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改越错的《医林改错》

还是不能抛开历史来看待事物，王清任写医林改错也是有着历史背景的。在清朝，人口的寿命有了显著的提高，在康熙、乾隆年间都搞过千叟宴，在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的一次，与宴者竟达3056人。再加上平均寿命超过男性的妇女，可想而知当时仅在北京周围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比比皆是，70岁也已经不再算什么古稀了。老年人的增多必然会造成老年病的增加，过去的疑难杂症逐渐成为常见病。其中脑中风病人的数量必然会明显增加，中风后患者出现偏瘫、语言不利、口眼㖞斜、严重者神志不清甚至死亡。如果是心主思维意识活动的话，那么这些症状就应该是心出了问题，但事实上显然并非如此。

王清任在临床上遇到了许多这类问题，他为此翻阅了大量的医书，但结果令他十分失望，他在《医林改错》中写道：“半身不遂一症，古之著书者，虽有四百余家，于半身不遂立论者，仅止数人，数人中并无一人说明病之本源，病不知源，立方安得无错？”当他“遵《灵枢》《素问》及仲景之论，治之无功；继遵河间、东垣、丹溪（即金元四大家中的刘完素、李杲和朱震亨）之论，投药罔效”。也就是说他运用《内经》《金匮要略》以及金元四大家的理论和治则治法都没有什么效果。

而且古医籍里关于解剖和生理的记述中存在着许多错误和自相矛盾的地方，所以他开始怀疑经典著作的正确性。其中最有趣的便是他关于二便来源问题的疑问了，他书中写道：“言饮食入小肠，化粪下至阑门，即小肠下口，分别清浊，粪归大肠，自肛门出，水归膀胱为尿。如此论尿从粪中渗出，其气当臭。尝用童子小便，并问及自饮小便之人，只言味咸，其气不臭。再者食与水合化为粪，粪必稀溏作泻，在鸡鸭无小便则可，在牛马有小便则不可，何况乎人？” 于是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实际观察来揭开事实真相，真是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角色。

王清任认为，人的脏腑结构对医疗是非常重要的，他指出“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人夜行”（其实对于一个全盲的人来说，夜行和昼行并没什么区别）。所以他想通过解剖尸体来证明古医籍中的错误，这和大部分人心目中中医不用了解现代解剖学知识的认识大相径庭。但在当时解剖是违法的，他只能多次到疫病暴死者的乱葬岗中，观察那些被野狗啃噬过的尸体。而这些尸体的内脏结构很可能是残缺不全的，所以他一直被一些问题所困惑，例如，胸腔中纵隔的走向。这时他遇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位可怜的妇女要被判凌迟处死，她因为精神疾患发作而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和公公，在现代她应该被送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疗，而在当时她当然是十恶不赦。这位不幸的妇女为王清任揭开谜团提供了一个最佳机会，但就在他跟在犯人身后，准备一探究竟的最后时刻却突然放弃了，理由竟然是男女有别！在这种封建思想的左右下，王清任放弃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此后他虽然多次到刑场参观，但因种种原因都未能得偿所愿。直到40余年后，他偶然遇到了一位戍边回来的军官，据称见到过许多被杀戮的人，对隔膜了解得很清楚。在王清任的恳求下，这位军官详细解说了纵隔的位置和走向，王清任这才得偿所愿。但愿那位军官是一位平时注意观察事物，而且是具有足够的语言表达能力之人。

由于客观原因的限制，王清任的观察条件甚至还比不上著《内经》的先贤们。所以他虽然改正了中医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如脑主思维意识活动，人体只分胸腔和腹腔而非三焦等。但如果用现代解剖学来验证则是错误百出，甚至比“内难诸经”中的记载还要远离事实的真相。例如，《内经》中记载“肝藏血”（《素问·调经论篇》），这和现代医学证明的肝内储存着大量的血液不谋而合。但王清任认为，“肝体坚实，非肠、胃、膀胱可比，绝不能藏血”。甚至他认为心中也是没有血的，脉搏不是动脉的搏动而是气管的搏动等，还有前面提到的关于二便来源的问题，现代医学证实食物的营养成分确实是在小肠吸收的，但水主要是在大肠吸收的，这和《内经》的记述很相近，现代的研究结果是在大肠吸收水分后，并非直接归膀胱，而是通过血液循环到肾，经过过滤才形成尿液归膀胱，而大肠吸收的水是绝对不会带臭味的。王清任发现了向十二指肠输送胆汁和胰液的管道，误认为这是输送水液，最终形成尿液的管道，显然他的结论比《内经》的记述距离事实更远，这样的错误不可枚举。

错误如此之多，言辞又如此激烈，受到攻击就在所难免了，《医林改错》越改越错之说随之而起。争议如此之大的一部书之所以还能在中医界立足，主要原因在于王清任对治疗中风病方面的贡献。他提出了瘀血理论，认为中风病是因为瘀血引起的，这个理论已经很接近于现代医学对心脑血管病的认识，在此基础王清任上创立的“膈下逐瘀汤”“血府逐瘀汤”之类的方剂，至今还广泛运用于临床且效果颇佳。

而他最重要的贡献可能还没有真正让人们所认知，现代中医面临许多难题，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便是中医如何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问题。现代的科研成果如何引入中医理论，如何指导中医的临床治疗，这使许多中医从业者感到迷茫。王清任则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带给我们许多启示：首先中医不是不需要解剖、生理、病理学知识；其次中医能够将这些知识与临床相结合，并指导临床工作；最后对过去错误的认识进行更正后，不但不会乱，而且会使我们的中医疗效更上一层楼！

总之我们不能用现代的科技水平去衡量古代人的认识，王清任进行了医林改错，有的改对了；有的还是没改对；有的甚至改错了，但他那种想用实践来证明的态度是中医的良好传统，也是中医未来的发展之路！试想一下，王清任如果看到了《泰西人身说概》《主制群征》以及被爱好科学的康熙大帝禁止出版的《解剖学》会怎么样？他会不会如获至宝，他还会不会出现那么多的错误？试想一下，如果王清任来到现代，面对如此优越的科学研究条件，他是否还会犯这么多错吗？他又会改正多少中医的错误呢？他是否会对人们说某某某是西医的东西，和我们中医无关，我们中医是如何、如何认为的，我们决不会用那些西医的东西！

王清任在公元1830年出版了《医林改错》，转年他就与世长辞了，享年63岁，如果他能够再长寿一些的话，困扰他的许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公元1851年，关于人体解剖的西医专著《全体新论》得以出版，清朝的皇帝们再也不能运用手中的权力阻止“脑主思维意识活动”这一真理传播了，但中国人也付出了鸦片战争失败的惨痛代价。

1840年的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了耻辱和灾难，也带来了少数好东西，陈修堂就翻译了英国人合信的解剖学专著——《全体新论》。合信大概是怕当时的中医并不接受这本书，所以在书的自序中写道：“凡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理有未穷，即知有不尽，若能穷理有据，则不论何人言之，皆当信之。盖人同此心，而心同此理。固不得异其人，而并异其理也。”其实他大可不必担心，因为当时的中医似乎还是愿意接受正确的新鲜事物的，至少著名的温病四大家之一的王孟英就十分接受这些理论。他在自己的著作《重庆堂随笔》中就引用了脑主思维意识活动的理论，并原封不动地引用了这个序。

事实上除了王清任之外，还有一些中医可能从未停止过对解剖学的研究。一位老者曾经对我讲过一件往事，他说：以前他曾经有机会拜在一位中医骨科名家门下，只是无法找到老师要的见面礼，所以才错失了良机。我本以为见面礼是名人字画或是古玩玉器，但老者却予以否认，他说如果是这些东西就好办了！他要的是一幅骨架，而且是一幅肌肉已经腐烂掉，但骨头之间连接的肌腱尚存的骨架，你说这东西我上哪里去找啊？！那位中医骨科前辈所要的东西显然是为了授课所用，如果没有丰富的解剖学知识，中医骨科怎么能够进行精确的正骨复位？

这些事件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没有欧洲列强的侵扰，中国慢慢地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话，我们的科技、我们的中医可能会取得更大的进步，而且很可能做到中医与现代科技的融合，但是随着欧洲列强的入侵，我们永远失去了这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