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西药进入我国

西方（主要是欧洲）医药学随着欧洲的学者进入我国，早期或可上溯到丝绸之路开通的汉代，但作为现代医药学的早期阶段传入中国，则是17世纪的事。中国学者徐光启（公元1562－1633年）、李之藻（公元？－1630年）等首先研习西医药。其后，清代有名的事件，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即康熙皇帝服用奎宁（金鸡纳霜）治疗疟疾的故事，广为传说，［1］而且也迅速载入本草。［2］《本草纲目拾遗》收载的吸毒石、辟惊石、奇功石、保心石也都是西洋药物传闻记载。［3］甚至早期鸦片烟也曾以洋烟、洋药的名称出现于社会。欧洲产业革命以后，产生了殖民主义，坚船利炮开始了觊觎、凌辱东方的时代，激起的民族主义情绪，对外国的东西，都蔑视、另眼看待，对许多事物都重新思考。虽然人们逐渐承认洋医、洋药能治病、有疗效，但一反两千年来的学风，本草不再吸纳、融合外国药物，西药很少再进入本草，中医也不愿意接受西药。

特别在鸦片战争前后，清宣宗爱新觉罗旻（mín，音民）宁道光十五年（乙未，公元1835年），Parker在广州建立第一所西医医院博济医院以后，各地陆续设立西医医院，同时培训中国学生。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湉光绪七年（辛巳，公元1881年），上海建立同仁医院，是为后来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前身。此后各地陆续设立西医院校。西医、西药的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西医、西药的发展，离不开现代科学，其基础学科如化学、物理、药学、解剖学、生理学，包括后来的微生物学、医疗器械等，多为传统中医药所不具备，难免为中医药业者或挟民族主义情绪所抵触，从不理解（或一知半解，或误解）轻视，到反对。但对锐意新学或洋务的（包括某些买办、殖民主义机构员司及其社会阶层人士）则与现代科学相联系，以西医、西药为科学，无论自己是否了解，一概附庸于新学。西医、西药的时尚称谓是：“新医、新药”，而且有意无意地与“维新”“进步”“先进”，乃至“革命”等词汇相连属。很快，由低声下气转而扬眉吐气。称中医、中药为旧医、旧药。进而在某些人口中，中医、中药就与“守旧”“落后”、甚至是“反动”挂了钩。特别是在清末，洋务运动盛行以后，民国初年，一直到抗日战争，主管国家医药卫生的行政部门，基本都由西医药或倾心洋务的人士把持，业务上的对立情绪带入了行政作为。这就是著名的20世纪上半叶，一直到解放初期中国国内消灭（取消）中医的活动。

矛盾的是，“旧”字相同，同样意味着落后、不科学，“旧医”要消灭，但由于20世纪以来，各国科学界对中药的研究、了解，一大批疗效明显的中药或其有效成分，广为世人称道，这个药的“旧”就不再被反对者所乐道，转而另眼看待，医要改造，药则不需改造，从20世纪初，“废医存药”的提法甚嚣尘上。且不论，没有中医怎么会有中药，让人不理解的是，“存”下来的药，又由谁来用？怎么用？这是一段学术思想极其混乱、矛盾的时代。

洋务运动者称日本为东洋，在这些人眼中，东洋人的医药学（是从西方进入的西医药学）同样是进步的，东洋医学同样是令人倾慕的。不能不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以“大宝令”为代表的，排斥、限制日本汉方医（中医）的活动，也自然成了中国那些主张消灭中医者的学习榜样。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日本汉方医药（东医、东方医学）的重新振兴，以及日本政府对汉方医药界的态度转变，日本汉方医药界的成就、几个大的制药企业的影响，消灭中医者就不再乐道，也不再学习，这又是一个矛盾。

随着中、西医药界的思想对立，在法律、制度上也有反映，最著名的是，很长时间内，中医不能进医院（西医医院），不能用于临床。流传着许多耐人寻味的故事，西医束手无策的病人，家属苦求，中医不得不化装进病房，偷着号脉，偷着处方，又由家人偷着携带煎好的药进病房。无论解放前后，都发生过这样的事例，与政治制度无关。直到1954年贯彻中医政策以后，才有了改观，中西医结合给西医从业者更多的了解中医药的机会，才有了现在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