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这两个字

1921年，当小洛克菲勒登上“亚洲快线”轮船时，《纽约时报》说“他去了中国”。同行的还有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的校长韦尔奇，他在六年前就造访过中国，为了一个建造“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计划。

这一行人登上“亚洲快线”后，引起了众人的注目。在小洛克菲勒的六只行李箱中，有一大箱全是书，其中一本是描写亚洲的《中国、日本和韩国》。韦尔奇则在轮船上被邀请做演讲，他的题目是《中国的医学教育》。乘客们被他的热情打动，特别是讲到现代科学的价值，西方医学如何助力中国文明，又如何适应中国需要而改良。但这些问题对已为“北京协和医学院”准备了七年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来说，再熟悉不过。

他们乘了一个多月的轮船，到达中国。站在离天安门不远的饭店阳台上，他们往东北望去，在王府井和东单之间，有一组中国宫殿式建筑，绿色琉璃瓦，汉白玉围栏，画栋雕梁。那片在清朝豫王府旧址之上、琉璃瓦之下的世界，就是即将创建的协和医学王国，老百姓传闻中的“油王府”。

协和的“志在世界一流”，并非今天大学运动中的空洞口号。她用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让世界知道协和。1923年，美国《时代》周刊回顾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以来的十年之路。除了惊人的拨款数字，就是它在发展中不断锁定的中心主题：为全人类的健康。而耸立在这个主题两旁，是两大伟绩：一个在美国，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另一个则在中国，是PUMC——北京协和医学院。40年代，汤佩松在清华大学创办农学院时提出的目标是：“清华农学院应当办成中国农学界的PUMC。”1951年，新政府接管协和时指示：“协和医院在亚洲乃至全世界都很有名望，我们一定要把她办好，办不好影响不好。”

协和的成长，充满了医学和医学之外的传奇故事。

这所学校开风气之先，成为中国第一所招收女生的医学院校，有了中国真正的护士学校；这里的一位来自加拿大的解剖学教授，根据周口店的一块牙齿化石，确定出一个独特的人种——“北京人”，两年后在周口店挖出的第一块“北京人”头盖骨，轰动了全世界；一位叫浦爱德的美国女人，来协和医院创建了“社会服务部”，关心病人出院后的社会链接，赋予医学以温情，许多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毕业生来此求职；一位叫兰安生的美国教授来到协和，给学生们讲“一盎司的预防，胜过一磅的治疗”。他和中国人喝酒交朋友，带着协和学生走出医院，走进胡同，关注更多百姓的健康。日后他的一位学生受到感召，毕业后去了农村，在定县创造了中国“赤脚医生”的雏形。

这所学校的办学，也成了独特的“协和现象”。曾经的巨大投入，在实施“淘汰制”、“宽进严出”之后，只有极少数的产出。而这每年平均十六位毕业生的“极少数产出”，后来却成就了中国医学界的大半精华，他们每一位都撑起了中国半个世纪的医学世界。在校园里和医院里，它曾拥有一批医学大家，教学严格并带有强烈的启发式，鼓励学生“以病人为中心，向病人学习”。一批批年轻人来到这里，在协和式的气氛中“熏”着成长，内心的热忱被激发，体悟着怎样成为一位好医生。

在今天的北京东单三条，协和建筑群的雕梁画栋、俄式大楼、现代大厦交杂在一起。一块标着“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门牌，提醒着时间的力量。在今天，这群建筑代表着：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院。对后两者，经九十年的积淀，人们概括为两个字：“协和”。

准确地说，“协和”这两个字暗示的是：曾经对中国医学教育和中国医学的推动，医事之道的至高境界。但她在时间打磨中积累的内涵，已超越了医学学科和医生职业。在民间，人们按照自己的想象和期望，赋予了“协和”许多延伸内容，这两个字渐渐演化成——医疗安全感、医学精英、关爱百姓的亲切姿态、病人重获健康与温情的可能。病人说：“我们千里迢迢到北京协和看病，是到了头。无论如何我们心甘了。”

到了新世纪，有报道题为《全国人民看病上协和》。2007年的一则“协和打假”新闻，告诉人们一个简单事实：全国那五十多家盗用“协和”名号的机构，其实在老百姓脑中偷换不了“协和”这两个字所蕴含的医事之道。

九十年后已是别样的时代。协和仍然矗立在沸腾生活中，呼吸着有些浑浊的现代空气。它锻造出来的第一代名医，多已不在世上，但名字恒久流传，成为不可复制的神话。西医已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医疗再次成为中国的尴尬问题。今天的协和，更像一个警世者，提醒着人们什么是更纯粹的医学意义，什么是以实现这纯粹意义为目标的医学生活。虽然有人感叹，在数次中断、演化之后，协和已失去了一些内涵，但仍然是一清早门诊号就挂没了，仍然有一些协和人，拒绝平庸，保留着精英的自律，选择对病人最实惠的方案，仍然尽已可能维护着医患交流的正面形象。

在今天谈协和，不只是为了在曾经的功绩传奇中获得一种因怀旧而生的安慰，也希望通过解读九十年的协和医事，为眼前的医疗困境找到一些标准和答案：什么是卓越的医学院和优秀的医学教育？好医生是怎么产生的？什么是为医之道和为医的幸福感？病人在医生眼中是什么位置？医学如何去关心广大民众？这也许就是我和读者所共同关心的。

如果我们问，在九十年之后，“协和”这两个字，对中国老百姓、对医学生、对医生的吸引力，究竟来自哪里？也许是因为人们怀着这样一种不灭的期待：这个世界仍存医学温情，医学以己之力解除病痛。而协和曾以自己独特的医学方式，向人们展现了这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