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制度主义方法

承认文化在制度演变与行为方}塑造中的重要地位，其实就是承认历史在制度与行为模}变迁中的重要地位，因为文化是在历史中形成中的，它是人类历史活动的结晶，它对人类政治活动的影响是在历史过程中实现的。马克思认为，人类是在既有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和展开活动的。所谓历史条件，就是人类活动在某一历史阶段的结果，即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其中包括物质性的因素，也包括精神性的因素，还包括制度性的成果。人类政治制度的演变不是凭空进行的，而是在一定的制度基础上进行的，现存的制度结构影响到后来的制度发展与演变，规限和制约着人们的政治行为与制度选择。

历史制度主义作为政治学理论的一个最新流派，就是在传统的历史分析方法基础上，利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具体研究制度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及其变迁过程。彼得·豪尔(Peter Hall)和罗斯玛丽·泰勒(Rosemary Taylor)认为，这种方法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特征:“①历史制度主义倾向于在相对广泛的意义上来界定制度与个人行为间的相互关系;②强调在制度运作和产生过程中权力的非对称性;③在分析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强调路径依赖和意外后果;④尤其关注用其他因素，尤其是能够产生某种政治后果的因素整合制度分析。”^[71]历史制度主义受结构马克思主义的启示，强调政治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它认为人类社会是由利益、观念和制度等因素构成的一种结构，人类历史的变迁就是一种结构的流变，人类社会的各种活动，包括政治活动是一种多元力量参与的结构性活动，制度并不是产生某种政治后果的唯一因素。因此，对政治过程应当进行一种结构性的分析，并且，这种分析不是一种静态的解剖，因为结构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是在时间之流中波动、变迁甚至断裂的。这种结构性的历史观，决定了历史制度主义不但强调政治生活中过去对现在的影响、时间序列的重要性和政治制度的惯性，而且强调结构因素的变动给政治过程带来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各种力量的冲突有可能打破现有的结构平衡，并孕生出新的结构平衡和新的制度安排。由于其独特的历史观和结构观，历史制度主义在解释政治过程和制度变迁方面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并成为新制主义政治学中最为成熟、发展前景最好的一支。

历史制度主义虽然最初主要用于跨国政治比较研究，但其独特的结构主义历史观可以成为一个国家或组织政治过程与制度变迁分析的方法论基础。历史制度主义方法论应用到美国国会研究，不仅是国会文化历史分析的需要，而且还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工具，弥补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国会文化研究中的一些弱点:一是修正了理性选择理论的理性人假设。从前面介绍可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三种理论模型虽然都强调了制度在政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它们都认为国会的制度结构及其变化都是议员或国会组织理性选择的结果，制度选择的最终依据是人的理性。历史制度主义认为，议员的理性是历史和制度背景的产物，而且议员的理性不能完全决定国会政治及其制度变迁的过程，因为，在国会政治过程及制度变迁过程中，还有各种结构性的因素参与其中，并且和议员的行为一道决定了这一过程的表现形}和结果。所以，这是一种更接近政治现实的多变量政治过程分析。二是突破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个体主义方法论，而主张从宏观的历史视野和结构维度来把握政治活动的本质。因此，在国会研究中，它将从国会和社会的历史与结构的角度来对国会政治进行分析，将议员个体放在诸多因素的关联中进行考察。这样，它将国会研究的系统方法、社会学方法和多元主义方法的合理因素包容了进来，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由于其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对这些合理因素往往重视不够，在宏观分析方面的解释力受到了限制。

将历史制度主义作为国会文化分析的主要理论工具，并不是要完全否定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有效性，而是力G将两种方法的合理性吸收到文化分析与利益分析的方法中。在国会研究中，有很多问题离不开对个体行为的分析，历史制度主义并没有排斥对个体的分析，也没有完全拒绝“理性人”假设，而是认为这种理性是历史与制度背景的产物，对个体活动分析要在一定的结构背景中进行;更为重要的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方法的核心是一种利益分析方法，因此，它在很多方面仍是解释国会文化的有力工具，不过，它要增强利益分析的解释力，还需借鉴历史制度主义的方法论，以及对“理性人”假设前提进行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