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史概述

（本文为一次中日医学交流会的发言）

远自秦汉（公元前221～公元264年）以来，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日益发展，从未中断。至于医药文化的交流，在公元552年，中医学的《针经》，已经传到日本。608年推古天皇曾派遣药师惠日、倭汉直福因等来中国研究医学。今天各位药剂师又来中国研究中药学，应该说是这一历史的继续。659年中国编的第一部官修药典《新修本草》又传到日本，在701年天皇颁行的医药职令“大宝律令·疾医令”中，规定为医学生必修课程之一，以后的交流就更频繁了。这一悠久的中日医药文化交流史，它记载着两国人民深厚的情谊。

中国医药的起源，最迟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便开始了。历史上传说有“伏羲制九针”、“神农氏尝百草”，伏羲氏族的活动，约在新石器时代的早期，神农氏族的活动，约新石器时代的晚期，这都属于原始社会。据殷墟出土甲骨文，便有头病、耳病、眼病、牙病、鼻病、腹病、足病等文字，说明最迟在商代（公元前1765～1122年）已有对多种疾病的认识，这时还是奴隶社会。到了封建社会初期（公元前1121～249年），人们已能从生活习惯和气候变化与疾病发生的关系联系起来，认识疾病之所以发生的道理。这时一位著名的医生医和说：“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前四种是气候变化对人体的影响，后两种是生活不节而发生的疾病。说明当时已具有初步的医学理论知识了。由于医学知识的提高，药物知识亦随之而丰富。如《山海经》中记载的药物达100多种，包括植物、动物、矿物药。同时亦开始用分科的方法对医药进行管理和研究，它们基本上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四科，这亦是医学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由战国到两汉，即公元前475年～公元265年，由于社会的巨大变革，医学科学日益发展起来，突出地表现在医学理论体系的逐渐形成。著名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就产生于这个时期，它在朴素的对立统一规律学说阴阳学说和朴素的系统论五行学说的思想指导下，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其中主要包括脏腑学说、病机学说、诊法学说、辨证学说、治则学说等。这个理论体系，一直是中医学理论的基础，它指导着中医学的临床实践。药物学也是在这个时期奠定了基础，《神农本草经》就是代表作。它共收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共分为上、中、下三品，并提出了七情和合、四气五味、君臣佐使等药物配伍应用的基础理论。正由于医药都奠定了理论基础，伟大的医学家如扁鹊、张仲景、华佗等相继出现了。扁鹊精于脉学，著有《八十一难经》；仲景精于方药，著有《伤寒杂病论》；华佗精于刀针，著有《中藏经》。中医学在这个时期，无论理论和临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就国际范围来说，在当时可以说是走在最前列的。

到了晋及五代（公元265～960年），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临床治疗、药物研究三方面，又各有新的进展。基础医学方面，证候学的知识相当丰富了，以巢元方著的《诸病源候论》为代表，他把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疾病分做67门，叙述1700多种证候；以王叔和著的《脉经》为代表，总结出24种脉象，一直运用到现在。临床医学方面，内科有孙思邈著的《千金方》，伤科有蔺道人著的《仙授理伤续断秘方》，妇产科有徐之才著的《十月养胎法》，昝殷著的《经效产宝》，小儿科有无名氏著的《颅囟经》，五官科载于《千金方》中，并已经有了补唇、镶牙、手术摘除白内障等。针灸科有皇甫谧著的《甲乙经》。说明医学又进一步向专科的道路发展了。对药物学的研究也是相当突出的，首先是陶宏景在《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对本草学进行了一次总结，写成本草学名著《本草经集注》。大约在公元657年唐政府组织了苏敬、李勣等人编修本草，于659年完稿，定名《新修本草》，是我国由政府颁行的第一部药典。外国药典，以纽伦堡（Neurenherg）政府颁行的为最早，是在公元1542年，但已晚于《新修本草》9个世纪了。《新修本草》包括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约54卷，药图和图经早已亡佚，现只残存本草部分11卷，有清光绪15年己丑（1889）德情傅云龙于日本影刻的籑喜庐丛书本，1955年上海群联出版社曾影印为上下二册。其他还有专门记载食物药的《食疗本草》，专门记载外来药和少数民族药物的《海药本草》等。对于药物的炮制，这时也很注意了，雷敩著有《雷公炮炙论》三卷，是制药学的专著。炼丹术在这时期亦很有研究，葛洪的《抱朴子》、陶宏景的《合丹法式》可以说是制药化学的先驱。由于这个时期的医药科学又有所提高，与国外的交流亦日益增多，特别是与朝鲜、日本、越南、印度、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相互交流，尤为频繁。

宋元时期，即公元960～1368年，时间虽不太长，但于医学书籍的整理，医学教育的开展，药物鉴定的研究，医学流派的争鸣，都是很有成就的。由于这时的印刷技术相当发达，给各种书籍的印行带来很大便利，因而这时医药书籍的整理编印，盛况是空前的，中医学中许多经典以及有名的著作如《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脉经》《千金方》等都以此得以留传下来。正因为医学书籍的广泛流传，给医学教育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当时的医学校叫“太医局”，分做大方脉、小方脉、风科、疮肿折伤、眼科、产科、口齿咽喉、针灸、金镞兼书禁九科，招收学生300人，并实行外舍、中舍、上舍的三舍升级制度，这对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药物学发展到了这个时期，分别从品种、成药两方面开展研究。如由唐慎微等编辑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记载药物已达1 455种，对于品种的生产、来源、真伪鉴定等，极为认真。政府还设置“卖药所”、“和药局”，将许多效验显著的药方，制成丸散等不同剂型的成药，《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就是专载这些成药的书。大约在公元1110年到1358年这段时间里，先后出现了刘完素、张元素、张从正、李东垣、朱震亨等大医学家。河间刘完素以善治火热病驰名，张从正、朱震亨在他的影响下，形成了河间学派。而张从正善于攻邪，朱震亨善于滋阴，因而在同一河间学派中，张从正又为攻下派，朱震亨又为养阴派。易水张元素以善治虚弱证闻名，李东垣是他的学生，称为易水学派，而李东垣尤善治脾胃虚损病，所以他又自成补土一派。这些学派的百家争鸣，对于中医学理论的不断提高，对于后世医学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由明清到鸦片战争前夕，即公元1368～1840年，大约500年间，中医学较突出的是从理论方面去探讨。即以药物学为例，湖北蕲州李时珍，用了30年的功夫，参考了800多种书籍，跑遍了许多高山深谷，写成了载有1 892种药物的《本草纲目》52卷，附图1000余幅。它最大的特点是，发明“序录”，把运用药物的基础理论大大提高一步。而于每一药物之下，所列释名、集解、发明、辨疑、正误各个小目，从理论认识方面下了功夫，这是以前各家《本草》所不及的。它如缪希雍的《本草经疏》、刘若金的《本草述》、邹润安的《本经疏证》、张璐的《本经逢源》、黄宫绣的《本草求真》等，都是在阐发药物性用的理论，也是以前任何时期所不能比拟的。在临床医学方面，温热病学有突出的成就。吴有性的《温疫论》不仅广泛论及传染病的病源，并包括了对某些流行病学的见解，如“戾气说”，在17世纪中叶细菌学出现之前，提出疫病是由于感染，并有显著的传染性，这是很可贵的。后来叶天士著《温热论》、吴鞠通著《温病条辨》，倡卫气营血与三焦辨证学说，进一步完善了对热性病辨证论治的理论和方法，提高了临床疗效。同时对《伤寒论》研究的盛况也是前所未有，据不完全的统计，这时期注解《伤寒论》的最少在300家以上，其中如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张卿子的《伤寒论参注》，喻嘉言的《尚论篇》，柯韵伯的《伤寒来苏集》等，都是注《伤寒论》的名家。

近百年来，即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即公元1840～1949年，这是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期。中医学在考据学家的影响下，许多罕见的书籍如《颅囟经》《卫济宝书》《产宝》《黄帝内经太素》等，得以校勘整理出版。特别是古今医案、医话，以及已经散失仅存于《证类备急本草》中的《神农本草经》，先后经孙星衍、顾观光等先后辑出刊行，也是很可贵的。惟当时政府极其不重视中医学，又受到西方医学传入的影响，当时社会上大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于是中医学界便盛行“中西汇通”的主张，较早的有四川唐宗海，著有《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两卷；河北盐山张锡纯，著有《医学衷中参西录》30卷；最晚的如上海陆彭年，著有《伤寒论今释》《金匮今释》等。惟在革命根据地，则提倡团结新老中西医，用中西两法治病，可说是当前搞中西医结合的先声。

要之，中国医药文化拥有四五千年的历史，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成就和贡献都是伟大的。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医药文化遗产，我们认为这一遗产是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整理提高。现在我们国家存在着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这三支力量，应当是长期共存，都要发展。特别是中医学，应当是在继承、整理、提高的基础上，将运用有关的边缘科学从事研究，务期达到现代化为目的。

中日两国医药文化的交流，已有1000多年的光荣历史。历史总是要按照客观的规律发展下去的，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一定是要与历史永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