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正确对待祖国医学遗产

（原载《江苏中医》1957年6期）

祖国的医学遗产是丰富而伟大的。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呢？

根据列宁同志“在每个民族里有两种民族文化”（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118页）的学说，以及“在每种民族文化里面都有、哪怕不是发展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成分，因为在每个民族里有劳动的和被剥削的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不能免地要产生着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119页）的理论，我们是有充分理由来肯定中国古代文化（包括医学在内）的优良部分的。同时，列宁在这里也业已给我们树立了取舍的尺度。

关于如何对待中国古代文化，毛泽东同志有过明确的指示：“对于中国古代文化，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毛泽东选集》第三卷《论联合政府》，1107页）。又：“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因此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的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民族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与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一切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79页）

这些原则，对于我们学习中国医学史，特别是中国古典医学史的人，是有着深刻意义的。“一概排斥”，那就是民族虚无主义，像过去一些资产阶级的西医说我们这也不科学，那也不科学，甚而极歪曲的说“中药有效，中医没用”，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盲目搬用”，那就是一般狭隘民族主义者或国粹主义者所采取的保守态度，我们同样是坚决反对的。现在在一部分医务卫生人员中间对于祖国优秀医药文化遗产的无知或抹杀的态度，已经产生了有害的结果，这是应该纠正并不容再继续下去的。

反之，又有部分中医，旧书是能看下去了，但钻进去，却出不来。这两个极端也就是多少受了民族虚无主义者或狭隘民族主义者的坏影响。虚无主义的所以产生，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某些人由于长期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在精神上一时还不能完全站立起来，又加上受了帝国主义的歪曲宣传的结果。保守主义所以产生，则大部分原因是由于封建主义的余毒。所以，在正确对待祖国医学文化遗产问题上，也就有继续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内。“批判地接收”，目的是为“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不是颂古非今”，尤其“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至于吸取的标准，那就是“民主性”和“革命性”的。

上面列宁关于文化遗产的理论是一般性的，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也还是指关于吸收中国一般的古代文化而言，如果专就中国医学来说，那就需要在一般的指导原则之外，更具体些。在这方面，人民日报“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的社论（1954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和雷海宗同志的“我对祖国医学遗产的认识”（1954年11月21日光明日报）中，都有很好的提示。

人民日报社论说：“我国医学有数千年的历史，有丰富的内容和宝贵的临床经验，在我国历代人民对疾病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继承和发扬这份文化遗产，认真学习和研究它的学理和实践经验，用科学方法加以整理和总结，逐步提高它的学术水平和医疗水平，使它更有效地为人民服务，这是我国医学界的一项十分光荣的艰巨任务。做好这一工作，不仅大大有助于我国人民的保健医疗事业的发展和提高，而且能使世界医学的内容，更加丰富起来。

他们不懂得继承和发展祖国的文化遗产对建设新文化的重要性，不懂得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对提高现代医学和医疗水平、发展人民保健医疗事业的重要性，因此，也不懂得团结和提高中医，使它充分发挥作用的重要性。他们忽视广大人民对中医中药的实际需要，忽视中医的丰富经验和显著疗效，不去认真学习研究，不加仔细分析总结，就笼统地说中医‘落后’、‘不科学’，全盘加以否定。这种不承认事实，不重视实践经验的态度，是极端‘不科学’的武断。

中医中药的不可否认的疗效，证明了中医学有合理的和有用的实际内容，而它的最大弱点，就是缺乏系统的科学理论，还没有掌握化验和科学检查的可靠方法，这就大大限制了它的发展和提高。所以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通过认真的学习、研究和实践，逐渐使它和现代科学理论相结合的问题，就是要根据现代的科学理论，用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医学的学理和总结它的临床经验，吸取它的精华，去掉它的糟粕，使它逐渐和现代医学科学合流，成为现代医学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逐渐创立这样的现代化医学，它应该反映出中国的地理、气候的特点，反映出中国特产的药材的应用特点，反映出中国各族人民的生活和劳动的特点。这便是我们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远大目标。”

雷海宗同志说：“医学是自然科学，虽也反映一定的民族特点，但是没有阶级性和民族性的。我们把医学分别为中、西，并不等于说医学是有民族性的。今日的中医学，还没有完全摆脱过去历史时代限制所加予它的许多糟粕及不科学的因素。我们研究中医学，最后的目的，应当是消灭‘中医学’与‘西医学’之间的一切界限，那也就是说，将来只有吸取了今日中医学全部精华的高级的科学医学，根本不再有所谓中西。到那一天，全世界都可认识到五千年的中国经验对于医药科学的丰富贡献。

今日苏联的医学，其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医学，主要的不在于它的个别经验（这当然也很重要的），而在于它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指导下新哲学观点。我们学习苏联，主要的要学习这个观点及基于此观点所必然建立的方法。如我们近年来时常谈到也经常用到的封闭疗法，它的理论是根据巴甫洛夫的功能统一学说和神经论的基础所发展出来的符合‘优势法则’和‘阻断病理性冲动影响大脑皮质功能’的‘病因治疗’。这种疗法，很早就在资本主义国家医学上使用。可是，由于他们的医学受机械唯物论思想的指导，仅认为是消极的对症治疗（止痛），而不能认识它的伟大的作用，所以得不到发展。由此可见，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根本的哲学问题。中国旧有的医学，尽管它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在这整体观念一点上，和巴甫洛夫学说相通，确是高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医学的。我们只有深切认识此理，方能一面虚心诚恳地研究中国旧医学，一面又创造性地而不是机械地去学习苏联，也只有这样的研究和学习，才能保证我们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能够吸收中医学的全部精华！”

我们把上面列宁、毛泽东和人民日报社论、雷海宗同志的话结合起来，那就是：具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容和宝贵的临床经验，同时在我国历代人民对疾病的斗争中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也是现在我国广大劳动人民所迫切需要的祖国医学遗产，就是我们应该发扬的，而这也就是中国医学史的重点。

这样的做法，是为了发展民族的新医药文化，提高它的学术水平和医疗水平，是为了获得创造新的高级的科学医学必不可缺的一部分有益的营养，这也就是为了向前看。如果就一个卫生工作者来说，通过中国医学史的学习，提高爱国主义思想，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在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处理古典医学遗产已充分表现毫不关心并毫无能力的今天，社会主义国家恰表现对过去一切对人类健康有贡献的医学财富的极大重视，因此，在正确对待祖国医学遗产问题上，又是有极大的政治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