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的伟大成就

中国是具有五千余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举凡甲骨钟鼎、经传诸子、史记地志、小说笔记、哲学宗教、诗文考证、歌谣戏曲等等，无不属于古代灿烂文化的研究范围。要了解中医学文化比较真实的情况，除了在浩瀚的医籍里有记载外，还必须要更广泛地向这些史料中去寻找。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拥有最多人口的大国，它的人口之所以这样的发达，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它有优越的医药文化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也就是说正由于它的医药文化有了一定的成就，才可能保障人民的健康、民族的繁衍。因此，我们说中医药文化的成就，对于中华民族的保健医疗是做出了伟大贡献的。所以我们对中医药文化发展的过程和它的成就进行很好的认识，不仅是给它以历史的评价，而且要使它不停留在历史阶段，不断向前发展与提高，继续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世界人民服务。

预防医学思想的胚胎

人是集体生活的高等动物，在社会生活中共同劳动和不断向危害他们生活的环境作斗争，想办法解决关系着人类切身的生老病死的重大问题，尤其是对未来的灾害袭击，无时无地不在防患于未然，借以保护其生产力。所以中医学经典《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周易·既济》说：“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淮南子》说：“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这充分说明他们早已明确，病是可以预防的，要想无病，便得经常做好预防工作（常治无病之病）的道理。宋朝邵雍（公元1011～1077年）有一首带宣传性的诗歌，宣传大家都来做好预防工作，诗云：“爽口物多终作疾，快心事过反为殃，与其病后才加药，孰若事先能自防。”这些记载都说明在很早的时期已经具备预防医学的思想。他们究竟具体地如何做预防工作呢？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药物预防

据《山海经》记载，防蛊药有八种，防疫四种，防五官病八种，防皮肤外科诸病八种，防脏腑诸病四种，防兽病一种。唐代孙思邈（公元581～682年）著的《千金方》载有“避瘟杀鬼丸”、“雄黄丸”等，这些丸药，既可以燃烧，又可以佩戴，还可以内服，据载有避“百鬼恶气，卒中恶病及时疫”的作用。古人所说的“鬼气”、“恶气”，都是指见不着遽然使人受病的因素，方中的主要药料为雄黄、雌黄、丹砂、白芷、鬼箭、芜荑等，统为杀虫灭菌的药物。

（二）利用节气推行防疫活动

《荆楚岁时记》云：“正月一日，长幼以次拜贺，进屠苏酒。”屠苏酒方亦载于《千金方》，为：大黄、白术、桂心、桔梗、蜀椒、菝葜、乌头七味。据云能“避疫气，令人不染温病及伤寒。”冯梦冈《月令广义》云：“五月五日，用朱砂酒避邪解毒，余酒染额胸手足心，无虺蛇之患，又以洒墙壁门窗，以避毒虫。”元旦、端午这些节日，是人民大众最不能忘记的，利用节日做些防疫活动，易于推广，不仅在古代很适合，即在今天仍有利用的必要。

（三）消灭传染媒介

《春秋左氏传·襄公十七年传》（公元前556年）云：“十一月甲午，国人逐瘈狗，瘈狗入于华臣氏，国人从之。”《千金方》也说：“凡春末夏初，犬多发狂，必诫小弱持杖以预防之。”瘈狗就是狂犬，要消灭狂犬病，当然只有消灭狂犬，这是最彻底的办法。尤值得一提的是，葛洪《备急肘后方》（公元265～341）载治卒有猘犬（即狂犬）凡所咬毒方云：“仍杀所咬犬，取脑傅之，后不复发。”这与巴斯德的疯犬接种理论近似，但从年代上来看，巴斯德（公元1822～1895年）的年代，仅相当于中国清代的道光、光绪时期，而葛洪为东晋时人，已远在1400多年前了。

（四）预防接种

清代俞茂鲲《痘科金镜赋集解》云：“种痘法起于明朝隆庆年间（公元1567～1572年）宁国府太平县（安徽省旌德县西），姓氏失考，得之异人，丹传之家，由此蔓延天下，至今种花者，宁国人居多。”又董含《三冈识略》云：“安庆张氏传种痘法，云已三世。其法先收稀痘浆贮小瓷瓶，遇欲种者，取所贮浆染衣衣小儿，三日，小儿头痛发热，五日痘发，十日儿病愈，自言必验。”董含为明末清初人，是种痘预防天花的方法，中医学最迟在16世纪初期便已经推广开了。

正由于人类在生活过程中，切身体会出疾病的痛苦和对生产力的危害，因而产生“防患于未然”的预防医学思想，并发明种种行之有效的预防方法和措施，这都是很自然的事。《吕览》云：“夫以汤失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则止矣。故巫医毒药，逐除治之，故古之人贱之也，为其末也。”这就可以体会古人对于预防的重视了。

公共卫生的讲究

正由于远古的劳动人民在共同生活之中，早已产生了预防医学的思想，要想把预防工作搞得更好，必然会想出一些能够保证健康的公共卫生办法来。

（一）清洁水源

《吕氏春秋》说：“轻水所，多秃与瘿人；重水所，多与躄人；甘水所，多好与美人；辛水所，多疽与痤人；苦水所，多与伛人。”所云虽不尽可解，但已注意到水和疾病的密切关系，是非常可贵的。所以他们便首先留意保护水源。《周易·巽下坎上井卦》云：“井泥不食，下也；旧井无禽时舍也。”即是说低洼的井，易被泥污；井既破旧了，禽与人都应舍弃它，不要取用。又云：“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渫，是没有被泥污，水颇清澈的井，是可以汲用的，如这样清洁的井水都不汲用，是最可惜的。又云：“井甃无咎，修井也。”孔颖达（公元574～648）《正义》云：“案甃亦治也，以垒井，修井之环，谓之为甃。”又云：“井冽，寒泉，食。”这说明古人对于护井的工作是非常注意的。《后汉书·礼仪志》还说：“夏至日浚井改水。”《管子·禁藏篇》亦谓：“当春三月，揉井易水，所以去滋毒也。”又《轻重己篇》说：“冬画而春始，墐灶泄井，所以寿民也。”可见他们每年在一定时期，多半是在春季，甚至是通过官府的命令，普遍地开展濬井工作，这对于清洁水源，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二）下水道的建设

在处理污水的问题上，古人也有相当科学的设施。《周礼·考工记》云：“宫中之窦，其崇三尺。”注：“宫中水道。”《三辅黄图》记载：“未央宫有石渠阁，萧何所造，其下砻石以道，若今御沟。”说明这是用巨石修成的下水道，以后还有用砖结成的。方以智《通雅》云：“今以砖墁下沟曰阴，明作沟曰阳。”解放后苏联专家曾在北京市勘察明代用砖结成的下水道，很牢实，认为还可以使用百年以上。证明古代对下水道的建设是相当认真的。之所以认真，由于他们把下水道的建设与人类的健康联系起来了。如《秘奥造宅经》所说：“勿塞沟渎，令人目盲。”又说：“沟渠通浚，屋宇洁净，无秽气，不生瘟疫病。”沟渠堵塞住了，虽未必要害目盲，而沟渠通畅无阻，不发生秽气，少害瘟疫病，这一知识，在当时来说，是很可宝贵的。惟其如此，所以他们对下水道的保护亦是非常好的。《吕览》说：“季春之月，命司空曰：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通达沟渎，无有障碍。”这可以说是对下水道的及时检修。《梦粱录》云：“遇新春街道巷陌，官府差顾淘渠人沿门通渠，道路污泥，差顾船只，搬运乡落空闲处。”可见他们对下水道的大清除，每年最少有一次，对于垃圾的处理，也是适当的。

（三）粪便的清除

粪便是传染疾病的病源之一，因而古人亦很重视这个问题。凡在人多聚居的地方，都有公共厕所。《周礼·天官冢宰》云：“宫人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恶臭。”郑司农解释说：“匽，路厕也。”这是宫廷里的公厕。《大般涅槃经》记载：“须达长者，七日之中，成立大房足三百间，大小圊厕，无不备足。”这是寺庙里的公厕。《法苑珠林》有“于四门各作圊厕，给人便利”之说，这是一般城市里的公厕。这些公共厕所是经常有专人保持它的清洁的。故《释名》说：“厕，杂也，言杂厕在上非一也，故曰溷，言溷浊。或曰圊，言至秽之处，宜常修治使清洁也。”说明古人把厕所叫做厕、圊等，其命名的本身就有保持清洁的意义。就是普通人家的粪便，在城市里都有专业的人每天来清除出去。如《梦粱录》云：“杭城户口繁多，街巷小民之家，多有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收去，谓之‘倾脚头’，各有主顾，不敢侵夺。”可见在南宋时候已有清除粪便的专业人员了。

（四）洒水车的设置

马路上灰尘飞扬，是大有碍于卫生的，势必于路面常常洒水，借以减少尘土。《后汉书·张让传》载灵帝三年（公元186年）掖廷令毕岚便制造了用于道路洒水的工具。它说：“又作翻车渴乌，施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用翻车渴乌来洒水，固然要省力气得多，但亦说明在未制这种洒水工具以前，市镇人民还是经常在路上洒水，来减少尘土的飞扬。所以《清波杂志》曾说：“旧见说汴都细车，前列数人持水罐子，旋洒过路车，以免埃壒蓬勃。”现在陕西宝鸡出土的商周时代青铜器上，铸有洒扫人图案，先洒而后扫，远在3000多年前的我国人民已具有这一良好习惯，这在城市卫生的贡献上是有重大意义的。

传染病病因的发现

疾病是随人类以俱来的，某些疾病具有传染性，亦很早就为人们所认识了。如《说文解字》云：“疫，民皆疾也。”《字林》云：“疫，病流行也。”所谓“民皆疾”，就是若干人在一个时期内得同样的病，因而逐渐认识到这种疫病是具有流行性的，而且有的时候流行起来对人们的威胁是极其严重的，我们只要读第3世纪初曹植（陈思王）《说疫气》那篇文章便可明白了。他说：“建安22年（公元217年）厉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复族而丧。”正由于传染病有这样的严重性，迫使他们不断地追求其所以传染的致病因子，经年累月探索的结果，终于认识到许多关于传染病因的知识。如隋代巢元方在公元610年著的《诸病源候论》有云：“毒注候：……毒者，是鬼毒之气，因饮食入人腹内，……连滞停留，故谓之毒注。……恶注候：恶毒之气，人体虚者受之，毒气入于经络，遂流移心腹，……故名为恶注。……殃注候：……人有染疫疠之气致死，其余殃不息，流注子孙亲族，得病症状与死者相似，故名殃注。食注候：……人有因吉凶坐饮饮啖，而有外邪恶毒之气，随饮食入五脏，……乍瘥乍发，以其因食得之，故谓之食注。……中恶候：……是人精神衰弱，为鬼神之气卒中之也。……若将摄失宜，精神衰弱，便中鬼毒之气，余势停滞发作，则变成注。”这些“鬼毒”、“恶毒”、“殃注”、“疫疠之气”，都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科学水平，虽不能具体地认识到多种致病菌，但他们已经确认其为致病因子，而且有严重的传染性，其传染路径，有的是“因饮食入腹内”、“坐食饮噉”的经口传染，有的为“流注子孙亲族”的家族传染，还提出了“体虚者受之”和“精神衰弱”等抵抗力缺乏的感受性，这些知识都是非常可贵的。只是他们把肉眼见不着的这些病原体奈莫何，停滞在“鬼毒”、“恶毒”、“余殃”、“疫疠”的抽象概念阶段而已。但比较欧洲16至17世纪凡黑尔蒙特（公元1577～1644年）还相信破布加麦子或乳酪可产生老鼠的幼稚思想，要高明多了。

在东晋时代的葛稚川（约341年，还早于巢元方约300年），他很早就提出：“马鼻疽，乃因人体上先有创而乘马，马汗及毛入创中。”“沙虱病，乃因沙虱潜入皮里”等深刻而具体的传染源知识。尤其是痢疾，在《诸病源候论》里已经明白提到“虫痢”，还提出“九虫”等包括多种寄生虫的知识。例如它说：“鼠瘘者，由饮食不择，虫蛆毒变化，入于脏腑，出于脉，稽留脉内而不去，使人寒热。”又蝇瘘候云：“此由饮食内有蝇窠子，因误食之，入于肠胃，流注入血脉。”都是他们在与疾病作斗争中对传染病因的实际体验出来的。至于对个别传染病的认识，如伤寒、霍乱、痢疾、天花、麻疹、虚劳、疟疾、白喉、鼠疫、梅毒、丹毒、惊风、百日咳、破伤风、狂犬病、流行性感冒、烂喉丹痧等，在医学典籍中都有相当明析的记载，不必一一叙述了。

最早的解剖生理知识

中医学在长时期发展的过程中，对于人体解剖和生理，亦曾做了许多研究工作。如《汉书·艺文志》说：“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既是明白地指出了“原人血脉经髓”，其为根据一定的解剖知识可想而知。只是可惜医经家的典籍凡216卷，多半已失传，所余的《黄帝内经》18卷，又残缺不全。自从经过唐代王冰（公元750年）改窜后，更难于分辨真伪，但可以断言的，中医学在两汉以前，已有了解剖的知识和技术。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说：“上古之时，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醴酒、馋石引、按玩毒熨，一拨见病之应，因五脏之腧，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揲荒爪募，湔洗肠胃，漱涤五脏。”俞跗之事虽然无可考察，但据太史公这段文字的记载，古代有能操解剖术的医生，这还可以从其他的文献来证实的。同时《灵枢·经水篇》亦曾有“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皆有大数”的记载。这和《汉书·艺文志》“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之说，两两相应，益足以证明古代确有解剖之事。

又《汉书·王莽传》云：“莽诛翟义之徒，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度量五脏，以竹筳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这在中医学的解剖史上，算是最精采的一幕，因为从此不特越发明白了脏腑的位置，并且更知道了不同脏腑的轻重大小，又把竹筳插进血管，以视其终始，这对于动脉、静脉、心脏与其他脏腑的关系，以及血液流行于身体各个部位的现象，都获得了相当的认识。还说“可以治病”，说明其进行尸体解剖的动机，完全是在求得医学上的应用。这和欧洲在15世纪时巴丢阿大学教师抱着书本逐句宣读，另由仆役执刀解剖，而解剖的实际与书本两不相涉的情况比较，真是高明多了。正因为他们曾实际操作过解剖，所以《灵枢经》上记载的食道与肠道之长度比较为1∶36，而德人某医生所记的确数为1∶37，两者基本上是完全相符的。

《素问·举痛论》有：“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的记载，这明明白白说的是血液循环。同一书中还说：脾移热于肝；肝移热于心；心移热于肺。所谓“热”，证以《疟论》“疟发身方热，刺跗上动脉，开其空，出其血，立寒”的说法，就是指的血。这就将门静脉循环和大小循环的概念都表达出来了。哈维氏（公元1578～1657年）花费了17寒暑的研究，才知道心脏和静脉瓣的作用，而《内经》老早就说“心主脉”，“诸血者皆属于心”。脉分动静，在《内经》中亦有一定程度的说明，如《灵枢·血络论》说：“血出而射者，何也？血少黑而浊者，何也？……曰：阴气多者其血滑，刺之则射；阳气蓄积，久留而不泻者，其血黑以浊，故不能射。”血出而射，是较大的动脉，因为它的血压高；血少黑而浊是静脉，它的血压低，而且富含炭酸气的原故。所谓阴气，当指氧气，阳气当指二氧化碳。则无疑地以含阴气多的为动脉，含阳气多的是静脉了。

卓越的辨证论治学说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对疾病的一种特殊的认识和处理方法。证即证候，是病因和病变机制的概括，它与症状体征不是一个概念，症状体征只是疾病的表面现象，而证候则概括整个疾病内在变化本质。早在《黄帝内经》成书时代，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已大致形成，后来又有一些发展，特别是杰出的大医学家张仲景写成《伤寒论》（公元192～204年）以后，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便比较完整了。

辨证的理论具有两大特点：第一，辨证的主要任务，不是直接去寻找发病的物质实体或掌握人体的器质性病变，而是要了解人患病时出现的各项功能上的变化，根据这些变化来掌握疾病的本质；第二，由于它研究的对象是活的作为整体的人体，所以它所把握的是疾病对人体整体造成的影响，如寒热虚实等证候，就是整体性功能病变的反应。

中医学在2000多年的发展中，形成了八纲辨证、气血津液辨证、脏腑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多种辨析证候的方法，用来说明每一组症状群的本质和病变机制，以确定它和某种治疗方法的关系。这些辨证方法，实际上是在直观的基础上反映了人体病变的若干规律，从不同角度确定疾病在整体中的位置、变化趋势，以及与其他方面的关系。辨析证候的目的是为了找出病人机体的整体调节系统中究竟是哪一方面遭到损害，需要采取何种整体治疗的措施。为了要达到这一目的，古代医学家们在辨证思维的帮助下，将疾病以对立统一的观点来看待，以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来说明矛盾的两个方面，以相反相成的观点来辨识病理机转和生理机转的矛盾关系，从而确定治疗方案。

例如：无论是什么病，凡是病理机转属于热性、实性、兴奋性、亢进性的，统叫做阳证；属于寒性、虚性、抑制性、衰减性的，统叫做阴证。《伤寒论》说：“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前者是功能亢奋的病变，后者是功能衰减的反映。在病理变化过程中，属于外在、浅在、轻度的，统叫做表证；属于内在、深在、比较重笃的，统叫做里证。《伤寒论》说：“太阳中风（包括头痛、项强、脉浮缓、发热、恶风汗出等症），下利、呕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干呕短气，汗出不恶寒者，此表解里未和也。”太阳中风，仅是机体营气卫气功用失调的病变，所以称做表，也就是外在、浅在、轻度的意思。“汗出不恶寒”，说明体表的调节功能已渐次得到恢复，便叫做“表已解”。而“下利、呕逆、干呕、短气”等，为消化系统和呼吸系统的病变，病变比较内在、深在而严重了，所以称为里。里证而兼有表证时，应当先解表，后攻里，因为解表是促进生理功能亢奋，迫使病邪向外排泄，攻里主要是抑制病理变化，使病邪向下泻出。寒和热，一般是指生活机能的衰减或亢奋而言，凡生活机能和疾病作斗争的结果属于衰减性的便称之为寒，属于亢进性的便称之为热。《伤寒论》云：“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脏有寒故也，当温之，宜四逆辈。”又说：“下利欲饮水者，以有热故也，白头翁汤主之。”同样的下利，前者不渴，是吸收功能的减退，故为寒证；后者渴饮，为病毒的亢进而失水，故为热证。他如指急性脑缺血的病变为“中热”，急性脑充血的病变为“中寒”，仍然是一个代表亢奋，一个代表衰减。虚与实，是指机体抗力和病变机转的不同变化相对而言。《素问·通评虚实论》说：“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邪气即指病变机转；精气即指机体抗力。虚，为机体抗力的不足；实，乃病变机转的亢进。《伤寒论》云：“太阳病，得之八九日，……脉微而恶寒者，此阴阳俱虚，不可更发汗、更下、更吐也。”脉微是由于心气不足，恶寒是由于体温的低落，两者都是生理功能减退的表现，所以叫做虚，汗、吐、下三法对这种正气衰弱的病人都不适用。《伤寒论》还说：“伤寒十三日不解，胸胁满而呕……潮热者实也，先宜小柴胡汤以解外，后以柴胡加芒硝汤主之。”胸胁满而呕、潮热，统为邪热亢进的表现，故称为实证。

以上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辨证论治方法，是中医学在治疗上最突出的方法，它是以系统的整体观为基础，从机体整个的变化来认识疾病从而治疗的，经过长时期的实践检验证明，只要正确地掌握这个方法，是放诸百病而皆准的。

由单味药到复合方剂的发展

人类利用对草木金石禽兽的认识，用做药物治疗，在原始社会里是很自然的，神话传说中的神农或黄帝尝味草木，伊尹作汤液，都是例子。这些例子的经验，不断地累积而流传着，便是当时医药的主要形式。到了奴隶社会时期，巫掌握了政治经济，也是掌握了医药的主要人物，从这时开始，逐渐由单味药的应用变而为复合的方剂了。所以皇甫谧（公元215～282年）的《甲乙经》云：“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以后大约在第6世纪时，长桑君亦传了不少禁方给扁鹊。由多味药组合成方剂，是用君、臣、佐、使的配伍方法，来制成大、小、缓、急、奇、偶、复各种不同性质的方剂。《素问·至真要大论》云：“气有多少，病有盛衰，治有缓急，方有大小。……《大要》曰：‘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所谓君，就是主药；所谓臣，就是辅佐药；佐使药，具有引经报使等作用。《至真要》又云：“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苦甘，以酸收之，以苦发之。”即是说，对患热性病病人的处方，应以具有咸寒性味的药物为主（君），甘苦味药为辅佐（臣），酸收和苦发的药，便只是佐使的作用了。这样配伍的方法，一直为广大的中医所运用，许多疾苦赖以治疗。这样的复合方剂，君药一味，含君药中的全成分，臣药一味，亦含臣药中的全成分，集合全方的复杂成分，经服用后显示其同类作用或异类作用，达到敏捷的疗效。如“四逆汤”的附子干姜并用，能使“温经扶阳”的作用加强，“承气汤”的大黄芒硝并用，能使荡热通结作用加大，这就是同类作用。半夏经姜矾制过，能杀减它的辛燥性，大黄用酒浸蒸过，能削弱它的通下性，这就是异类作用。“凉膈散”解热剂和泻下剂同时并用，善于两解表里上下的热邪；“藿香正气散”发汗剂和醒脾建胃剂同时并用，善于和中解表芳香化浊。“黄龙汤”于通下剂中用人参，去邪而兼扶正；“桃仁承气汤”在化瘀剂配入大黄，通经又能泻热。诸如此类，都包含着四气五味、升降厚薄等，极复杂的药理作用。因此，由几味药或更多的药配成方剂，临床应用，效果极佳，如只能用药，而不能配方，甚至片面强调成分提取，不仅药效大减，而且是与中医学的遣方配剂格格不入的。诚如苏联全联盟科学研究院化学制药所BepTOЛИ所说：“植物性药剂含有多种的有效成分及组成部分，具有多方面的药理作用。这些物质被人体吸收后所起的主要治疗作用，系由于其有效能多样性及组成的复杂性，故欲确定其标准的组成和治疗作用是困难的，我们的目的在选择最有价值的生药，利用其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在医疗预防上起综合性的良好作用。”说明中医学由多味组成的方剂所产生综合性的治疗作用，是具有国际间的先进水平的。

外科学的成就

外科学在中医学中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周礼·天官冢宰》载有“疡医下士八人”，汉郑玄注云：“疡，创痈也。”唐贾公彦疏：“其职掌肿疡溃疡等。”创疡，在中医学一向属于外科，说明在周代外科学便已独立发展了。外科典籍最早的当推《金创疭瘈方》但仅见于《汉书·艺文志》，惜早已佚失。此外《灵枢·痈疽》载有治嗌中发猛疽、腋下生米疽的豕膏、胁下生败疽的翘饮。张仲景的《金匮要略》载有治马坠及一切筋骨损方等。

三国时期，还有一个杰出外科专家华佗（公元141～203年），《后汉书·方术传》云：“有疾者诣佗求疗，佗曰：君病根深，应当剖破腹，然君寿亦不过十年，病不能相杀也。病者不堪其苦，必欲除之，佗遂下疗，应时愈，十年竟死。”《三国志·华佗别传》又云：“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余日中，须眉堕落。佗日：是脾半腐，可刳腹养疗也。佗使饮以药，令卧，破腹见脾，半腐坏，割去恶肉，以膏敷创，饮以药，百日平复也。”以上两个病例，按中医学理论，都属于内科，而华佗竟以外科手术治愈，在1000多年前有这样高明的手术，是惊人的。华佗之所以有这样的胆识，是和他精于诊断分不开的，华佗曾著有《内照法》一卷，主要是通过观察病人的气色，便可以判断其生死寿夭。《襄阳府志》云：“华佗洞晓医方，年百余岁，貌有壮容，关羽镇襄阳，与曹仁相拒，中流矢，矢镞入骨，佗为之刮骨去毒。”华佗在操作这些外科大手术中，除了他的学术精纯而外，还因为他掌握了较有效的麻醉药方。

《后汉书·方术传》云：“若病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乃命先以酒服麻沸汤，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敷以神羔，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他所用的麻醉药虽不可考，而中药里的曼陀罗、生草乌、生天南星等，确具有强有力的麻醉作用。如《串雅》载的手术麻药：“草乌、川乌、半夏、生南星、酥各钱，番木鳖、白芷、牙皂各三分为末，临时水调敷一饭时，开刀不疼。”又换皮麻药：“羊踯躅三钱、茉莉花根一钱、当归一两、菖蒲三分，水煎服一碗，即如熟睡，任人刀割不疼。”前方为局部麻药，后方为全身麻药，这些麻醉药物，在今日的中医外科使用，仍是有效的。并曾经动物实验，得到证明。

中医的外科学，是和内科分不开的，许多高明的外科医生，往往都通晓内科，即是说一般外科的疾患虽在局部，而其发生的病变，是牵涉到整体的。所以亦和内科一样，仍须分辨它所呈显证候的阴阳、寒热、虚实来进行论治，因而内消、内托、将护、敷贴，成为中医外科不可分割的四大治则。内消分作汗下两种方法，常用于疮痈初起，有排泄疮毒的作用，如醒消丸、百效丸是其代表。内托是扶正排毒并活血的方法，常用于酿脓已经成熟的时期，托里消毒散、透脓散是其代表。将护是包括消毒、调养、护理等内容，敷贴是直接对局部病灶所发生的消毒、清热、提脓、生肌等不同的作用。至于正骨的摸、接、端、提、整、震、按摩、牵引八法，在临证运用时，是非常有效的，再加以接骨丹、岔气散诸方的内服，尤有助于骨伤的续断、复位和新生。

理学疗法中突出针灸

理学疗法在中医治疗学中亦具有丰富的内容，如针刺、艾灸、冷灌、温渍、膏涂、按、导引、角法（拔火罐）等等，可施于不同的疾病。针刺是一种物理刺激，能对人体经络气血的功能发生兴奋、抑制、诱导、调整等不同作用。艾灸亦属于物理刺激疗法的一种，它对于旺盛循环、促进代谢、增强活力，尤具显效。冷灌是冷水喷噀全身，多于热邪内闭，不得外泄的情况下使用。温渍，颇同于温水浴，凡寒邪闭于表时常用之。膏涂，即以配合好的成方，用油脂熬成药膏，可以涂于体表任何部位，一切病症均可应用，对于肌肉关节的风湿疾患，见效尤捷。按即是推拿，于小儿及筋骨损伤疾病经常用。导引即气功，包括多种动静功，对于老年病及其他慢性病，最为适合。角法，可用于治疗陈寒痼疾、表里寒症，都有显效。它如还有放血、刮痧、捏脊、割治等，都属于理学疗法的范畴，只要运用得正确、及时，临床上的疗效，都是很好的，所以广大群众乐于接受这些疗法。特别是针灸疗法，以其既便利而又见效迅速，久已盛行于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威信。

针灸学在中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特别是《灵枢》部分，多半都是讲针灸的，所以很早就把它叫做《针经》。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远在旧石器时期，人类就开始有针或灸的医疗活动了。最早的针是用石块制的，现在我们考古学家还不断从地下发掘出石针或砭石来。《山海经·东山经》说：“高氏之山，其下多箴石。”《尸子》说：“燧人氏察五木以为火”，无可否定，灸焫疗法，是人类发明火以后才有的，早期不一定是灸的艾。直到孟子（公元前390～305年）时才有“无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的记载。人类发明使用铜器和铁器以后，才有金属制的针，《灵枢·九针十二原》说：“九针之名，各不同形。一曰鑱针，长一寸六分；二曰圆针，长一寸六分；三曰鍉针，长三寸半；四曰锋针，长一寸六分；五曰铍针，长四寸，广二分半；六曰圆利针，长—寸六分；七曰毫针，长三寸六分；八曰长针，长七寸；九曰大针，长四寸。”这些不同形状的针，是为了满足不同病症的需要而改进的，某种形状的针，适应于某种疾病，能起到某种作用，在《九针十二原》里都有详细的叙述，这是前人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不断总结出来的，其中有非常珍贵的经验。较之现在基本固定差不多一样大小的针，要合理得多。艾灸的用法亦不断在发展，《本草衍义》扌寿艾去滓取白，入石硫黄末少许，叫做硫黄艾。《疡医大全》又发展为“雷火神针”，它用沉香、木香、乳香、茵陈、羌活、干姜、穿山甲、麝香入蕲艾中，用绵纸裹成条状，点燃灸寒湿病，无论对关节、对内脏，均有奇效。《本草拾遗》还载有“太乙神针”，它用人参、三七、山羊血、千年健、钻地风、肉桂、川椒、乳香、没药、穿山甲、小茴香、苍术、甘草、麝香、防风等与蕲艾和匀，亦裹成条，用以灸寒湿痛风、筋骨疼痛，疗效甚著。

无论用针或灸，都要讲究补泻手法，实证要泻，虚证要补，针的补泻手法有多种，如迎随补泻、呼吸补泻、提插补泻、轻重补泻、左右转补泻等，可按病人不同的体质、不同的病证而应用。致于艾灸的补泻，云岐子说：“以火补者，毋吹其火，须自灭也；以火泻者，疾吹其火，转其皮，其火灭也。”但是，从原则上来讲，灸疗除能温散寒湿而外，一般很少用于泻法的。

医院的创立

欧洲的有医院，约始于第8第9世纪的挨氏庙。而中国类似医院的组织，最迟在汉代就有了。《汉书·平帝本纪》云：“元始二年（公元2年），郡国大旱蝗，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这无异乎就是临时医院。《后汉书·皇甫规传》云：“延熹四年（公元161年）冬，三公举为中郎将，持节监关西兵，讨零吾等，破之。明年，规因发其骑共讨陇右，而道路隔绝，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规亲入庵庐，巡视将士，三军咸悦。”阮元解释《汉龙虎铜节铭》文“王命国惠赁一食人之”句说：“，古文庵，《说文》：赁，庸也。盖行军遇疫，王命赁一庵以栖军之病疫者，而为糜药以飤之也。”这见于《积古斋钟鼎彝器欵识》卷十，可见庵，就是当时的野战医院。到了五代时候，类似医院的机构，不仅有公立的，亦有的由私人来办。《南齐书·列传》第二十一载：“京邑大水，吴具偏剧，子良开仓救贫病不能立者，于第北立廨收养，给衣及药。”这相当于私立的临时救济医院。《魏书·太祖本纪》云：“不满六十而有废痼之疾，无大功之亲，穷困无以自疗者，皆于别坊，遣医救护，给医师四人，预请药物以疗之。”《世宗本纪》云：“勃太常于闲敞之处，别立一馆，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处，严敕医署，分司疗治。”这是公立的救济医院。唐代更直称之为病坊。《通鉴正误》云：“至德二载（公元757年）两京市各置普救病坊。”嗣后各亦普遍设置，一般都是设置在庙宇里，所以《通鉴》胡三省注云：“时病坊分置于诸寺”，这是一般的医院，并不是临时设置。《唐书·百官志》云：“官方患病，有药库监门，范出给医师、医监、医正，番别一人蒞坊。”这有些像现在的干部疗养院，设置比较好，医师比较多，制度亦比较过去完备了。赵宋初期，仍因唐制叫病坊，《曾南丰集》云：“为病坊，处疾病之无归者。募僧二人，属为视医药饮食。”说明病坊里还事护理的人员。周煇《清波别录》云苏文忠公知杭州，以私帑金五十两助官缗，于城中置病坊一所，名安乐，以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这是公私合营性质的医院。南宋后以至元代，都叫做安养院或安乐堂，一般志书，均历历可考。而李濂的《惠民药局记》云：“凡抱病而至者，咸集栅外，而内科外科，各司其专业，诊脉叩源，对证投药。”这俨然是一所业务很好的门诊部。犹记一九三○年丙寅医学社所编的《医学周刊集》第三卷载杨济时短评一则云：“美人所著《医学通论》，他说中国是文明最早的国家，最奇怪的事，是欧美人没来之前，竟没有医院类似的组织。”当时我国医学界有的人竟信以为然，我看这不是无知，便是对我国医药文化的诬蔑。

对外国医药文化的吸收

中华民族的文化随着各个时代的历史变迁不断地与他国民族接触的结果，也吸收了一些外来的文化，中医学亦复如是。东汉以后，如与释迦同时的印度名外科学家，经六朝（公元222～589年）以来，他的医学典籍便有多种经过翻译，曾在中国流行。其次为第3世纪的龙树菩萨，精于眼科，他的眼科学很早就传到中国来了，叫做《龙树眼论》，连白居易的诗中也有“案上漫铺龙树论，盒中空燃决明丸”的诗句，便可以见到他的学术在当时流行的情况。这些印度医学，都是通过佛学的传播来到中国的。但要知道隋唐时期（公元589～907年）中国的道教和外来的佛教是有相当大的矛盾的，经常都进行着激烈地斗争，而以道士知医的两个代表人物，陶宏景（公元452～536年）和孙思邈都曾受到许多佛学思想的影响，如陶宏景编的方书名为《肘后百一方》，他的理由在自序里便明白地引佛经“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辄有一百一病”两句话，可见当时陶氏医学的成就，是曾经吸取了印度医学的知识的。孙思邈著《千金要方》，他在卷一《论诊候第四》云：“经说：地水火风，和合成人。凡人火气不调，举身蒸热；风气不调，全身强直，诸毛孔闭塞；水气不调，身体浮肿，气满喘粗；土气不调，四肢不举，言无声音。火去则身冷，风止则气绝，水竭则无血，土散则身裂。然愚医不思脉道，反治其病，使脏中五行共相克切，如火炽燃，重加其油，不可不慎。凡四气合德，四神安和，一气不调，百一病生，四神动作，四百四病，同时俱发。又云：一百一病，不治自愈；一百一病，须治而愈；一百一病，虽治难愈；一百一病，直死不治。”同时印度医学在七世纪以前，为气、胆、痰三原质（三体液）说，亚历山大在公元前四世纪侵入印度，便将希腊的地水风火四原质说，以及黑胆、黄胆、血液、黏液四体液说的医学理论带到了印度，而印度医学传入中国，是公元以后的事，因此也可以说希腊医学是经过印度传到中国来的。不过中医学远在这个时期以前，早经建立了自己的医学理论体系，远比四气说、三原质、四体液诸说，要高明得多，因而这些学说，基本没有渗入中医学的理论中去。13世纪末叶，蒙古统治集团占领了欧亚两洲的大部分，统治王朝在北京设立回回医院，翻译阿拉伯医学的《回回药方》，以后齐德之的《外科精义》（公元1335年），危亦林的《世医得效方》（公元1337年）等，都吸收了一些阿拉伯的医学知识在里面，不过经他们吸收和消化，已一变而为自己的医药学了，所以在当时的文献上并不曾见到有印度医和唐医的区分，也不曾有阿拉伯医和元医的对立。

至于药物在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到明英宗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这段时期有很多外国药物不断地由印度、波斯等地输入中国，如苜蓿、胡桃、胡荽、蒜、胡麻、石榴、指甲花、郁金、没石子、砂糖、无漏子、甜菜、莴苣、无花果、水仙、西瓜、胡芦巴、安息香、没药、苏合香、芦荟、毕澄茄、补骨脂、胡黄连、独活、木香、荜茇、肉豆蔻、阿魏、番木鳖等不下200种，都是由国外引进的，并非中国原产。然而一直到现在，并没有把它认做印度药或波斯药，而与中国原产的药物对立起来，相反经过培养而变为中国药了。这些事例足以说明我们祖先是善于接受外来文化，并加以变革，纳入自己的文化范围。至于不切合实际运用的，如四气三液说等，直摒弃之而不惜，这种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有选择的向国外引进科学技术的方法，直到今天，仍然有现实的意义。

中医学的外传

西汉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东汉时班超再次到西域，广泛地开辟了东西交通，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后来随着农业、手工业和造船业的进步，对外贸易日益扩大，中医药学的向外传播也逐渐增加。特别是到了隋唐时期，中国医学已全面发展，成为亚洲的医学中心。因此，当时朝鲜、日本等国家都曾派人来中国留学。中医药学的外传，对于世界医学的发展有着重大贡献。

中朝两国在文化关系最早也最密切。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即朝鲜史上的“三国”时代已经有了文化往来。公元514年梁武帝应朝鲜（百济）的请求，曾派遣医师赴朝鲜。到了唐代，由于两国间的接触日益频繁，中医学也随之更多地输入朝鲜。如《素问》《伤寒论》《甲乙经》《神农本草经集注》《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古典名著，都被朝鲜采作教本，用以教授学生。宋代于公元988年和1021年两次赠送《太平圣惠方》给朝鲜。公元1078年朝鲜王徽病，遣使来我国请医，当时中国派翰林医官邢慥前去，还带了100多种药物。公元1103～1118年应朝鲜要求，中国两次派医官牟介、杨宗立等去朝鲜传教医学，此后朝鲜的东医便渐次发展起来。

中医学也很早传到越南。唐代知医的诗人沈佺期、刘禹锡等人曾去越南。另据《历代名医蒙求》记载，医人申光逊曾以胡椒、干姜等辛味药治愈越南人的脑痛症。

自东汉以来，中日两国便有了正式的往来，经历三国、两晋、南北朝，往来没有中断。大和国王屡次遣使南朝，中国人也不断经过朝鲜迁移到日本。此后，日本便源源从朝鲜间接吸收我国的文化。公元562年，吴人知聪携带《明堂图》及其他医书160卷到日本。公元608年日本推古天皇遣药师惠日、倭汉直福因等来中国学医，于623年学成回国，曾将《诸病源候论》等重要医书带回日本。公元701年日本采取唐制，制定医药职令——大宝律令，规定医学生必修《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甲乙经》《新修本草》等书。公元733年，日本荣叡、普照等随遣唐使来中国留学，越10年，到扬州邀请鉴真和尚（俗姓淳于，扬州人）赴日本传授佛学、医学和建筑学等。鉴真率弟子数十人，经历了许多艰险，克服了种种困难，前后启程六次，经过10年的时间，才于公元753年安抵日本。他在日本传授医药学术，对当时日本医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公元763年逝世于日本奈良唐招提寺，日本人称之为过海大师。公元808年日本医家以中国医药名著《素问》《黄帝针经》《脉经》《甲乙经》《小品方》《新修本草》等为蓝本，编成《大同类聚方》100卷，从此，有不少医药著作出现，著名的有小野藏根的《太素经集注》、《治疮记》等书。

中医药向阿拉伯传播亦较多，其中以药物、炼丹术、脉学为最。中国炼丹术是现代制药化学的先驱，大约在葛洪以后的8至9世纪便已传入阿拉伯，又由阿拉伯展转传入欧洲，促进了世界药化学的突飞猛进。约在元代，中医的针灸疗法亦逐渐传入阿拉伯及附近各国。中医的脉学在公元十世纪便传入阿拉伯，阿维森纳（Avicenna，公元980～1037年）的《医典》中有这方面的详细记载，其中许多脉象的描写，都是采自王叔和《脉经》，这对阿拉伯诊断学的发展很有影响。《医典》中还记载了若干中国药物，并谓糖尿病患者的尿味甜，以及用水蛭吸毒等，都是吸收了中医学的资料写成的。美国人拉瓦尔（Lawall）在《药学四千年》一书中，认为阿拉伯人的麻醉法可能是由中国传去的，这种说法有一定的根据。

中国输入印度的药物，既多且早，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乌头、附子、麻黄、细辛等，在印度被称为“神州上药”。唐代人义净在印度住了20年，用中医药给印度人治病，博得群众对他的尊敬。

现在中医药学越来越受到国际间的重视，无论在亚洲、欧洲、美洲，都掀起了学习中医热、中药热、针灸热。过去国际间往往是重视中医的治疗方药，没有重视中医学的理论，现在国外已经有人注意到这一点，特别是都想了解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如阴阳五行学说、脏腑学说、病机学说、诊法学说、辨证学说、治则学说等。因此对中医学的古典著作《黄帝内经》《伤寒论》之类，进行研究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了，许多中医典籍都有了英文、日文等外文译本。中医学的对外传播，已经达到了空前的极盛时期，这对世界医学的进展，将要发生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