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病与协和医院》

1926年5月的《晨报副刊》刊登了一篇《病院笔记》，作者是梁启超之弟梁仲策，记载了梁启超在协和医院看病的经过。此时距离梁启超手术后出院约一个月。

那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他得病多年，家人曾屡劝就医，但他总嫌“费事”。后来，他忽然怀疑自己得的是癌症，终于同意检查一下。经X光透视，医生发现右肾中有一黑点，诊断为瘤。

梁仲策问主治医生：“不一定是癌吧？”

答：“不一定不是癌。”

“怎么治？”

“全部割除。”

手术后解剖此肾，果见其中有一大如樱桃的黑点，但却不是癌症。要命的是，病人尿中依然带血，且检查不出病源所在，于是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此后梁启超于4月12日出院，在医院计三十五天。

梁仲策的《病院笔记》，表面上看是在讲哥哥在协和医院的诊断治疗经过，字里行间却是对西医的失望之情。三年后梁启超去世，享年五十六岁。

在梁启超入住协和医院前，他的朋友中不少反对他做这一手术，他也曾经看过中医，当时梁启超与被誉为“四大名中医”的肖龙友有些来往，诊断说“这病不是急症”，不就是尿里有血吗，“任其流血二三十年，亦无所不可”。而在协和外科手术割掉一个肾，得出的结论也是“无理由之出血症”。梁仲策说：梁启超“辛苦数十日，牺牲身体上之一机件，所得之结果，乃仅与中医之论相同耶。中医之理想，虽不足以服病人，然西医之武断，亦岂可以服中医。总而言之，同是幼稚而已”。

在“被西医割错腰子”之前，梁启超是西医科学的支持者。戊戌变法前一年，1897年，梁启超在上海成立医学善会，评述西医与中医。梁启超反对已教条化的“阴阳五行学说”和“以此关乎病人生死的医学”：“询其为学也，则全体部位之勿和，风火燥湿之勿辨，植物性用之勿识，病征名目之勿谙，胸中有坊本歌括数则，笔下有通行药名数十，遂嚣然以医自命。偶值天幸，疗治一二显者获愈，而国手之名，遂噪于时。今之所谓医者，皆此类也。”

他弘扬西医，认为西医在学术、知识、制度、公共卫生与保健等方面都比中医优秀。西医“讲求摄生之道，治病之法，而讲全体，讲化学，而讲植物学，而讲道路，而讲居宅，而讲饮食之多寡，而讲衣服寒热之准，而讲工作久暂之刻，而讲产孕，而讲育婴，而讲养老，而讲免疫……学堂通课，皆兼卫生”。

那时，在西化思潮汹涌的历史背景下，不少近代名人都否定中医。比如严复认为中医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将中医药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陈独秀批判“中医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唯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梁漱溟认为“中国说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十个医生有十种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鲁迅说“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中医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批判重点。“骂中医”甚至成了西化知识分子的日常活动之一，在地质学家丁文江的书中有这样的对子：爬山、吃肉、骂中医，年来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

《病院笔记》发表之后，“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就成了一个事件的引爆点，引发了诸多知识分子的“中医西医”之争。其中有陈西滢、徐志摩、鲁迅。在中国处于起步阶段的西医，因为这次失误而成为众矢之的。

陈西滢在《尽信医不如无医》中描述了“梁启超事件”里西医的草率和无能。“腹部剖开后，医生们在右肾上并没有发见肿物或何种毛病。但还是把右肾割下了！可是梁先生的尿血症并没有好。他们忽然又发见毛病在牙内，因此一连拔去七个牙。可是尿血症仍没有好。他们又说毛病在饮食，又把病人一连饿了好几天。可是他的尿血症还是没有好！医生们于是说了，他们找不出原因来！他们又说了，这病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为了这没什么要紧的病，割去了一个腰子、拔去了七个牙，饿得精疲力尽，肌瘦目陷，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并且还得花好几百块钱！”

在文章中，陈西滢对西医的诊治失误含沙射影、辛辣讽刺：“在梁先生初进医院的时候，上海一位懂得中医的朋友，写信给他，说他的病是不用施行手术的，只要饮什么汤就会好。这话不但西医们听了好笑，就是我们也一点都不信。可是这中西不同的推断究竟有多大的分别呢？大家都在暗中摸索，谁能说什么汤一定不能治愈这病症，即使不然，病人所受的损失，也不至于比丢掉一个腰子和七个牙齿再大吧？”

他嘲笑西医拿人试验的精神：“中医只知道墨守旧方，西医却有了试验精神。可是我最怀疑的就是这试验精神。”进而，他举出身边西医无效中医有效的例子：“我们朋友的里面，曾经有过被西医所认为毫无希望，而一经中医医治，不半月便霍然病愈的人，而且不止一二位。”

陈西滢的文章在《现代评论》一刊出，便有不少附和者，其中最有力的支持者是徐志摩。徐志摩写了一篇文章叫《我们病了怎么办》。

徐志摩先是说了一通中医：“我们对外国人，尤其是对西医的信仰，是无边际的。中国大夫其实是太难了，开口是玄学，闭口也还是玄学，什么脾气侵肺，肺气侵肝，肝气侵肾，肾气又回侵脾，有谁听得惯这一套废话？冲他们那寸把长乌木镶边的指甲，鸦片烟带牙污的口气，就不能叫你放心，不说信任！同样穿洋服的大夫们够多漂亮，说话够多有把握，什么病就是什么病，该吃黄丸子的就不该吃黑丸子，这够多干脆，单冲他们那身上收拾的干净，脸上表情的镇定与威权，病人就觉得爽气得多！”

接着他也嘲讽西医所说的所谓“科学精神”，原来是“拿病人当试验品，或当标本看。你去看你的眼，一个大夫或是学生来检看了一下出去了；二一个大夫或是学生又来查看了一下出去了；三一个大夫或是学生再来一次，但究竟谁负责看这病，你得绕大弯儿才找得出来，即使你能的话。他们也许是为他们自己看病来了，但很不像是替病人看病”。

“假如有理可说的话，我们为协和计，为替梁先生割腰子的大夫计，为社会上一般人对协和乃至西医的态度计，正巧梁先生的医案已经几于尽人皆知，我们既不敢要求，也想望协和当事人能给我们一个相当的解说。让我们外行借此长长见识也是好的！要不然我们此后岂不个个人都得踌躇着：我们病了怎么办？”

客观地说，陈西滢和徐志摩对医学并不精通，用真正学过医的鲁迅的话来说，是两位“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学过西医，他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发表了《马上日记》，开篇说：

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但西医的病院里确也常有死尸抬出。我曾经忠告过G先生：你要开医院，万不可收留些看来无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没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哄动一时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

有着西医背景的鲁迅，比起陈西滢和徐志摩，拥有更多的发言权。不过，鲁迅倒也认为西医到了中国，确实发生了许多问题，但他认定那不是西医的问题，而是“中国人的问题”，是“特别国情”，因为“本国的西医一出手便先学了中医一样的江湖诀……西方的医学在中国还未萌芽，便已近于腐败……这些医院，将病人当作研究品，大概是有的，还有在院里的‘高等华人’，将病人看作下等研究品，大概也是有的。不愿意的，只好上私人所开的医院去，可是诊金药价都很贵。请熟人开了方去买药呢，药水也会先后不同起来。这是人的问题。做事不切实，便什么都可疑”。

被“割错了腰子”的受害者梁启超，此时如何评价西医和中医呢？他在《晨报》上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却是为西医辩护：

“右肾是否一定要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据当时的诊查结果，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后来回想，或者他（它）罪不该死，或者罚不当其罪也未可知，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门家，很难知道。但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

他还肯定即使割了右肾，西医对他还是有效的：“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他的病态，一点都没有。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十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

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中，梁启超维护西医有他的良苦用心：“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医学史专家程之范后来评论梁启超对协和医院误诊的态度，认为主要是考虑到“当时西医刚进中国，老百姓对西医还缺乏认识，协和医院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西医医院，如果这时对协和大加鞭挞，最终吃亏的恐怕是老百姓”。周作人后来也助威说：成千上万的中医实在不是现代意义的医生，全然是行医的玄学家。“我虽不是医生的同行，但与他们实在是休戚相关，因为我最怕复古的反动，所以希望新医学的胜利，保留一点新势力的声明。”

1929年，梁启超病后再次住进协和医院，最后在该院病逝。他的病历至今完整地保留在协和病案室内。对于梁启超在被割错肾后，仍支持刚进入中国的西医，后人的评价是“科学、理性、宽容”。虽然那时的梁启超已经深刻地体会到“科学并非万能”。就像九年前，他从欧洲归来发表的《欧游心影录》中所写，他感觉到“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他在自注中说：“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对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从梁启超的协和医院看病遭遇，能看出科学并非万能，当时在中国处在起步阶段的西医也一样。医学并非万能，它作为一门科学从来就存在着未知，存在着不确定性，而从事医学的医生也有作为人的局限性。据传，为梁启超手术的主刀，是当时著名的协和外科教授刘瑞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