妊娠禁忌药的提出

妊妇妊娠期间，在起居、情绪、饮食、药物等方面的注意事项，有的文献泛称“妊娠宜忌”，也就是妊娠期间妊妇以及其近人应该注意的事项，重点在食物和药物两个方面。

妊娠宜忌中忌的方面，专称为“妊娠禁忌”，饮食是一方面，而重点则是妊娠期（有时引申到分娩前后，甚至产后若干时期）禁止服用（有的甚至用鼻嗅也禁忌）的药物，专称为禁忌。

妊娠禁忌的理由一般没有说明，简单说：避免影响胚胎发育，最主要的是引起堕胎，或发生死胎，或导致畸胎，或影响怀孕安全，引致流产、早产；或影响分娩过程，引起早产；或妨害孕妇产后恢复；或影响胎儿发育、成长、寿命。

但这些理论不是《神农本草经》的理论，医药界也一向存在争论，有的根本反对这一理论，有的认为某几种药或某些药物配伍不应禁忌，直到现代也没有定论。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第七十一”称：“黄帝问曰：妇人重身，毒之何如？岐伯曰：有故无殒，亦无殒也。”［19］这里，重，读平声，音虫，重身，即俗称：“双身”，怀孕、妊娠。毒之，依张景岳，谓用峻剂药。［20］也可理解为有毒药物，作用较强的药物。殒，依张景岳，伤也。［20］伤及母子。也可理解为中止妊娠，即堕胎。故，指疾病。

《圣济经》称：“药之性味，本以疗疾，诚能处以中庸，与疾病适当，且知半而止之。亦何疑于攻治哉？”吴褆注称：“谓‘妊娠有疾者，治之有伤胎破血之虞。’岂知权哉？盖攻之于此，非惟治妊娠之病，必有安胎养血之道焉。病去胎安，何伤于治？苟惟执方无权，纵而勿药，则邪气日盛，正气日衰。邪气盛而母殆，母殆而子安能保哉？”［21］

这些都是反对者的主要理论根据。以《素问》和《圣济经》在中医药学术上的名望、影响，关于妊娠禁忌药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更有的临床工作者，举出自己的用药案例，对妊娠禁忌药持否定态度。

后世的妊娠禁忌药种类逐渐增多，实际也没有人能肯定其禁忌原因，不能肯定其效果（指对胎儿或孕妇的不良影响）。最有名的是半夏和附子，争议最大，在治疗妊娠呕吐的方剂中，有人说，非半夏不能止吐。但几乎所有的妊娠药忌中，都有半夏。程国彭《医学心悟》却说：“半夏虽为妊中禁药，然痰气阻塞中脘，阴阳拂逆，非此不除。”［22］也有人因为上述情况，而认为妊娠忌药不合理，甚至讥为封建、落后，伪科学。

我们现在没有根据完全肯定妊娠禁忌药，甚至在“禁忌”前，缩手缩脚。但我们知道，进入20世纪以来，承认某些药物、疾病有可能影响胎儿发育，有可能中止妊娠。这是现代医学的重要进展。但是，在十几个世纪前，完全没有现代科学的痕迹，我们的先人居然在十分原始的条件下，认识到这种可能，并且成为用药、安胎的诫条，应该承认蕴含着极大的智慧。除前面介绍的妊娠禁忌文献外，约成于北魏中、晚期（公元420年前后）的《产经》记载，“妊娠禁忌药”（妊妇不可服药）已经增至82种。［23］《产经》似乎不是记录妇产科医学著作。《医心方》所引《产经》，据冈西为人统计有185条，［24］我们统计为333条。这些引文中，不只是孕产，还含有大量儿科方药，非孕产女科方药，以及占卜、讖纬、星相等内容，不是一部单纯的医书。这样的著作中，记录妊娠禁忌药达82种之多，可以想像专科医生所主张的能有多少种。

南北朝匆匆过去，动乱中，没有更多的本草文献留给我们，但从前述情况可以想见，这是一个医药理论蓬勃发展，多有创新的时代。

隋朝统一天下，尽管有各种社会原因，仅仅38年（公元581－618年）便进入唐朝，但在文治、武功方面的建树，还是值得肯定的。《隋书·经籍志》中记载许多动乱后，皇家收集的前代遗留典籍、文献，使中华文明在上百年浩劫后，得以延续。

中医药文献《诸病源候论》从名称上看是疾病诊疗专著，实际还收载许多有关养生、推拿的理论、方法以及有关服食（石）的危害、不良反应。另外，还记载五种本草记录大毒药：钩吻、鸩、阴命、海薑、鸩羽的中毒证候；岭南不强药、蓝药、焦铜药、金药、菌药防治方法；以及有毒、有大毒药的中毒、解毒；服药过量证候。［25］

进入唐朝，国势远较隋朝强大，贞观之治开创了兴旺发达的盛世。

中国从秦代起，钱币统一重量、大小，最初，在钱面上铸明“半两”，至汉武帝元狩五年（癸亥，公元前118年）改用五铢钱，钱面铸字“五铢”，很快，就因为民间私铸流行，以及各种偷剪、磨损等行为，“五铢”只是钱面文字，不再与实际相符，虽然朝廷多次下力整顿，始终得不到纠正，其后历朝，也发行过带有别的文字、重量标志，五铢钱不仅一直流通，而且政府和私人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新铸五铢钱。至今，我们看到的五铢钱，除非是从西汉古墓中出土的钱币，很难断定五铢钱的年代，当然，更不能据以推算西汉初期的度量衡制度。这和推测古人（特别是汉、东汉时代）的中药剂量，有重要关系。据记载，［26］直到唐朝初年，社会上流通的主要是称为“五铢”的历代货币。由于年代久远，规格不一，币制混乱，极易影响社会经济。

唐高祖李渊武德四年（辛巳，公元621年）下令铸造新币开元通宝（此开元与唐玄宗李隆基的开元年号无关），并明确规定其大小：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27］。后世核校中药剂量，也有人以此为根据，《三因方》称：“至宋广秤，以开元钱十个为两，今之三两，得汉、唐十两明矣……今以五铢钱十六个，正得开元钱十个重；又以六铢钱十二个，正得开元钱九个重。则知开元钱每个以重八铢。”［28］近人陈存仁《中国药学大辞典》引章太炎《古方权量考》：“若汉五铢钱，以今称平之，一枚适重八分，十三枚则重一两另四分，以唐开通元宝（即开元通宝）十枚互平，略相当。（沈冠云云：开通元宝十枚重一两另三分，比今之所平得者正同，然则今之一钱，不逮开通元宝一枚也。）”［29］类似据古币核校古今度量衡的文献多是类似情况。但是测定开元通宝的直径和重量，并不一致，而且，实际每枚铜钱并不是正圆，不同方向测出的直径互有出入。即使同一枚钱，也很难测出相同的直径。原因是，从唐武德年起，一直到唐末、五代十国，公元818－960年，一百多年间，多曾自铸开元通宝，未必都遵武德年规定。从外观上，实际无法选定武德年铸造的开元通宝，至少，从现有的开元通宝来看，不可能借以衡定唐初或唐朝所使用的长度、重量。实际标年代制作的铜钱不一致，即使同一朝代，甚至同一帝王时期的钱币，也未必相同大小，即使有明文规定，也没有可信的准确度。清代乾隆皇帝曾对乾隆通宝的大小作过规定。《清史稿》记载清初钱重一钱二分至一钱四分，实际由于不同地域、不同时代，开元通宝所见的问题，乾隆通宝同样存在。［30］

从《本草经集注》到初唐，跨越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又经过南北朝和隋朝医药经验、实践的积累，《本草经集注》已经不能满足当时的医药需要，《新修本草》应运而生。

唐高宗李治显庆二年（丁巳，公元657年），苏敬向朝廷上书：“陶弘景所撰《本草》，事多舛谬，请加删补。”［31］获准，经指定，由李勣、长孙无忌领衔，苏敬等23人组成的班底，负责编修，据孔志约序：“于是上禀神规，下询众议，普颁天下，营求药物，羽毛鳞介，无远不臻，根茎花实，有名咸萃，遂乃详探秘要，博综方术，《本经》虽阙，有验必书，《别录》虽存，无稽必正。考其同异，择其去取，铅翰昭章，定群言之得失，丹青绮焕，备庶务之形容，撰本草并图经、目录等，凡五十四卷。”［32］《唐会要》称：“征天下所出药物，并书图之……至四年（己未，公元659年）正月17日撰成。”［31］

《新修本草》实际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当时国家政府组织编修、颁布实行的国家药典。《新修本草》又称《唐·新修本草》《唐本草》《显庆本草》，或称《英公本草》。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由政府指定官员［33］编修的本草。［34］

“药典”不是中医药的原有术语。此词不见于古代中医药文献。《辞海》称：药典是“记载药品标准的典籍。一般由政府主持编纂，颁布施行……我国最早的药典是唐代《新修本草》，国外最早的是《纽伦堡药典》（1547年）。”［35］这一认定为国内学者普遍认同。薛愚《中国药学史料》称：“《新修本草》是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编修成功的。由唐朝政府颁行。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药典，而外国最早的药典——《牛伦药典》是1546年由牛伦堡政府刊行的，比《唐本草》晚九个世纪。所以，《唐本草》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36］尚志钧等《历代中药文献精华》称：“《新修本草》是政府编修并颁布的药学专著。该书并没有完全符合现代药典的要求，但学术界绝大多数仍将它视为古代世界最早的药典，比原认为是第一之《纽伦堡药典》早近900年。”［37］

《新修本草》是在《本草经集注》和《名医别录》的基础上增补、编校而成。内容从7卷增加到54卷，据记载，《新修本草》收载药物由原来的730种（条）增加到850种（条）。另有《图经》图和图经，从字面上看，图指药物形态的写真，也就是孔志约《唐本序》中所说“丹青绮焕，备庶物之形容”，图经则是药图的解释和说明，从现在遗存的《蜀本草》传承下来的图经看，图经还可能收载药物的真伪辨别、采收、产地等内容。《新修本草》图和图经都已亡佚，无考。

《新修本草》已有多种辑复本，国内尚志钧辑复本收载较全面，并有许多考校工作，可以参看。［38］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陶弘景著作原文，《新修本草》以“谨案”标明辩正、补充意见，包括部分批判内容，共413条，包括医药理论见解和实地、实物考查记录。虽然原书仅以小字记录“谨案”，但其中不乏当时本草知识的新发展。

“谨案”中，还补充、征引了许多古代文献，其中：《名医别录》48条，《李氏本草》4条，《小品方》《药对》各3条；《李》《万毕方》甄立言（《本草音义》）各2条；古《本草》徐仪《药图》孔氏《音》《季氏本草》《李当之本草》《食经》《类聚方》、范东阳、氾胜之、胡居士、《吴录》《西域传》各1条，其余经书、子书至少有16种。其中，许多至今已失传。

《新修本草》较《本草经集注》新增药物中至少有27种不是中国出产。在对陶弘景原注的补充、订正中，至少有18种药物引述域外地名；全部新增药物中，外来药物超过20%。《新修本草》的规模、科学性都明显超过《本草经集注》和《名医别录》，成为这一次大总结的主体文献。又因为是朝廷颁行，众多学者、医药学家参与修订，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很快就流传到国外。我们现在见到的最早敦煌卷子本是唐高宗李治乾封二年（丁卯，公元667年）的抄本，距《新修本草》成书（公元659年）仅8年。最早的日本抄本是田边使的奈良时代天平三年（公元731年）。距《新修本草》成书64年。考虑到当时的交通、抄写等条件，耗时大约半个世纪，《新修本草》已经远播超过千里。

《新修本草》的主要作者苏敬是一位医学家，《外台秘要》《千金翼方》中都摘引过他的著作，宋臣避讳，改称他为苏恭，一直到《本草纲目》，仍然沿用这种避讳，甚至引《新修本草》文，也简称“恭曰”、《恭》。

由于泛药论思想的影响，也受到外来药物的启发，这一时期，认为可做药物的生物、矿物、器物明显增多，然而《新修本草》作为法典，其权威性、准确性、可信性居重要地位，虽说是“营求药物，羽毛鳞介，无远不臻，根茎花实，有名咸萃”，但还是相当审慎，“《别录》虽存，无稽必正”。许多属于荒诞不经、神怪传说的东西，多未收入。

实际这一时期博学广闻成为时尚，《初学记》《艺文类聚》两部重要类书可作代表。玄奘法师到天竺取经见闻，贞观二十年（丙午，公元646年）成书的《大唐西域记》，记载许多中原人未闻未见的事物，《新修本草》也没有收载。

唐代社会安定，除药物外，通过服食（石）、养生的风气也开始抬头，许多与此相连接的“药物”渐为人知，甚至，贵重的矿物药可以互相馈赠，载入诗文。有两件重要的事必须提出。

1．唐朝皇帝姓李，据传说，有古羌族的血统，在当时这并不光彩，公开宣扬有损皇家威望，于是，就从古圣中找了一位名义上的老祖宗，宣称老子李聃是李家的初祖，而老子又是道家的开创人。汉代道教形成时，将老子作开山祖师，于是，老子、道家、道教就成为唐朝的大事，虽然出现过曲折，而且有过佛、道两教斗争、互相排斥的历史，但道教在唐朝一直摆在重要位置，包括服食（石，炼丹术）都是当时的时尚。而这时，有关道教、丹术的书籍大量增加，到了玄宗李隆基时，起意搜集、整理这些道书（从内容看，不一定都可定为道教、道家著作）而发起中国一部巨大丛书《道藏》的编辑。据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唐玄宗李隆基先天中（公元712－713年）敕太清观主史崇玄等修《一切道经音义》一百四十卷，一说一百一十三卷、一百五十卷（今佚）。开元中（公元713－741年），发使搜访道经，纂修成藏，目曰《三洞琼纲》，总三千七百四十四卷（或曰五千七百卷）。天宝七载（戊子，公元748年）诏传写以广流布。［39］《道藏》的编辑，在社会上、寺观中有许多流传，也涉及到各种药物、方药的流传。

2．与服食（石、丹）相关，而绝少不良反应的食物（谷物、蔬菜、水果、禽鸟、鱼虫等动物类食品）其营养价值、医疗、保健作用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食疗（食治）思想应运而兴旺。《备急千金要方》卷26食治，以及后来的《食医心镜（鉴）》《食疗本草》都是代表。

食疗或其类似理论在《黄帝内经素问》和《灵枢经》中已经存在。《周礼》中也有食医的职位。《汉书·艺文志》中有《神农黄帝食禁》7卷；梁《七录》有《仙人水玉酒经》1卷、《食经》两种，2卷、19卷；刘休《食方》1卷、《黄帝杂饮食忌》2卷、《太官食经》5卷、《太官食法》20卷、《食法杂酒食要方白酒并作物法》12卷、《四时酒要方》《酒并饮食方》；《隋书·经籍志》还有《神仙服食经》10卷、《杂仙饵方》8卷、《老子禁食经》1卷、《服食诸杂方》2卷、《崔氏食经》4卷、《食经》14卷、《食馔次第法》1卷、《四时御食经》1卷、马琬《食经》3卷、《淮南王食经并目》156卷、《膳食疗养》20卷、《养生服食禁忌》1卷。

除了部分古籍摘引的内容以外，上述著作大部分佚散失传，但从这些名目看，这些文献与服食（石）、养生关系密切，显示饮食的医疗预防功能已经引起医家的重视、注意。与此同时，饮食的不良影响也引起更多注意，特别是特定时间、特定生理、病理条件下，特殊配伍时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都引起重视，很可能“妊娠禁忌”“妊娠食忌”等理论也是这一时期系统化的。对食物、菜蔬、水果等的食用价值、禁忌、选择从另一角度丰富了本草的内容，而食疗或食治养生的文献逐渐更多具备本草的形式，成为新的一支专题本草文献。

在上述基础上，“泛药论”的理论思维有了更丰富的基础。所谓“泛药论”，就是“无物非药”，孙思邈《千金翼方》卷一所说：“天下物类皆是灵药，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者。”［40］本草受这一理论影响，更多接近“博物学”“大百科全书”的形式；也开启了后世本草的“博”与“精”的分歧。

“泛药论”思想的一个重要代表是陈藏器《本草拾遗》。

《本草拾遗》今佚，但在宋以后的主流本草《证类本草》中，大量引用，可据以了解其概貌。《嘉祐补注本草》称：“《本草拾遗》唐开元中京兆府三原县尉陈藏器撰，以《神农本草经》虽有陶、苏补集之说，然遗逸尚多，故别为序例一卷、拾遗六卷、解纷三卷，总曰《本草拾遗》，共十卷。”［41］据尚志钧：《本草拾遗》引经史百家书籍116种，《证类本草》中有《拾遗》药692种。［42］

《证类本草》中保留的《本草拾遗》大致为三个部分。

其一，序例部分：现存十剂及五方之气与五方之药，七情的水银粉条，也应是《本草拾遗》序例的内容。

由于文献工作的失误，长期以来，认为“十剂”是南北朝时徐之才提出的，实际是陈藏器《本草拾遗》中首先提出的。

“十剂”是重要的药性理论内容，根据药物（后世更引申用于方剂）的性能，将药物或方剂分为十类，近似现代药理作用分类。比从古以来“四气、五味”等药性分类更具体、实际，后世依此发展为功能分类，更有助于临证用药。另外，唐慎微以“陈藏器拾遗序”补入的硝石、肉苁蓉、五加皮、竹沥、五倍子、象胆、雄鼠脊骨、甘瓜子、延胡索九条内容与《雷公炮炙论·序》似重复，未必是《本草拾遗》原文。

其二，诸金、土、水、草、木、肉、鸟、鱼虫、果、米酒有毒，共11类，搜集前人经验、传说，注意有毒、有害记录，为本草文献的又一特殊形式内容。

其三，正文部分：《海药本草》引3条、《开宝本草》引129条、《嘉祐补注本草》引233条、《证类本草》增引602条：共计967条。以上本草据《本草拾遗》补增药624条（种）。

《嘉祐补注本草》地菘条，引《陈藏器解纷》《解纷》在《本草拾遗》中属于哪一部分？不得而知，据其内容性质来看，应是陈藏器本人对前代本草内容的讨论，引文中，大约有75条是讨论、辨证《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的，可能其中有一部分是《解纷》的内容。

从现存《本草拾遗》的内容来看，陈藏器尽可能地广泛搜集未收入《新修本草》的有关药物记载资料，从内容、规模、理论上，成为《新修本草》的一次补充，与《新修本草》共同成为这一次本草大总结的主体文献。此后将近两个世纪，再没有新的综合本草问世。

据何爱华：《新修本草》传入日本后，公元787年，桓武天皇采纳日本政府典药寮的意见，行用《新修本草》。34年后，公元821年，嵯峨天皇诏令，《新修本草》为针灸生必读。又过了92年，公元913年，醍醐天皇诏令，凡医生皆读《新修本草》，定为《中经》。［43］《新修本草》对域外医药界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本草拾遗》不仅为宋代几部主流本草所引据，直至明代，《本草拾遗》成书后大约八个世纪，李时珍《本草纲目》仍称它：“博极群书，精核物类，订绳谬误，搜罗幽隐，自《本草》以来，一人而已。”［44］评价极高。

可惜的是，由于唐末五代十国动乱，以及宋代主流本草的出现，本草第四次大总结，《新修本草》和《本草拾遗》都已佚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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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尚志钧，林乾良，郑金生．历代中药文献精华．第二章．隋唐五代．药性论．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174－176

［15］《药性本草》不是官修本草，撰者不是名家，又有《新修本草》《本草拾遗》《海药本草》等影响，没有引起注意是可以预见的。但当时，官修本草引据前人著作，标定出处，可能有各种政治考虑，特别宋代初年，五代十国混乱初告结束，许多药物的原初记载并不认真，《唐本》（《新修本草》）包含了许多草莽人家的本草著作、医药经验，《今附》《今注》《新补》也涵盖了许多宋以前的著作，不等于肯定是《开宝本草》的创新。以白花蛇为例，大家熟知的柳宗元（公元773－819年）《捕蛇者说》，说到“永州之野有异蛇黑质而白章……得而腊（xī，昔）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去死肌、杀三虫。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胡世林《中国道地药材》指认就是白花蛇Agkidrodon acutus（Guenther）相信对此蛇疗效也说得清楚，但此蛇的疗效，将近二百年之后，《嘉祐补注本草》才以《今附》收入本草，能说这真是《开宝本草》的创新收载吗？其实，唐慎微在整理《证类本草》时就补入《雷公炮炙论》的内容，《药性论》注白花蛇是否不比《雷公炮炙论》更晚？肯定不会到宋初开宝间才入药，以此来判定时间可能会致误导。

［16］金匮要略方论．卷下．禽兽鱼虫禁忌并治第二十四；果实菜谷禁忌并治第二十五．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影：60，63

［17］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七．治食中毒诸方第六十九；治防避饮食诸毒方第七十．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影：142，144

［18］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序录．上海：华联出版社，1955影：堕胎：69；解读：7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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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张介宾．类经．卷十二．论治类　十三、妇人重身毒之何如．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5：845

［21］赵佶．圣济经．卷二．化原篇．和调滋育章第六，陆心源光绪十三年（1887）刻本

［22］程国彭．医学心悟．卷五．妇人门．恶阻．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196

［23］丹波康赖．医心方．卷二十二．妊娠禁食法第三．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影：493

［24］冈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第七类．女科．十七、产经．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313。我们统计：《医心方》卷22含《产经》41条，卷23含53条，卷24含39条，卷25含200条，共333条

［25］巢元方，等．诸病源候论．卷二十六．解诸毒候、解诸药毒候、服药失度候．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影：139－140

［26］丁福保．古钱大辞典．下编．圆钱类．五铢．北京：中华书局，1982影：474

［27］刘昫．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志　第二十八　食货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影《二十五史》（5）：3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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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一百二十四．食货五．钱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影《二十五史》（11）：9276

［31］王溥．唐会要．卷八十二．医术．北京：中华书局，1955：1522

［32］转引自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一．序例上．唐本序，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影晦明轩本：28，此五十四卷有文献称五十三卷。

［33］编写人员各文献记录不同：新唐书·艺文志．卷五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影《二十五史》（6）：4294。《本草》20卷、《目录》1卷、《药图》20卷、《图经》7卷的作者，注称：“显庆四年，英国公李勣、太尉长孙无忌……右监门府长史苏敬等撰”一共23人。但其后，另有苏敬《新修本草》21卷、《新修本草图》26卷、《本草音》3卷、《本草图经》7卷，均未再注撰人姓名。

旧唐书·经籍志．卷四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影《二十五史》（5）：8721。则称：“《四时采取诸药及合和》四卷、《本草图经》七卷（苏敬撰）、《新修本草》二十一卷（苏敬撰）、《新修本草图》一十六卷（苏敬等撰）、《本草音》三卷（苏敬等撰）。上列“苏敬”，应指苏敬一人，而“苏敬等”则应是多人，但具体人员数目都没有记录。

《唐会要》称：“诏令校中书令许敬宗、太常寺丞吕才……尚药奉御许孝崇，并诸名医二十人，增损旧本”，没有列举“二十人”的名单，所举连同苏敬不过六人。

《证类本草》引《嘉祐补注本草》所附孔志约《唐本序》说：“乃诏太御扬州都督监修国史上柱国赵国公臣无忌（当是长孙无忌）、大中大夫行尚药奉御臣许孝崇等二十二人，与苏恭（即苏敬）详撰。”则编修人数为23人。《补注所引书传》《唐新修本草》条称：“唐司空英国公李勣等奉敕修……显庆中，监门府长史苏恭（即苏敬）表请修定。因命太尉赵国公长孙无忌尚书奉御许孝宗与恭（即苏敬）等二十二人重广定为二十卷，今谓之《唐本草》。”虽然没有明确名单，22人或（连同苏敬）23人，应较近事实。

尚志钧辑复本《唐·新修本草》末附考证“《唐·新修本草》编修人员的两种记载”。据《新唐书》《于志宁传》认为名单中还应有于志宁，则连同《新唐书》艺文志的22人撰写名单，实际应为23人。

［34］《新修本草》的卷数，各文献也有不同，《新唐书·艺文志》有两个数字：李勣、长孙无忌等合撰的合计为48卷；另外的《新修本草》《新修本草图》则是47卷，如果再加《本草音》和《本草图经》，则是57卷。《旧唐书·］经籍志》记录较乱，合计约不超过57卷。

《证类本草》引孔志约《唐本序》称：“本草并图经、目录等，凡成五十四卷。”文末，掌禹锡等据《蜀本草》序称：“作五十三卷。及唐英公《进本草表》云：‘勒成本草二十卷、目录一卷、本草图二十五卷，途经七卷，凡五十三卷。’又，英公序云：‘撰本草并图经、目录等，凡成五十三卷。’据此三者，合作五十三卷。又据李含光《本草音义》云：‘正经二十卷、目录一卷，又别立图二十五卷、目录一卷，图经七卷，凡五十四卷’。二说不同，今并注之。”引“补注所引书传”《唐新修本草》条作20卷。

《唐会要》称：并图为五十五卷。

尚志钧辑复本《唐·新修本草》末附图、图经及原书目录，只有正经20卷。

《新修本草》原书今已不存，除散见各家本草的引文外，分散在海外及国内各家的正经残卷有助于了解原貌，但所说图和图经已无从考查。尚志钧作了很好的辑复工作，搜集了各方面资料，基本恢复正经原貌，但全书原来是多少卷，已无法复原。我们说54卷、55卷也都是近似的数目，无法确认。

［35］辞海编委会．辞海．缩编本．药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582

［36］薛愚主编．中国药学史料．第二编．第四章．第二节．三、我国第一部药典——《唐新修本草》．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165

［37］尚志钧，林亁良，郑金生．历代中药文献精华．中编．第二章．二、新修本草．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181

［38］尚志钧辑校．唐·新修本草．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

［39］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历代道书目及道藏之纂修与镂板．先天修一切道经音义．北京：中华书局，1963：114

［40］旧署孙思邈．千金翼方．卷一．药名第二．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影：2

［41］转引自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一．补注所引书传．本草拾遗．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影晦明轩本：39

［42］尚志钧，林乾良，郑金生．历代中药文献精华．中编．第二章．四、本草拾遗．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191

［43］何爱华．《新修本草》东传日本考中华医史杂志，1982（1）：54

［44］李时珍．本草纲目．序例．卷一．历代诸家本草．本草拾遗．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校集本）：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