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几点思考

关于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几点思考

张异宾^[1]

特别高兴能有机会到我们高校社会科学管理研究会的年会上来做一个汇报。今天早上，因为我怕堵车来得比较早，结果提前一个小时就到了。所以在会前，我就把本次会议的论文集大致地学习了一下。特别是刚才听了顾海良校长的报告以后，我想和大部分已经提交的论文比较宏观的、科学的、专业化的研究作一点区别，还是谈一点比较个人化的想法，当然也要包括我们南京大学文科已经在做的一些事情的基本思路。

听了顾校长的报告，包括翻阅了很多专家提交的论文，我一看，原来我准备的稿子基本的理论认知水平，远在大会论文的很多研究跨学科问题的专家水平之下。有很多基本观点，包括跨学科的重要性、来自于自然科学国际的背景以及目前影响高校跨学科研究的一些来自于体制上、方法论上、队伍上的一些问题和瓶颈，绝大部分提供论文的老师都已经谈到，而且谈得很透。

我想了一下，还是首先谈一个与此问题相关的方面。第一，我看了论坛论文集以后，有一个最基本的感觉，就是跨学科的问题是目前我们在中国整个学术界，甚至是教育体制当中提出来的战略性问题。但是，我个人不主张把跨学科教育、跨学科研究这个命题和专业化本身对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今天强调跨学科了，是不是我们就对本身整个学科的专业化体制提出了疑问？我以为不是。这是第一个我想提出来思考的问题，可能和很多专业论文的提供者大的思路上有不一致的地方。

与这个问题相关，我想再谈开一点，谈到跨学科的问题，现在可能最大的难处是在什么地方？是不是仅仅是说领导没意识到、学者本身的抵触情绪和原来的学科体制。我个人的想法，目前跨学科研究的最大的难处可能是一个历史性的命题。我经常在想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中央包括全国都已经认同一个想法，就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社会已经开始进入一种世界的、全球化的语境当中，甚至中央把下一步我们整个中国、我们民族社会进步的一个基本的定论，叫做创新社会。所以，高校很重要的任务就成了培养创新性人才，但是，我觉得和下面讲的跨学科、交叉学科研究这个问题是一致的，就是今天非常断裂式地突然提出跨学科和突然断裂式地提出创新性，然而却没有它们实现的现实历史条件。

为什么？因为这个命题是一个——用我们哲学上的话来讲是无根性的问题。中国的教育体制一直到目前为止，从来就没有改变对每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生发展过程中的知识模型。这个模型是同质性的、压抑个性的、非创造性的。我经常也回过头想，我们的孩子成长，实际上从幼儿园开始，老师在进行同一性压抑，你坐端正了，和所有人一样地听话，然后就给你大红花，于是，教育的最初功能就成了把不一样的天性的孩子变成一样听话的无个性的人。这和整个现代西方基础教育不一样。西方人在20世纪70年代的人文教育改革以后，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是突出个性，孩子一生下来，首先告诉你，你生下来、你活着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你活的一生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我们从幼儿园开始，所有的基础教育里面却是用同一和标准答案把不同孩子的个性、创造性泯灭掉。好了，突然到了大学了，大学四年里面实际上前两年——因为我有幸当中突然转过来，管了两年本科教学——我们突然跟大学生说，你们要创新了，他整个一直到十八岁、十九岁，从来没有人尊重过他的个性和创造性。你突然说，你来创新吧，你应该有自己的个性，有这种现实可能么？

同样的问题出在跨学科问题上，跨学科问题我觉得不是今天提口号。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管理研究会、整个这个年度论坛是非常好的。实际上，我很早就向教育部和社科司领导建议过，我觉得我们的校长应该来听这个会，应该来读这样的文集。因为真正的问题不是出在我们的科研处长身上，问题在于分管文科、然后组织科学研究的领导，他本身在方法论上、在观念上是否意识到这个问题，他是否真正去想这个问题？这一点给我的感触特别大，所以我一读文集就发现，我的这点想法和很多专家一比，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所以，这个历史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我这里再举一个本科教学的问题，从这个问题来看跨学科本身，来说明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学者本身或者是我们社科处长的问题，是一个大学整个教育体制根本性的、连带性的系统工程。这个问题是比较大的问题，我们最近在做的本科教学里边，一直思考的问题显然与此相关。什么问题？即在知识教育里面，实际上很关键的一个问题是通识教育，或者说是教学过程当中学科之间边界的封闭性。一个青年人，从进入大学一直到博士毕业，十多年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一个学历史的不去读自然科学，学自然科学、天文学的绝不会去读中文学的专业书籍，而到最后，很可能我们在大学毕业生当中，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学生都是非专业就业。我想，非专业就业，包括硕士研究生毕业，绝大部分从事政府工作、企业甚至其他各行各业的管理，他甚至是在大学里面十年学的专业知识，和他以后的工作和生活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知识等于零，这是最大的问题。而实际上，也是这个模型本身培养出来的专家型学者，就是我们现在向他们号召说，你们现在开始跨学科研究吧。在他的知识结构里面，在他的方法论里面，在他的概念里面，从来没有超出过他的专业学习之外的东西。我以为，问题不出在口号上，不出在观念上，我们很多专家写的问题，都是20世纪从30年代开始，西方首先发生在自然科学领域，然后在社会科学里边已经成为现实的交叉学科的新的问题。认识不是问题，关键是我们如何去做，我们如何去着手做，如何操作性地去做。从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可能和很多老师的观点不一定一样。这不是概念之分，因为跨学科、交叉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里面的交叉学科，在现代的发达国家当中，已经成为现实。

我再举一个例子，最近我一直在领导我们教务部门同志作一个比较细的调研，可能有的同志也听说过，南京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之后，最早做的所谓理科的强化部模式，这个强化部模式在学科里面主要表现为什么呢？主要表现为我们单独招生，学生的前两年完全不做专业设置，大理科培养模式，然后在第三年、第四年开始通过选择或者多次选择，它首先是宽口径、厚基础，早期介入科研，然后多次选择，进入专业队伍。我刚才就讲，不要把跨学科和专业化对立起来，对立起来后这个问题就麻烦了。实际上，我们在这种交叉培养的过程当中，最后绝大部分人是回到专业化队伍当中去的，是要改变专业化过去的严格的学科边界的壁垒，而使专业化本身具有全新的创造性。交叉学科也好、跨学科也好，不是目的本身，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形成一个全新的、宽视域的这样一支学生和教师的专业队伍，改变我们基本的基础教育结构。2008年上半年教学评估，北京大学王校长在我们评估小组，当时我跟他一块听了我们基础强化部学生的一个PPT(报告)，我看了以后非常感动。这个学生四年学习后他选的专业是什么呢？自然科学中选的是生物物理，这说明在自然科学中，国际上已经不再仅仅物理是物理、生物是生物、化学是化学，相当多的专业学科本身就是全新的交叉学科。而且，目前重要的科学发现往往出现在边缘性的科学研究的交叉过程当中。这个学生的发言，就是在探讨在前几年整个知识过程当中大物理、大化学和整个学习过程当中，不同的老师给他们授课帮助他形成了自己比较宽阔的一个知识点，这个点让他最后的选择既不是物理，也不是生物，也不是化学，而他最后去了美国。在美国最好的学校里边、最新的一个学科作了一个依托，他整个对他知识树的描述是非常清晰的。而最后他整个的视域，也就是落脚点是专业化，这个专业化本身是全新的交叉学科。这也是我为什么刚才讲了这么一句话，就是说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研究在西方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当中已经是现实而不是口号。中国今天也逐步开始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与之相关联的问题还有，文科我们也做了一个强化部，是挂在中文系的。实际上，文科强化部(本科四年)和理科强化部，一个是成功的，一个是存在问题的。文科强化部主要是以文、史、哲为基础，主要是文科中文系的老师承担主讲课程。实际上四年下来，最后回到专业队伍当中，三个系里边，我们文科强化部的学生却都不如原来传统院系的专业训练。就哲学系而言，强化部给我的学生统统不如我四年哲学系的学生，中文系是这样，历史系也是这样。所以，这不是绝对的，就交叉学科而言，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还有它很大的不同点，这里面的规律性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所以，它不是一个口号。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

下面讲第二个问题，讲南京大学的学科特区建设。我们南京大学最早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成立了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我经常会想一个问题，其他学校只要一做，虽然我们先做，很可能就比南京大学做得好。实际上，我们是从2003年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在国际上倒真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创，不是南京大学的原创。但是，在中国国内却是我们学校最早探索出来的一条路。当时我们的蒋树声校长首先在全国自然科学“985”二期当中率先提出了“学科特区”的概念，这个“学科特区”的概念也是因为鉴于我们自然科学在国内学科边界非常僵硬，特别是院系结构非常僵硬，刚才我看很多老师书里面都讲到了这一条，院长、系主任对他自身的学科壁垒非常坚持。蒋校长当时在我们党校的理科做了五个“学科特区”，这五个“学科特区”全是从国外，像哈佛大学为主的几个学校引进的整建制的团队，这些团队也是自然科学里边已经形成交叉性研究平台的学科团队，包括分子医学。这些团队进来以后，学校给他特殊的政策，比如说给你一个团队三千万，你自己聘人，按照国际上的运行方式来做，所以在五年当中培育的几个团队都形成了非常显著的特色。有一次，我跟周宪教授、跟蒋校长谈话过程当中，也想到这个问题。我们最早确实看到普林斯顿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实际上不是纯实体性的、学科性的建制。它是由几个大牌教授组所领导的不同交叉性学科研究团队构成的，而这几个大牌教授都不是固定在某一学科。有几个不同学科的大牌教授根据相同的主题聘请全世界最好的不同学科的学者，围绕一个问题进行专项研究，这个跨学科实际上是重大项目、攻关项目。我们现在教育部正在做的，包括国家社科基金做的，特别刚才海良校长已经从大的宏观背景来强调了这样一个重大的紧迫性。当时我们做的时候，没有想得太大，南京大学有一个跟霍普金斯大学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我因为分管这个中心将近十年了，特别是在从2000年到2006年，我们对方的合作单位是霍大的一个高等问题研究SAIS研究院，他实际上是美国政府的一个高级智囊，当然是以国际问题为主。他的整个组织也是这么一个构架，包括他的著名学者像蓝普顿教授，像很有名的历史学家福山教授。我当时跟他们一谈，然后整个构架一看，同样也是这么一个基本的构架。当时我们就想，在南京大学的文科当中，因为南京大学的文科我经常跟很多老师讲，我们的文科在1952年一级学科调整，由于过去中央大学这种特殊的背景，南京大学很多主要学科都是并到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去，包括武汉大学。除了中文、历史、外语三个学科，南京大学其他(学科)全部解散，所有的社会科学是20世纪80年代全部重建的。所以，南京大学的文科的发展跟很多兄弟院校差距很大，当时我跟蒋校长说，南京大学的文科发展肯定不能跟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这样的一些好的传统的文科学校比，所以我们就想走一条大家可能并不一定率先想到的路。当时，高级研究院是在这个背景下，在蒋校长支持下，作为“文科特区”提出来的。在这个“文科特区”一开始，我们不像复旦大学真是支持力度很大，我也知道像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在高等研究院的整个后期投入里面，学校的支持力度远远超过我们，所以将来能够做大事。当时我们的设定，我跟周宪的设定主要考虑到一个长远的战略性发展。我们主要做的几件事里，有几件可能是通用的，大家都做的，比如说大牌教授，像许倬云老师在我们那每年大概来一个多月，当时我跟周宪给他下达的任务就是也不要他每次作很多讲座，只希望他多多与我们的驻院学者谈话和交流。我们有一个驻院学者制，而驻院学者主要以中青年为主，就是不同学科的中青年，我们给予一年的时间。当时，最开始我们是想教育部重点课题和国家课题结项的最后一年让许倬云老师摆脱教学工作，入院来保证他能集中精力。但实际上入院这三年以来，我们2005年成立这个学院，让我们没有想到的，就是这些中青年学者入院以后，每周他们都作专题报告，自身有一个workshop，来自于不同学科，他们的交流本身使这些中青年学者和他在原来院系当中接触的过程、知识结构完全不一样。一发言他就必须听别人的东西，和坐在后排听人家报告、可以逃走不一样，他变成了一个团队。入院制，中青年学者对他们的影响不会是现在就会产生一个现有的课题或书里面的现成成果，而是改变他的方法论结构，改变他的知识趣性。这一点给我们很大的鼓舞，所以我们从去年开始又做了一件事情，由于我们发现在院系里面，对整个青年教师的培训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专业管理实际上没有人管，院长不关心不说，专业教师、老教师带青年教师很多院系也没人管，现在都是自己管自己的，只要有项目，自己发文章，其他下面来的人到底怎么样根本不管。这是我们最担忧的一个问题，所以从去年开始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每年进来的文科教师，所有院系，由高级研究院来做方法论培训。一开始学习，青年教师很抵触，因为都是博士后、博士毕业，有的是国外回来，还要听你南京大学老师上课？但我们在定位上，还是比较准确的。请的所有学科都是我们一流的学者，谈的全部是最前沿的问题。所以，将近一百多位青年教师往这课堂一坐，一个学期下来，感觉完全不一样。大部分教师的感觉是听不懂，他不知道在他的专业学习过程当中还有这么多新的东西。

所以我们高等研究院里面，实际上，第一个问题从战略角度上讲，不是院本身是不是要争取做一些课题，这是次要的。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战略目标是长远的，是我们本身的青年学者，是要做院系结构里面做不了的事情。同时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一看，几乎已经成立的所有高等研究院都在做，就是公共论坛平台。这个我们做得也比较早，这是一直坚持的，包括组织很多院系不能组织的跨学科的讲座、跨学科的交流。

同时，在第二个层面上我们成立了一些兴趣小组。因为，作为主管文科的校长，我实际内心里有个最大的担忧，就是所谓攻关项目和社科规划里面的重大委托课题，最后质量上都会有问题。我为什么有这个担心？是基本模式上、机制上的问题。我这里边为什么会讲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所谓兴趣小组，是让一批中青年学者根据不同的主题，以他们自身的兴趣来组成自发的、他们愿意去做的课题小组，比如最近周宪牵头的一个“城市与空间问题”研究小组，里边是以我们建筑学院请的大牌教授为主，工科的，然后社会学、哲学、经济学包括城市规划，那么这批青年学者到了一块以后，一开始并不是先给他们一个命题，而是所有人在这里面轮流做演讲，然后让他们慢慢去寻找一个让大家都能够去进行的兴趣。在共同培育的后面，当时我跟周宪设计，最后它的结果是什么？它以后也可以解散，如果不能够形成共同的兴趣，以后也可以解散；如果能够形成共同的兴趣，比如说在空间问题上，就以一个最有发言权的学者为话语中心，形成一个固定的平台。这个平台，就是说不像我们做攻关课题先去弄一个很假的、一个大的材料去把它拿回来，最后弄一批并没有兴趣的专业学者去完成这个任务，最后的结果都是非常值得担忧的。而这个课题本身是经过几年以后，很可能大家经过几年的反复切磋，不同学科的碰撞，形成他们相互能够链接的思想火花点，形成一个东西。但是遗憾的是，这样一个课题本身很可能并不一定能够拿到所谓的攻关课题。我们下决心支持这样的真命题，所以这样的兴趣小组在高等研究院里面已经有四个，包括性别问题、媒体问题、环境问题、空间问题。虽然，很可能它们并不会一下就出成果，但是我觉得经过一个四五年的过程，甚至更长的过程，我们想象当中应该是未来学科发展的真正趋势。所以我想了一下，在操作性层面上，南京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除了目前和其他全国高等研究院相近的一些问题上，我们着眼的两个层次上，可能还是具有一定的特点。但是，在下一步上怎么走，特别是和传统学科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在以后未来的队伍上怎么建设，我觉得我们还面临很多复杂的难题。所以，我也想在众多兄弟院校成立的高等研究院的前提下，特别是在社科司的领导下，南京大学在交叉学科研究、在方法论创新上，在后面的工作当中汲取我们各个兄弟院校高等研究院的最好的经验，把我们的工作进一步推向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层面。

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注释】

[1]张异宾，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