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医学对中医的影响

4．1．3　西方医学对中医的影响

在明代以前，中国的医学在世界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国外的医学都处于经验主义时期，对我国的医学没有多少影响。但是在西方思想解放后，各个领域飞速发展，医学吸收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医学自身思想的提升，使医学从经验主义医学进入实验医学，较之中国的医学已经领先很多。西医进入中国后，它在很多疾病上取得了很好的治疗效果，在理论方面也给人以直观的形象，因而在传统医学的氛围中逐渐形成了一股具有实力的新力量。

在对中、西医的相互比较中，当时的人们大致可以分为三派。

一派是民族虚无主义。这一派以受西方奴化教育的人为主，其中民族虚无主义思想严重者鄙视一切中国的传统文化，怀疑中国的医药，主张全盘西化，认为医学没有中西之分，只有玄学与科学之别。这些思想成为之后官僚买办政权消灭中医的思想基础。

另一派与上一派完全相反，是保守主义。他们排斥一切新事物，说中国人的体质与西方人不同，所以他们的解剖对我们没有作用，甚至用中医的理论来驳斥西医。

毫无疑问，对于一个事物的发展，以上两种派别采取的态度都是不科学的，这些都阻碍了中国医学的发展。

在这个时期，最有代表的是中西汇通学派的产生。对于“中西汇通”或是汇通思想的起源有多种记录。一说“中西汇通”之名始于徐寿所著的《医学论》，近代最早做这种尝试的是广东医学家陈定泰及其孙陈珍阁，陈定泰认为“脏腑经络既真，则从前所有医书，觉治法竟有大别者！不得已另为发挥”，遂于1844年著成《医谈传真》，书中收录16幅解剖图，是我国第一本引用西医解剖图的中医著作；陈珍阁于1890年著有《医纲总枢》，详细地介绍了西医学。他们两人在中西医理上的汇通做了尝试，但治疗方法上仍采用中医方法。一说最早提出中西医汇通的人是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他在为《外国药方》（1890年）作序时写道：“倘学者合中西之说而汇其通以造于至精极微之境，与医学岂曰小补！”提出“合中医之说而汇其通”的主张。

就笔者所搜寻的对中西医汇通的记载，述中国近代最早接受西医学说的医学家是王宏翰（？—1770年）。王宏翰是天主教徒，与传教士的接触较多，经常一起研讨西医，西医的生理学对他的影响最大。他认为西医水、风（气）、火、土的四元素说与中国的五行之说颇相似。于是尝试将中西医融合，他将太极阴阳相沟通，再采用西医学说著成《医学原始》一书，从胎生学的角度来阐述中医的名门学说。其他的如赵学敏、王学权、罗定昌、王清任都是早期接受西医知识的医学家。

纵观整个近代中国医学史，其中较著名的中西医汇通的代表人物有唐宗海、朱沛文、张锡纯和恽铁樵。

唐宗海，字容川，四川彭县人，中医七大派“中西医汇通派”创始人之一。生于清代同治元年，卒于民国七年，享年56岁。他“好古而不迷信古人，博学而能取长舍短”。西学东进时，他认识到西医、中医各有所长，力主汇通中西，厘正医道。便以中国古代医学理论为基础，吸取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知识，撰成《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二卷，于光绪18年（公元1892年）刊印出版，成为中国医学“中西汇通”先驱者。

朱沛文，字少廉，又字绍溪，广东南海（今佛山）县人，为我国早期试图汇通中西医的代表人物。朱氏认为中西医“各有是非，不能偏主；有宜从华者，有宜从洋者”。中医“精于穷理，而拙于格物”，但“信理太过，而或涉于虚”；西医“长于格物，而短于穷理”，但又“逐物太过，而或涉于固”。他主张汇通中西医，以临床验证为标准求同存异。“应通其可通，而并存其互异。”如在“肝脏体用说”里，他认为中西医对肝的作用有些认识是相通的，有些则不能通。其主要著作有《华洋赃象约纂》4卷（1893年），又名《中西脏腑图象合纂》。

张锡纯（1860—1933），字寿甫，祖籍山东诸城，河北省盐山县人，中西医汇通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近现代中国中医学界的医学泰斗。他认为中医包容西医之说，所以推崇衷中参西，试图以中医为主体，沟通中西医，以发展祖国医学。他从理论到临床，从生理到病理，从诊断到用药，全面进行了尝试。就以他用药来说，多喜取西药之所长，以补充中医的不足。他认为，西医用药在局部，是重在病之标；中医用药求原因，是重在病之本。治病原就应当兼顾标本，因此中药西药可以配合使用。虽然他因受历史条件和他的世界观的限制，学术思想没有摆脱当时的改良主义的影响，存在不少唯心主义的观点，但是他在医学上的贡献，尤其在中西医汇通上所做的各种尝试，是不可抹杀的。

恽铁樵（1878—1935），中国医学家，名树钰，别号冷风、焦木、黄山，江苏省武进县孟河人。他认为中医有实效，乃有用之学，西医自有长处，尤其长于生理学的研究，由于中西文化背景不同，医学基础各异，从而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体系。“西方科学不是唯一之途径，东方医学自有立脚点。”但是中医由于年代久远，应该整理提高，使之发展进步，并明确提出吸取西医之长处，融会贯通而产生新的医学。他说“中医有演进之价值，必须吸取西医之长，与之合化产生新中医，是今后中医必循之轨道”，并说“居今日而言医学改革，苟非与西洋医学相周旋更无第二途径”。然而这是为了发展中医，补助中医，“万不可舍本逐末，以科学化为时髦，而专求形似，忘其本来”。他的真知灼见，为垂危的中医指出了生存和发展的道路。回顾半个世纪来中医所走过的历程，立足中医、吸取新知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汇通学派的医家们以沟通中西医学为目标，希望吸取中西医各自的优势发展医学，但是限于时代和科技水平的束缚，他们并没有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直至今日，致力于中西医融合的医学家们仍在不断的努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