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方医学的历史沿革

中日两国由于比邻关系，在文化上的交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远绍秦汉之际，我国中医学就正式传入日本，经历三国、两晋、南北朝，其往来从未中断。在南北朝天正二年（公元552年），梁元帝赠日本《针经》一套；天嘉三年（公元562年），吴人知聪携带《明堂图》等医书及其他书籍160卷去日本。隋代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日本推古天皇派遣药师惠日、倭汉直福因等来我国留学，专攻医术，历时15年，学成回国，带去《诸病源候论》等重要中医著作。到了唐代，中日学术交流更加盛行，通过遣唐史、留学生、僧侣等，除带去当时中国的典章制度、文化技术之外，大量的医药典籍也同时流传彼邦。唐代武则天大足元年（公元701年），日本仿唐制制定“太宝律令”，其中“疾医令”规定：医学生必修《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针灸甲乙经》《新修本草》诸书。从此，日本医学以中国医学为蓝本，脱离了魔术医学的羁绊。此后，日本相继成批派出留学生到中国学习医学，并请中国学者去讲学。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来华留学，10年之后，特到扬州邀请高僧鉴真和尚东渡讲学，传授佛法与医学。鉴真率弟子数十人，5次航海失败，第6次遇遣唐史归国船只，经九州到柰良，历时10年的努力，于唐玄宗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渡海成功，受到日本圣武天皇以下朝野的热烈欢迎。鉴真在日本除传播中国佛教、建筑、雕刻、文学艺术之外，大力传授中国医药学术，对日本医学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唐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鉴真77岁逝于日本柰良唐招提寺，被尊称为“过海大师”。现在日本东大寺的正仓院里还存有唐代从扬州运去的中药，后来日人撰写《鉴上人秘方》，其中就有鉴真医方，惜书已亡佚。不过，鉴真用过的脚气入腹方、诃黎勒丸等，在后来的《医心方》里有记载。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日医管原清在我国学医回国，颇精唐代医方，竭力提倡中国医学。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日本医家以我国《素问》《黄帝针经》《脉经》《针灸甲乙经》《小品方》《新修本草》等为蓝本，写成《大同类聚方》100卷。据何爱华氏考证，我国唐代名著《备急千金要方》，约于开成三年（公元838年），由日人管原梶专程访唐时携归日本。日本著名医家丹波康赖，于园融天皇永观年间（公元982—984年）撰写《医心方》，引录《备急千金要方》480处，共1 141条之多。至此，我国医学为日本汉方医学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日本汉方医学体系的形成，当在15世纪左右，也是不断地吸收我国医学成就，并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加以发展的结果。元仁宗延祜二年（公元1315年），日人尾原性辑采我国汉魏唐宋医方，著《万安方》。明代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竹田庆昌在我国搜集医家珍本和铜人模型归国。明代宗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日本僧医月湖久居我国杭州，广搜医学典籍，其弟子田代三喜留学我国12年，回国后大倡金元医学，著有《捷术大成印可集》《福药势剪》《直指篇》等书。明孝宗弘治五年至十三年（公元1492—1500年），日本坂净运来中国，攻读仲景学说，归国时带去《伤寒杂病论》一书，向日本医界大力传播仲景学说，影响很大。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吉田宗桂留学我国十余年，回日本时，明世祖赠给颜辉扁鹊图和《圣济总录》等，因其精通本草之学，故有“日本日华子”之称。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金持重弘来我国学针灸，归国后促进了日本针灸的盛行。在清代初叶，由于我国宋明时期兴起的理学渐衰，汉学复兴，处于江户时代（公元1603—1876年）的日本汉方医学也深受其影响。此期，号称日本汉方医学革命家——吉益东洞，受到坂净运推崇仲景学说的影响，著书二十余种，强调仲景《伤寒论》为医林之绳墨，不易之规矩。至此，日本汉方医学体系，不仅日臻完备，且具有相当水平和特色。到明治维新初期，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日医均为汉方医，在群众中享有崇高信誉。不过，此期我国兴起的温病学说，未能引起日本汉方医界的关注，大概与其实践、需要有关。

在明治维新（公元1868年）以后，日本政府采取西学东渐的国策，崇洋慕西之风大扇，以荷兰、德国之医学为典范，全盘照搬，所颁布的医师法，规定只有医科大学毕业再经考试合格才能取得医师资格，而汉方医学既未纳入医科大学的教学计划，又未举办汉方医药专门学校，致使汉方医生无法执业。到19世纪末，日本汉方医学遭受政策上的严重摧残，几濒于灭绝困境，根本谈不上什么发展。昭和初年，在国粹复兴思潮的鼓动下，日本汉方医学家发起了国医保存运动，还试办了专门学校。20世纪初，和田君十郞著《医界之铁椎》，力辨汉方医学的优越性。与此同时，汤本求真撰《皇汉医学》一书，堪称总结性巨著，对我国中医界也有很大影响。他后来又写成《中国内科医鉴》，尝采西说，与我国当时主张中西医“汇通”的医家，许多观点不谋而合。卒于昭和十三年的泽田健著《三焦经概论》一书，对针灸学术备加推崇，他的成就形成了针灸界独树一帜的派别，如此等等，使长期衰落的日本汉方医学又升起了复兴的曙光。不过，此一复兴势头延续并不多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医界称此为“麦克阿瑟旋风”，使汉方医学遭受严重挫折。

然而，日本汉方医学毕竟是有生命力的，它虽然渊源于中国，却深深地植根于日本人民之中，日本人民对汉方医药的深刻信赖与需要，促进了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真正复兴。加之，我国中医药学的成就与优势，席卷欧亚的“针灸热”“中医热”浪潮，这些影响更加坚定了日本医界复兴汉方医学的信心与决心。在这种形势下，日本政府也开始改变对汉方医学的态度，并采取具体措施关注汉方医学的发展。目前，日本政府已把成百个汉方纳入医疗保险之例，把汉方医药纳入科研计划，建立设备优良、力量雄厚的汉方科研基地，还有二十多所大学从事汉方和针灸研究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对汉方医药的研究，还十分重视国际合作与交流。本文作者就曾应日本广岛县环境保健部之邀请，率团参加有1 500余名日本医界名流与会的东洋医学会1986年年会，进行学术交流。会上，环境保健部长三桥昭男代表政府致欢迎词，知县竹下虎之助盛情接待。所有这些都表明日本政府对汉方医学的关注。至于日本民间医界、财界筹建的汉方研究所、针灸学校、汉医学习班、学会、汉医门诊部、药局等，更如雨后春笋，比比皆是，近年来，日本民间医界与我国中医界的学术交流，也频繁之极，史无前例。目前，日本从事汉方医药的工作人员，当以数万计，其中汉方医师、药师大多具有博士学位。他们已从重方药轻医理的传统观念中解脱出来，并积极探索我国中医学的特点，加以研究应用。这股汉医复兴的势头，已见成效，很有前景。

总之，日本汉方医学渊源于中国医学，又不断吸取历代中国医学的成就，并结合自己的实践而自成体系，这个体系的基本构架与中国中医学相同，但其中融会了无数日本民族的经验、认识，其间虽几经兴衰，犹具相当生命力。目前，他们正满怀信心地促进汉方医学的复兴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