这主要是为了保证研究的真实可靠，也有利于保护捐献者的隐私。2005年出现的“卵子风波”，黄禹锡为了研究急功近利，迫使女研究员捐卵和用金钱购买卵子的行为，正是体现了这种利益冲突。同时，胚胎干细胞开发蕴藏着巨大的商机。美国目前有40余家风险企业在从事这一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其中一些公司已把它推向商业化阶段。据有关机构预测，干细胞医疗的潜在市场大约为800亿美元，如果将药物等有关的产业计算在内，2020年前后的全球市场规模可达4000亿美元。这些带来了胚胎、配子的商业化买卖，也带来了医疗资源的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

利益是多元的，有健康利益、经济利益、军事利益、政治利益等等，同时还有女性的利益、弱势群体的利益，正是这些利益的相互纠结，造成了利益冲突，不可避免的引起了不同利益群体对胚胎来源不同的伦理道德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