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时代的劳资关系

5．2　知识经济时代的劳资关系

以人为本的制度创新成为新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掌握和创造知识的“知本家"成为新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因此，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和工资分配制度将发生改变，知识和人力资本股份化的泛股制企业和员工分享利润的新分配制度普遍推行，以人为本进行制度创新成为新经济发展的金科玉律。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经常可看到的现象是，经济的组织存在一个或若干个承担不同责任并享有不同剩余生产力的经济活动的组织者，也存在若干个领取相对固定收入的员工，这种典型的经济组织形式支配着大多数现代企业。在企业理论的通常分析过程中，资本所有者成为经理人，而劳动力所有者则成为工人，前者承担风险并获取剩余，后者则领取固定工资并在一个约定时间内将其人力资本托付予资本所有者并受其支配，当然固定工资的合约要受到法律规制与风俗的影响——但只要考察一下历史就会知道，在资本主义早期的工场手工业与机器大工业中，人力与劳动是服从于机器，并进而服从于机器的所有者——资本家的，马克思对此做了很深入的论述^[3]。

工场手工业的特点在于，一个共同体内每一个劳动者都不生产最终产品，“变成商品的只是局部工人的最终产品"^[4]，因为工场手工业内各局部劳动之间的联系，以不同的劳动力出卖给同一个资本家，而这个资本家把它们作为一个结合劳动力来使用为媒介。“工场手工业工人按其自然的性质没有能力做一件独立的工作，他只能作为资本家工场的附属物进行生产活动。正像耶和华的选民的额上写着他们是耶和华的财产一样，分工在工场手工业工人的身上打上了他们是资本家的财产的烙印"^[5]，这种等级分明的分工压抑工人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了工人片面的技巧。随着机器大工业的采用，这种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虽然机器从技术上推翻了旧的分工制度，但是最初这种旧制度由于习惯，仍然作为工场手工业的传统在工厂里延续着……过去是终身专门使用一种局部工具，现在是终身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滥用机器的目的是要使工人自己从小就变成局部机器的一部分。这样，不仅工人自身现生产所必需的费用大大减少，而且工人也毫无办法，只有依赖整个工厂，从而依赖资本家。"^[6]

对于为什么在早期资本主义时代劳动力所有者要服从于资本所有者，而后者仅将前者作为实现一个连续生产过程的工具的一部分，论者多从资源的稀缺性来解释，由于早期的要素禀赋是资本稀少而劳动力数量增多，而生产过程又不得不使两者共同合作才能进行，当工人可以任意地由其他潜在工人代替时，他们与资本家谈判的力量就非常小，因而只能得到剩余产品中少量部分，并不得不服从工厂的严格纪律与管制，而所有工资，包括其货币工资以及生活福利条件的货币折算部分就只能是很小了。这种解释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在于，它先验地把资本的出现与劳动力的数量看成是既定的，如果先验地认为机器稀少而劳动力充分，组织生产的资本家就不会有利用机器的必要性，因为采用机器的成本将会大于由此节约的劳动力费用，一个可能的情况是资本家将会用更多的、更便宜的劳动力去代替昂贵的机器，而不会用较昂贵的机器去代替便宜的劳动力。由于实际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是越来越多的机器被采用，组织生产的方式由工场手工业转变为越来越依赖于机器的大工业，并且社会还会继续走向越来越依赖于信息通讯系统与电信基础设施、高科技与发达研究开发机构的知识社会，因此这种理论分析并不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解决这一问题的合理办法是引入要素禀赋结构随着经济发展过程而调整的理论分析。自工业革命以来，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平均工资在社会收入中的份额增大，这得益于经济发展水平随技术进步而摆脱马尔萨斯陷阱——这种马尔萨斯陷阱的一般情况是：工人收入提高、劳动人口增加、增加的人口抵消了上涨的收入水平、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维持原状。这个分析的假设前提是：“技术进步与扩散渗透于经济社会生活所带来生产率的提高是平均分布于每一个社会成员与阶层的，而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过程所描述的是技术创新所带来大量产业衰退与大量新兴产业涌现的状况，说明一个社会技术特征的转型对不同产业的发展与不同阶层的收入有不同影响。”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人阶级受益于技术进步带来生产率提高，作为单个产业与某些技能类型工人所受到的影响则依具体情况而定。作为整个要素禀赋如何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渐提高的微观机制仍然没有得到揭示，因为经济发展过程本身就是要素禀赋的提升过程，表现在企业领域就是人均资本数量的增加，与资本产出比率的增加，要解释人均资本产出的增加最终要落入到制度变迁的视角。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工厂法的颁布规定了工人劳动时间与劳动强度，最低工资法的推行使得资本家感到必须提高初始资本增加额才能维持竞争力。“每一种受工厂法威胁的工场手工业所一再狂热鼓吹的主要反对论据，实际上不外是：必须支出大量的资本，才能在原有规模上继续进行生产"^[7]，而他们采用更便宜的劳动力，就可以维持原有的生产能力不变而无需昂贵的机器投入，在一种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只好采用新的设备，所带来的一个副效果是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换——要素禀赋结构的上升。机器的采用与要素禀赋结构的上升，却对处于工厂之外的潜在工人无法以一个意愿的工资水平进入企业，提升了资本家对企业内部工人讨价还价的能力，因为大的资本家现在可以威胁说用更先进的机器来替换工人，这样工人提高工资的谈判能力下降了。在笔者看来，这才是工业时代劳动服从于资本的深层原因。

因为劳动者所获得的工资与资本家所获得利息都可以通过要素边际生产率的调整而达到均衡，劳动力所有者获得的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而资本所有者获得的利润等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如果不相等，通过资本与劳动相对比率的调整就可以达到这点。但在一个人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又充满着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中，劳动力与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冲突并不能立即通过瞬时调整而立马获得协调。当一种技术经济范式发生变化时——正如前述的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化时所产生的情况一样，组织生产的方式发生变化，而自利主体在旧的经济范式下所形成的规范成为约定俗成，由此产生认知上的冲突导致劳动力与资本所有者的关系必须要重新塑造。知识经济所带来的生产组织方式变化与竞争力来源的转变在此就要重新得到说明。正如马丁所说：“一个世纪以来，资本家与劳动者为谁获取利润最大部分而争论不休，现在这一情况又在资本家与知识精英间重演，谁能获得最后胜利，人们还在拭目以待。”^[8]

知识经济是和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新概念，它指的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人类迄今为止创造的所有知识包括事实知识（Know－what）、原理知识（Know－why）、技能知识（Knowhow）和人力知识（Know－who）四大类型。人是知识的载体，掌握这些知识的人是知识经济时代劳动力的主体，这一点是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代的不同之处，在于知识的地位得到提高，也在于经济的增长现在依赖于以知识为基础的驱动，更多的产品也越来越取得独立的知识产品形态。而在知识时代之前，知识是附加于物质产品载体中的，知识地位的提升，使得内含知识的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地位也得到了提升，也使得劳动阶层发生了分化。马克思讲述的工业革命时代印刷业技术革命导致工人分化的例子在知识经济中得到重演，马克思说：“过去的印刷业中，同旧的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制度相适应，学徒工是从比较简单的活过渡到比较复杂的活。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时期，最终会成为熟练工人。凡从事这门手工业的人，都必须能读会写。随着印刷机的出现，一切都变了。印刷机使用两种工人：一种是成年工人，他们看管机器；另一种是少年，大多从11岁到17岁，他们的工作只是把纸铺开送到机器上，或者从机器上把印好的纸取下来……"^[9]

在农业经济时代，由于科学技术落后，以提供体力为主的劳动力和土地成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在工业经济时代，资本和能源取代了劳动力和土地的地位，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劳动力地位的下降和资本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上升是技术进步的一个必然结果。非技术的劳动力是农业经济时代劳动力大军的主流，也是工业经济时代劳动力的主体，此时的劳动也都是以体力为主的劳动，智力型的劳动在社会整体劳动中所占的比重较少，这是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代的一大特点。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智力资本"已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有知识又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将成为社会的主流和企业的劳动力主体。世界著名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曾指出：知识的生产率将日益成为一个国家、一个行业、一家公司竞争的决定因素；泰罗时代10名工人中有9名干体力活，即占90%，到20世纪50年代仍占多数，90年代占20%，到2010年将只占10%；于是提高体力劳动者的生产率再也不能自行创造财富了，今后重要的是非体力劳动者的生产率，即知识的生产率以及知识转化为生产力，这预示着不断地接受教育和培训将成为每个就业人员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由于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因而服务产业，特别是提供知识和信息服务将成为社会的主流。1996年，零售及批发贸易、商业和专业服务、教育、信息等行业的美国服务部门的产值，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4，它提供的就业岗位竟占总数的80%，这说明服务产业将是提供就业机会最多的部门。从职业构成看，意大利的《时代报》认为，将来的职业将呈金字塔型：最高层是信息生产者，包括科学家、技术员和信息服务员；接下来是信息传播者，有教师、公共信息传播人员、交流人员等；接下来是协调和管理人员，包括信息分析人员、市场调查专家和计划人员、监督人员；再下来是信息处理人员；最后是信息基础设施工作人员，包括机器操作人员和通讯工作人员。1996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通过对“热门行业"的追踪调查，发现热门行业中的热门职业全部属于知识服务的范围，包括会计领域中的“法务会计"；广告业中的“媒体规划"；娱乐业中的“制作人"；顾问业中的“管理顾问师"；信息服务业中的“网络主持人"等。

信息技术一旦进入工作和办公流程，就会对劳动力产生深远的影响。新技术使用为资本提供了更广泛的可供选择的管理方式，把生产设备分散在其他地区或国家，同时与其他生产实体和市场保持联系；与其他公司签订生产和商品的子合同，这些公司的劳动力通常在条件较差的环境下工作，这样在劳资关系中，资本便提升了自己的地位。在许多情况下，资本更加咄咄逼人，并把技术作为对付最强大劳工组织的有力武器，因为自动化技术可以取代那些劳动力最密集部门的工作。制造业劳工组织的核心地位已经严重弱化，在一些新的产业，尤其是在电子业、先进服务业和新经济时代的主导产业中，已能有效地组织劳动者。新的技术使得人力资本的相对价值发生变化，劳动力分化为体力劳动者与智力阶层，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强调知识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知识经济时代，就业人员掌握的知识越多，获取高阶层的理想职业的机会也就越多；反之亦然。知识经济时代最不理想或最差的工作是机器操作员和通讯人员，但他们都必须是掌握一定技能和网络知识的知识工人，而不是工业经济时代的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较低的一般工人。而且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机械设备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单纯以体力为基础的职业将会被淘汰。知识型工人相当于工业经济时代的蓝领工人，但他们是具有特殊本领的人，他应能解决需支付很多费用的企业问题，以便在实现其自我价值的同时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知识经济时代的职业与传统的经济形态（指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下的职业在形式上是不同的，而且知识经济时代对就业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知识经济时代的就业人员要有开拓意识和创新精神。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而知识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在于它的探索性和创造性。创新不仅是企业增强活力的重要源泉，也是职工取得优良业绩，实现自我价值的必然要求。创新要求职工要进行思想创新、经营观念创新，还要进行产品创新、管理创新。一个缺乏创新精神的企业不可能发展成为实力雄厚的企业；同样，一个缺乏创新精神的职工也不可能对企业和社会做出较大的贡献，不会在企业和社会中取得其应有的地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是否具备创新精神将成为企业招聘职工的一个重要标准。

在特定的组织中，信息技术常常根据新任务的需要重新分类，一方面提供多样化的分工；另一方面减弱常规的模式化工作；灵活的生产方式加上微处理技术，使得不增加成本而实现产品多样化成为可能。临时兼职劳动契约和机动工作时间同时应运而生给企业带来了便利，反映了市场的快速变化，劳动力及其素质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企业变得更高效、更精练、更高产，但凌驾于体力劳动之上。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技能所有者的收入有大幅度的增加。标准普尔的公司利润数据显示，首席执行官占公司利润的比率在1980～2000年间增长了8倍，说明知识精英对股权所有者有越来越大的谈判能力。为应对这种挑战，资本所有者采取的反应就是将企业转移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印度、中国、菲律宾等以获取高效而相对便宜的知识阶层，这些国家的科学家与工程师相对充足，研究开发部门转移到这些国家又导致了跨国公司与本地公司对最优秀人才的争夺，结果是知识人才的收入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趋于相同。

在一个充满利益纷争的现实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可以通过市场、权威或信任网络来治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并不是完全可以由劳动力市场的调节来进行。因为劳动力市场远不会是经济理论所假设的那样完善，工资就不能先验地认为是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所决定，市场需求与供应的压力的确存在，但并非以一种无摩擦的方式发生作用，均衡的过程受到种种外部因素冲击，以至于偏离原有的方向。如何解释工业革命以来劳动者与工人对机器的反抗，如何理解当今知识精英越来越在利润总额中占有大部分收入，如何理解发展中国家制定的一系列劳动保障协议，这需要一个交易费用的分析框架。由于劳动保障市场的不完善，职工与政府部门的压力使得企业部分地承担着对职工劳动保障的职能。当知识经济发展所引起的产业结构调整导致越来越快的不确定性环境时，企业就要对其承担的社会保障职能做出调整，这是否意味着新技术的出现使得体力劳动者更容易因为市场的作用而被抛出于企业保障之外，而知识精英却因为在价值创造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而被企业越来越认可呢？缺乏实证分析使我们目前还不能对这一问题得出有价值的结论。显然，知识经济时代的劳资关系不能仅受制于市场供求的作用，权威与层级制组织在劳资关系的塑造中起到重要作用，层级制组织具有相对稳定性与必要权威，可以减少劳动力市场巨大的交易费用，尤其是员工能力并不能完全被观察到，只能在生产过程中逐步体现出来，劳资合约充满不确定性，呈现一种被张五常所称的结构性。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这些未被定义的权利与责任的承担就要由事先规定好的权威信念来规范，权威对市场的替代作用也就体现出来。法律调节劳资关系的弱处在于缺乏适应性，如果利益对立双方缺乏良好与合理的预期，法律的调整就无法达成，因为法律也是一种由第三方执行的契约，此时社区之于经济发展与人际关系调整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

网络式社区具有广泛的空间性、交易的经常性与规范的共同性，因而同时具备有市场与权威两种治理机制的优势，能够灵活适应环境变化导致交易费用变化所带来的必要调整。网络式的资源配置和交易，不是通过分散交换和行政命令来实现，其成员参与互助、符合意愿和相互支持的行动，其基本逻辑在于一个成员依赖于另一个成员所控制的资源，将资源汇集在一起而产生规模效益。

网络社会的劳资关系及其交易治理是市场、权威与信任治理的结合。市场是一种顽强的力量，在形成供求、解决劳动资本关系中起协调作用，市场的竞争机制与竞争环境使得劳动者发展形成适合于知识经济时代的人力资本类型，而出于新技术环境的需要，企业对技能类型的需要也发生了改变，这就使得不同类型的劳动者在竞争中处于高低不同的地位，由此决定了不同类型劳动者的工资的高低及其变化。正如前面所述，市场的不完全使得企业在某种程度上起着社会保障的作用，这对处于转型经济的中国更是如此，这就使得资本与劳动关系不能完全由市场的力量支配。新经济的力量重新塑造商业的流程与组织结构，也重新改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不同类型的人力技能所有者处于对资本所有者不同的谈判地位，如果劳资关系的治理完全与市场环境变化而同步变化，企业原来所承担的社会保障职能就会失去，产生种种不稳定与冲突。在保持灵活性与稳定性的两难冲突中，建立劳资的信任关系就显得极为重要，对立着的双方通过更多的沟通与交流以适应技术环境变化所带来的交易治理结构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