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最后岁月

1925年3月12日，一场基督徒式的葬礼，在东单三条的协和大礼堂举行。

孙中山的葬礼在协和医学院礼堂举行，礼堂外人山人海

以黑色装饰的协和汽车，载着孙中山的灵柩离开协和礼堂

协和大礼堂，曾经是旧日北京诸多故事的发生地。1924年泰戈尔访华期间，5月8日新月社就在协和大礼堂为祝贺泰戈尔六十四岁生日，演出了他的著名英语话剧《齐德拉》，林徽因演主角。泰戈尔坐在观众席的第三排中间，身旁是梅兰芳。1939年，《城南旧事》的作者林海音与夏承楹的婚礼也在此举行。

但这回，是一位早年也是外科医生但后来成为革命家的孙中山的葬礼。孙中山在三十一岁时，曾写过一本书，名叫《红十字救伤第一法》。他的医学是二十一岁时在香港西医书院攻读的，五年后他是毕业生中成绩最优的学生，当时的教务长发给他第一名的毕业证照。他到澳门镜湖医院当医生，以外科手术著称。一个砂淋（尿路结石）病人，别的医生束手无策，他给病人做了手术，取出一颗重约五十克的结石。在行医的同时，他暗中进行革命活动。在他看来，中国社会的病比人身体的病更严重，“医国”比“医人”更重要。孙中山病逝后，澳门总人口十万之中，有两万多人参加了追悼会。1986年，澳门发行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小型张，正面是他的肖像，背景就是镜湖医院。

孙中山生命中的最后两个月，大部分是在协和度过的。

1924年的最后一天，孙中山抱病入京。尽管寒气逼人，在市中心的前门火车站仍聚集着大批群众。其时的情景是：三万人欢呼，五色旌旗漫卷，二百五十六万张传单漫天飞舞。当天的上海《民国日报》及上海《申报》报道：“下午4时许，专车抵达前门车站时，受到北京各界二百余团体约三万余人的热烈欢迎。”此时的孙中山，数月来持续加重的肝疼，使他面色蜡黄，已无力宣读那不到三百字的“入京宣言”，只好印成传单散发给民众。他在宋庆龄的搀扶下走出车厢，乘汽车直抵北京饭店。

鹿钟麟写过一篇《孙中山先生到北京的时候》，刊登在1956年11月5日的《团结报》，描述了自己去车站接孙中山的情景：

当时，我是北京的警备总司令，奉冯先生（冯玉祥）命令，欢迎孙先生，并负责保护孙先生。我很担心对孙先生难尽保护之责，就驱车跑到永定门车站，想请孙先生在那里下车，免得发生意外。

孙先生躺在车中，面容憔悴，说明他的病已经是很重了，但是他不同意我的安排，他说：“我是为了学生们为了民众而来的，请不必担心，学生挤着我也是不要紧的。”真出乎我意料，车进扬旗，学生的秩序立时就自动整理好了。每个人都严肃而恭敬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也没有一个人说话。

1925年1月21日，孙中山病情恶化。一位来自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的护士被派往北京饭店护理。后来，这位护士对《工人日报》记者回忆道：

每天清晨，我一跨进病房，中山先生就很有礼貌地对我说：“早安！”傍晚，当我离开病房的时候，中山先生也要说声：“晚安！”每次量体温、试脉搏或是喂药以后，他都要说：“谢谢你！”有一次，他烧得唇干舌焦，我用药棉蘸凉开水润他的嘴唇。这时，他虽然难受得两眼睁不开，也不能说话了，还合掌向我表示谢意。

有人建议孙中山住到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去，离北京饭店不远，但被孙中山拒绝了。他说：“东交民巷是租界，我不去！”最后，他选择了协和医院。

1925年1月26日，因和段祺瑞反复争议，孙中山的病情加重。体温骤跌急升，无规律，入院前已不能进食，反复呕吐使他更加憔悴疲惫。下午3时，入院，外科专家兼协和医院代理院长刘瑞恒与孙中山家属、亲友商定，进行剖腹探查。经孙中山同意后，宋庆龄在手术协议书上签字。

下午6时，由刘瑞恒主刀进行剖腹探查术。打开腹腔后，眼前情景令医生们大吃一惊：肝脏表面满布大大小小的黄白色结节，整个腹腔的脏器粘连扭结。符合晚期癌症多处转移的诊断。主刀刘瑞恒在肝脏表面切下几块组织，送病理检查，病理活检号为S-6825。病理由当时的高年讲师、后来的第三任病理科主任胡正祥完成。

《哀思录·总理葬事筹备委员会关于孙中山病状经过情形报告》（1925）记载了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全过程：

……至二十六日上午，协和医院外科医士复往诊治，知形势益恶，决为危殆，当经商之宋夫人及左右，亦不能决，最后及径请先生自决，先生慨然允之。由是先生遂于是日下午三时，以担架由北京饭店移入协和医院施行手术……手术后移入三百零一号病室。

2月3日，德国医生克礼、美国医生泰尔、协和医院代理院长刘瑞恒，将实情告诉孙中山，“孙先生听之甚为安静，而精神倍增勇敢”。

2月6日，协和医院开始用镭锭治疗，以减轻孙中山的病痛。

2月7日，上海《民国日报》有文章说：“是日，先生安慰宋氏谓：余诚病，医者亦诚无如余此病何！但余所恃以支持此身者，夙昔即不完全恃医，而恃余自身之勇气。余身信余之勇气必终战胜此病，决无危险。”

2月17日，刘瑞恒代表协和医院院方，致函宋庆龄及国民党人士，发出病危通知书：“孙先生入本院即发觉为肝癌末期，为不治之症！……病情已从不好至极不好！……认为孙先生之在存，为无希望矣……”

2月18日，镭锭治疗四十余小时仍无效果，西医至此已经绝望：“先生以在院既受西医诊视，而阴服中药，是不以诚待人也，坚主出院始服中药，乃决议出院，迁居行馆。”这一天，孙中山自协和医院移往铁狮子胡同23号原民国外交总长顾维钧住宅，用中药治疗。

3月12日，“晨一时，即噤口不能言。四时三十分，仅呼‘达龄’一声，六时三十分，又呼‘精卫’一声。延至上午九时三十分，一代伟人，魂归天国”。

3月12日孙中山病逝后，尸体被运回协和医院，由高年讲师保罗·史蒂文森负责做尸体防腐处理。第二天，由当时的病理系主任詹姆斯·卡什负责进行尸体解剖，限于胸腔和腹腔。对取出的器官进行病理分析，其余送协和医院焚化炉火化。最后的尸检报告为：胆囊腺癌。癌细胞侵入肝体阻塞胆管，并向肺、腹膜及肠广泛性转移。另有，肺水肿及陈旧性胆囊结石。

孙中山的遗体，在协和医学院的大礼堂举行了基督教式追悼仪式，后来又转至中山公园，再送西山碧云寺停放供人凭吊。1929年南京中山陵落成后，移葬。在此期间的尸体防腐工作，仍由北京协和医院负责。

抗日战争爆发后，存放在协和医院的孙中山病理标本和“北京猿人”的古化石一样，引起了日本人的极大兴趣。两者后来都从协和医院消失，下落不明。

现在的北京协和医院，还保留着一份十三页的报告，英文，编号9954，上面的名字是“孙逸仙”，报告中有几张器官标本的照片。从当时拍摄的照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那遍及肝脏全体的大小不等的浅颜色结节。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技术人员，曾来协和医院病案科，对这份病历纸张的质地、薄厚、颜色等指标进行了鉴定。但这份孙中山的病历并不完整，只是整个病案的一小部分。

在协和医院病案室工作了几十年的马家润回忆说：1942年，日本曾接管过一段协和医院，大概是3月2日那天，经当时协和图书馆一个叫赵亭范的工作人员之手，日本人把孙中山病理检查标本、肝脏检查的一个标本一并拿走，只留下了个两张名片大小的白卡纸写的借条，但那张借条后来也丢失了。从创立至今，协和的病历没有一份被销毁，但却丢失过一些，尤其是名人病历，容易被偷或被借。

很长时间以来，外界一直认为孙中山死于肝癌。1999年海峡两岸学者交流孙中山先生的历史事迹时，参加研讨会的协和医院医生，展示了这份保留在协和的孙中山尸检病理报告，揭示了死于胆囊癌的真相。这让与会的台湾学者很是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