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文化载体分类的观点评述

（一）现有文化载体分类的观点评述

目前学术界还鲜有学者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的类型划分问题，这方面可供借鉴的是学术界对文化载体的分类研究。因此，我们首先来回顾学术界对于文化载体的类型划分的不同观点，以此作为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的类型划分的学术借鉴。

美国学者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认为，“一个符号（sign），或者说象征（representation），是某人用来从某一方面或关系上代表某物的某种东西”⁽¹³⁾。符号学的创始人索绪尔（F.Saussure）认为，符号本身是一个系统，由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两个要素构成。能指是符号的物质形式，能够引起人们对某种概念的联想；所指是联想到的那个概念。基于这样的认识，居延安先生提出“符号系统是一种文化载体”⁽¹⁴⁾的观点。从符号的视角来认识、研究文化载体，对文化载体进行分类，就成为颇具代表性的一类观点。除了符号系统以外，居延安先生把“物品”当作文化的第二种载体，“人”当作文化的第三种载体，并指出“作为文化载体的符号系统、物品和人处于不间断的互动之中，相互间既独立，又溶合，承担着运载和传播文化的共同任务”⁽¹⁵⁾。在居延安先生对文化载体的分类及阐释中，尤其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以下两点:第一，居延安先生借鉴美国著名现代女性美学家、文艺理论家苏珊·朗格（Susanne Langer）的符号分类观点，把符号分为两类，即“自然语言是最重要的推理符号，表象符号包括礼仪及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样式”⁽¹⁶⁾。第二，提出“人的文化载体性主要表现在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中”⁽¹⁷⁾。

陈华文先生在其主编的《文化学概论新编》一书中探讨了文化符号的分类问题，也可以看作是对文化载体的分类探讨。书中把文化符号分为语言符号系统、非语言符号系统、综合符号系统。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书中提出的综合符号系统“是一种包括语言符号系统和非语言符号系统，并对两者进行有机融合的综合结构式的文化符号系统……是吸纳了两者的特点并拥有自己独特平台的一种符号系统”⁽¹⁸⁾。综合符号系统主要包括电影符号、电视符号、多媒体和网络符号。综合符号系统提出的意义在于:文化载体是以复杂的状态呈现的，简单的分类可能不能概括它的全部构成。

另一些学者从文化的视角来研究文化载体，相对于从符号的视角来研究文化载体，这些学者的分类研究更接近于日常大家讨论的话语体系。金开诚先生从文化载体的表现形式出发，把文化载体概括为四类，即实物制作表现、规章制度表现、礼仪习俗表现和语言符号表现。⁽¹⁹⁾他同时提出，虽然文化载体可以分为四类，但是现实生活中文化载体的表现又往往是跨类交叉的。金开诚先生的分类值得我们重视的有两点:第一，用“表现”来指代具体的客观存在，不拘泥于细节，具有一定的抽象性、概括性；第二，提出了“礼仪习俗表现”是文化的载体，突出强调了文化的“后天习得性”。

孙显元先生也把文化载体分为四种，即文字和语言、器物和硬技术（人类活动的物质手段，不包括观念形态的软技术）、组织设施、人和人的活动。⁽²⁰⁾但是他没有说明这样分类的原则和原因。孙显元先生的文化载体分类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他提出了组织机构是文化的载体:“大学中各种组织机构，都是大学文化的载体，表现为大学的各种不同的组织体系。”⁽²¹⁾

总结这些学者对文化载体的分类观点，我们认为都有一定的道理，都有可以借鉴的地方，但是也都存在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他们都是从客观存在的文化载体的表现状态出发进行载体分类，这样的分类是否能够罗列出全部的文化载体，划分的边界是否清晰合理都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思考。而如果不解决以上两个问题，那么这样分类的合理性、有效性就值得进一步思考。同时，由于受篇幅等原因的限制，这些学者也没有就自己的划分标准以及分类内容做更细致、深入的阐释，这样我们就无法确切地了解他们的逻辑演绎，这也容易使我们觉得意犹未尽和不够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