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受肿瘤外科鼻祖霍尔斯特德（W.S.Halsted）“根治”思想影响，人们醉心于“扩大根治术”。霍尔斯特德曾认为：“癌症就像一架恶毒旋转的风车，从身体的某个单一中心呈弧形不断向外扩散。外科医生的工作，就是要通过切除身体里每一个可能扩散到的部位来抵制癌症的离心扩散，就好像锁住出错的风车轮片并将其破坏。”他坚信的理念是——切除得越多，治愈的可能性就越大。
“根治术”一词本身就具有相当的迷惑性，因此，从20世纪初开始，癌症“根治术”一发不可收拾，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出现了“超级扩大根治性”——一种几近病态的毁形过程。
以乳腺癌为例，经历这种手术的乳腺癌患者，胸廓塌陷，瘢痕收缩，往往佝缩成一团，身体严重变形，生活都难以自理。当时，不仅乳腺癌，包括宫颈癌、胃癌、肺癌、前列腺癌等，只要能做手术的癌症，都受“要治愈，手术范围越扩大越好”的思想之控制，极尽可能地超越极限，扩大手术范围，术后，很多人不是死于癌症，而是终结于巨大的根治创伤。《众病之王：癌症传》作者悉达多指出：这导致外科近百年之疯狂，也加剧了大众对癌症的极度恐慌。
其实，20世纪30年代就有反对的声音，且临床证据颇足，只是人轻言微，没人重视。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人们在实验小鼠身上才发现：肿瘤并不像霍氏想象的那样呈螺旋式的从中心向周边播散、浸润及转移，而是呈跳跃式的逃逸，跳过病灶及附近淋巴结，逃到很远的地方，出现在肝、肺、脑及骨等远处安营扎寨，由此，根治术的逻辑缺陷暴露无遗。而且，人们现在得知，即使术中肿瘤周围的淋巴结干干净净，也不能说没有癌细胞逃逸于肿块之外，它们往往可在血液中呈散兵游勇式地游弋着，寻找可以粘附扎根之处，一旦局部条件成熟，便扎根为营，进行新的繁殖，那就是转移到远处了。
汤钊猷教授在《消灭与改造并举》中，曾栩栩如生地描述这些过程：如癌症已扩散到远处，再大的根治术，也无济于事，而接受根治术的那些患者，付出了严重身体创伤，却没有在提高存活率、降低复发率和病死率方面有所获益。
然而，值得深思的是，根治术的真正退场，更多地来自患者的抵制。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人权运动大潮中，患者权利运动也进行得如火如荼——知情权、参与权、决定权等都是当时患者争取的。针对乳腺癌根治术的种种疑团，在美国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包括因《寂静的春天》而扬名的作者蕾切尔·卡逊（R.Carson）等的带头极力抵制下（蕾切尔·卡逊本人是乳腺癌根治术和大剂量放疗痛不欲生的受害者），激起了民众的强烈抵制后，此等创伤性极大的手术才很不情愿地逐渐让位。
但在中国，“根治术”退让给“改良术”则是近几年的事，其过程更为漫长。可见，顶着科技光环，人类却趾高气扬地干着违反科学人道的勾当而不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