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创造性发展的根与魂

我们在第三章的引言中谈到文化的实质。在创造性的环境中，文化是首要因素。这与文化的作用和功能有直接关系。文化有三种功能：一是凝聚功能，它是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综合力量的标志，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五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生生不息、发展壮大，历经挫折而不屈，屡遭坎坷而不馁，靠的就是中华文化，因此文化自信是一切自信之首。二是先导性，文化是社会发展的先导，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1998）中说的：“发展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三是动力作用，文化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前进的动力，因为它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力和创造物质、精神财富的源头。由于文化具有这三种作用和功能，所以它决定创造性的水平，形成了所谓的“长期系统环境”，它是引人积极向上的各种物质创造或创新与各种精神创造或创新的根与魂。

按照人类对文化的认同特点，文化可以分为主流文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等不同的文化环境。

我们不否认东西方文化有共同点，但是其差异性构成了东西方各具特色的文化环境。

《西方文化概论》提出了西方文化的四个特点（曹顺庆，2016）^[2]：一是具有鲜明的理论至上、探本溯源或逻辑建构的形而上学传统；二是具有悠久的人文主义传统，通过“以人为本”探索“人性”，追求个人自由、个性解放，渴求民主、平等的人文主义特征；三是具有鲜明的反思与批判倾向，总体而论，西方文化的发展就是由一个又一个的文化思潮推动的：古典主义、基督教文化、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启蒙运动、浪漫主义、批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不是继承式的而是“弑父式”的，后者是对前一种文化的反思、批判与整合、重构；四是具有独特的发展阶段性，一个一个的文化思潮构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独特的文化阶段性。

《中国思想文化论集》提出了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三种基本精神（陈谷嘉，2016）^[3]：一是对人类命运关注的人文精神，建立了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框架，为了使人完善发展，所以重视对人的教化，教化的主要内容是“德”与“仁”；二是物我一体、人天同构的“天人合一”的精神，把人与社会、自然视为一个整体，坚持“天人合一”的整体趋同思维，强调天时地利人和，维持世界的整体生态平衡；三是“和而不同”的文化包容精神，儒、释、道三教的鼎立与互融、互补，即在碰撞中各自都努力地从异质文化找契合点，构成了汉代以后中国文化的主体结构。《中国文化概论》提出了中国文化的三个亮点与五个主题（黄高才，2016）^[4]：中国文化精神的三个亮点是伦理道德思想、忧患意识与发愤图强的精神、重稳定求和谐；中国文化精神的五个主题是贵和持中、天人合一、以人为本、重礼崇德、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这些特点与《中国思想文化论集》提出的特点基本上是一致的。

通过上边三部文化论著，我认识到，东西方文化存在着较明显的差异，西方文化重理性、多逻辑思辨，东方文化则重感性、少理性思辨；西方文化重推理分析，东方文化则更重归纳综合；西方文化主张主客二分，因而人与自然、社会趋向对立，而东方文化则讲求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社会追求和谐统一。所有这些，构成了东西方文化环境各自独特的内涵与价值。

图5-1 创造力的文化金字塔模型

我们团队的衣新发教授，基于国际上多种创造力的相关理论或模型，认为他们在对每一种理论的分析中，都有独特贡献和不完善之处。于是他在发展创造力的文化金字塔模型中，试图去进一步推进对创造力及其形成机制的理解（衣新发，2009）^[5]。这一模型的图示见图5-1。

该模型包括两大部分，即创造力金字塔和文化球层。内部的四面体是创造力金字塔，在塔的顶端是创造力，下面的三个基座分别是身体、心理和精神，塔形结构要表明的是，身体、心理和精神三个因素会直接影响到创造力的生成和表达；金字塔的外部是文化球层，这个球层分为由里到外的三层，分别是个人层面、关系层面和群体层面，越往里，文化对个体的影响就越直接。这个模型想要表达的一个基本含义是创造力的发展是创造性的心理、身体和精神与创造性的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缺少了任何一环，创造力的发展和表达都会受到阻碍。对于模型中的各个成分，接下来分以述之。

1.创造力金字塔

学术界一般认为，创造力指的是人产生出新颖和有价值产品的能力。本模型也肯定这一定义的合理性。

2.身体

在本模型中，身体主要是指创造力发展和表达的生理基础，主要涉及脑、动手能力（实践操作能力）和体力（耐力）等。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支持这样的观点，即脑的功能会影响创造的表达和创新。

3.心理

本模型中的心理因素包括智力—知识部分和心理动力部分，是创造力发展和表达的心理基础。智力—知识部分包括智力、创造相关的知识和创造相关的技能三个部分；而心理动力部分则包括人格、动机和情绪。

4.精神

在本模型中，精神因素包括宗教、类宗教的体验、审美体验和道德因素，这一因素是创造力发展和表达的精神基础。这些体验是哲学、科学和艺术创造力的灵感来源，并为创意的表达提供新颖的方法。

5.相互作用

上述身体、心理和精神三个创造力的基础因素之间是相互作用的。相互作用会使创造主体具有一个适当的生理、心理和精神基础去实现其创造性的想法。当然，这些因素同时还受到所处文化环境的影响。

6.文化球层

文化球层指的是创造力发展和表达的社会文化基础。我们把文化球层分为由内到外的三层，依次是个人层面、关系层面和群体层面。在文化研究的领域中，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区分已经成为一种相对基础的衡量尺度，得到越来越多研究的关注。这个构架应该包含个体、关系和集体三个因素（Brewer & Gardner，1996）^[6]。这个新的结构有助于清晰地理解以往关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研究，因此我们的研究使用这种新的视角来理解文化层次。

在文化球层之中，个人层面指的是个体的自我世界；关系层面指的是各种各样与个体发生直接人际关系的文化因素的总和，其中包括家庭、亲戚、幼儿园、学校、工作场所等，是个体的生活世界；集体层面指的是与个体有非直接关系的文化因素，包括不同种类的组织、专业团体、媒体和其他社会组织等。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影响的，个人层面在关系层面中生活、发展，同时受到来自集体层面的各种影响，在有些情况下，个人通过自己的行为也会对关系层面和集体层面产生影响。

文化球层通过直接或间接（通过身体、精神和心理的中介作用）的方式影响个体或群体创造力的发展与表达，个体或群体也可能通过自身的创造性产品影响文化的演进。在人类历史上，一些卓越的创造改变了整个文化发展的方向，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关于计算机的思想等。在文化球层的每一个层面都有三个特征可能影响个体或群体的创造发展与表达的水平，这三个特征分别是资源丰富程度、文化的宽松程度和文化的有序程度。资源丰富程度指的是该文化环境中可以为其成员利用的物资资源的丰富程度，宽松程度指的是该文化环境对于其成员思想和行为的容许程度，有序程度指的是该文化环境内制度、法律等的秩序状况。最适合创造力表达的文化类型是这三个特征的有机组合。

我们从已有文献中发现，不同文化有着不同的创造性（创新）成果，相同文化也有着不同的创造性（创新）成果，不同文化背景的环境也能创造出同样水平的创造性（创新）成果。由此可见，文化异同或创造性的文化环境与创造成果可以以多种排列组合的方式出现。具体地讲，我们一方面高度重视文化异同对创造成果的影响作用，同时又反对文化异同作用的绝对化、简单化的观点。创造性的文化环境对创造成果的影响总是通过创造者的创造性思维与创造性人格的内部原因来实现。

1.不同文化环境有着不同的创造性成果

文化环境常常以社会阶层和地缘政治的区域来划分，所以不同文化也是以不同民族、不同社会经济阶层、不同宗教信仰等所坚持的不同文化系统构成的。

不同文化环境在文学、艺术、科学、教育的创造过程中获得不同的成果。

一是文化差异影响创造过程。有些研究指出，按照华莱士创造性思维四个阶段，西方文艺创作准备阶段包括对问题的最初分析和初步有意尝试，紧接着是包含对问题有积极作用的无意识活动的酝酿阶段；而东方文艺创作者和艺术家的创作则是从冥想开始的，其创造性过程更多的是强调情感、个人和内在心灵等因素。

二是文化对创造性的导向。例如，传统印度画家，以宗教主题作为艺术作品的风格；巴厘岛音乐的创造性受社会结构限制；用托兰斯创造性思维测验，美国没有发现男女性别差异，而在阿拉伯文化中，男性往往在创造性任务中比女性要做得好。

三是语言对创造性的影响，最典型的例子是我们在第二章谈到的中国古代的诗词创作，汉字的美使我们的诗词与西方的诗有着本质的差别。

四是在创造性培养上的文化差异。西方更多的是培养批判性，而东方较重视接受、继承与创新。

2.相同文化也有着不同的创造性成果

在相同甚至在同一文化背景下，之所以有不同的创造性成果，在于具体创造者的内因，即由不同的创造性思维与创造性人格的差异所致。

在相同文化背景下，不同时代、不同时期创造性水平是有差异的。1998—2001年，我们团队的胡卫平等人（W.Hu，P.Adey & J.Shen，et al.2004）^[7]，对中英青少年科学创造力发展的趋势进行了研究，结果如图5-2所示。

图5-2 中英青少年科学创造力发展趋势的比较

调查结果表明，按《青少年科学创造力测验》7项指标，我国12～15岁的青少年与英国相比，创造性物体应用能力、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创造性产品改进能力、创造性想象能力、创造性问题解决能力、创造性实验设计能力、创造性技术产品设计能力七方面的发展趋势，除了问题解决能力，另外6项测验我国青少年落后于英国青少年。由于2001年后，我国大力宣传并着重抓青少年的创新精神的培养，胡卫平、申继亮与我于2004—2009年再次进行了一系列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对比了中国、英国、德国、日本青少年创造性思维的差异。基于文化公平性原则，我们仍运用课题组自编的《青少年科学创造力测验》作为该系列研究的工具。研究表明：①中国学生在问题提出和科学想象能力上高于英日学生，但是产品设计和产品改进的能力较低，中日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不存在显著差异，但高于英国学生；②中国学生的思维流畅性和灵活性水平显著高于英日学生，但中日学生在独特性水平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些研究结果说明，中国学生在问题提出、问题解决和科学想象等方面表现较好，而在产品设计和产品改进方面表现较差。这可能与2002年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庆以来我国学校倡导教育创新的培养思路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学校的教育较多的是培养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换句话说，学校比较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但是我们在培养学生解决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科学问题上重视不够，导致了学生实践创新能力不强，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发达国家教育的问题，值得我们借鉴。

3.不同文化背景都能创造出同样水平的创造性成果

如上所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着明显的区别，但第二章“中华大地是创新的故乡”中展示了中国古代在文学、艺术、科技、教育的成就。中西方在这四方面创造成就各具特色。近几年国际科学期刊表明，中国人发表创造性论文已在世界名列前茅，以此为例，足见我们的创造性成果。西方人、东方人的创造性智慧竞相迸发，在各方面展示自己的成果。

第二章阐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四大丰碑：文学、艺术、科技、教育，在一定意义上已经陈述了中华民族文化与创造性的关系。

现在，谈中华民族文化特点的人很多，发表的文章也不少，处于一个百花齐放的状态。这里，我们仅仅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对中华民族文明的概括，张岱年前辈（张岱年，1994）^[8]和楼宇烈学长（楼宇烈，1994）^[9]等人的观点的基础上，来谈点对中华民族文化文明表现的认识。

概括来说，中华民族文化以德为核心，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中华文明的基石；中华文明表现在文学、艺术、科学、教育四个方面，它们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四座丰碑；中华文明以自强不息和和谐为两大精神支柱，这二者又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动力；中华文明以民为出发点，为人民服务是中华文明的宗旨；法制和睦邻是历代施行仁政、稳固江山的方法，是中华文明发展的手段。就这样，中华民族在连续5000多年的漫长历史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

第一，中华民族文化历来崇德重德。

孔子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些都是强调“德政”，即有益于人民的政治措施。汉文帝刘恒以仁孝之名闻于天下，侍奉母亲从不懈怠。母亲卧病三年，他常常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所服的汤药，他亲口尝过后才放心让母亲服用。他在位24年，重德治，兴礼仪，注意发展农业，使西汉社会稳定，人丁兴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他与汉景帝的统治时期被誉为“文景之治”。《荀子·强国篇》说：“礼义则修，分义则明，举错则时，爱利则形。如是，百姓贵之如帝，高之如天，亲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谓道德之威。”也把道德之威视为“国威”之一，这正是“德治”的道理所在。而《左传·隐公十一年》“既无德政，又无威刑，是以及邪”则道出了不重视“德治”的后果。

中华民族文化不仅重视德政，还强调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强调“君子进德修业”，形成了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德。《礼记》中的《大学》强调“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都是在讲个人要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学校也要注重培养人的德行。可见，中华民族的美德源远流长，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是中华文明的基石。

第二，中华民族文化历来重视文学创作，崇尚艺术塑造，追求科学发明，并以教育为先，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四座丰碑。这四个方面，在第二章已经展开论证，此处不再赘述。

第三，中华民族文化历来坚持自强不息，不断革故鼎新。

孔子说“生无所息”。孔子有位弟子叫子贡，据传说，子贡觉得跟孔子做学问太辛苦，提出想少学几样学问，少尽几种社会责任，孔子都不答应。子贡便问：何时可以休息？孔子说：看见那一个个像大鼎一样、像小山包一样的坟头了吗？当你进入到那里去时，就可以休息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这就是孔子的人生信条。《周易》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荀子道“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进也”。中华民族从来就不怨天尤人，反而把挫折当作考验，活着就是要自强不息。汉代司马迁被处以宫刑，肉体和心灵的巨大耻辱反而激起了他顽强的斗志。他发愤写作，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五十二万字的鸿篇巨制——《史记》，实现了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理想。明代庄元臣《叔苴子内篇》有“功生于败，名生于垢”之句，就是乐观地把磨难当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必然。而清代蒲松龄自勉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也成为人人传诵的佳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生生不息、发展壮大，历经挫折而不屈，屡遭坎坷而不绥，靠的就是这种发愤图强、坚韧不拔、厚德载物、与时俱进的精神。

第四，中华民族文化历来以和为贵，强调社会和谐、心理和谐和团结互助。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孟子说：“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庄子说：“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这都是在强调人际和谐和社会和谐，同时，“天人合一”“仁爱及物”还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再到中国共产党的五代领导集体，强调的都是“和为贵”的思想。追求天人合一、人际和谐、身心和谐，向往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立足于人的现世关怀，确立起人性自足、终极关怀的价值系统。

第五，中华民族文化历来为民利民，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中华文明历来以人民为社稷的根本，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利益，强调要利民、裕民、养民、惠民，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中华文明的历史上不乏“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明君。例如，唐太宗从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吸取隋朝灭亡的原因，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他强调以民为本，常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唐太宗爱惜民力，他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却一直在旧宫殿里住了很久。他还下令合并州县，革除“民少吏多”的弊利，这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当代，我们党和国家的五代领导集体也一直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民主、民权和民生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第六，中华民族文化历来重视法制，重视依法治国，“崇效天，卑法地”。

中华文明早在春秋时期就重视“修法治，广政教”，把法治作为国家强盛的必由之路。战国时期，更是以法为“天下之仪”。韩非子集法家学说之大成，“以道为常，以法为本”，把法治和术治、势治相结合，形成了系统的法治理论。从秦以后各代，都推行“以法治国”“治强生于法”“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等，不断发展和完善了法制思想和法治实践。法治强调以法为裁决根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贯彻依法治国就是推行仁政，法治也正是历代仁政统治者所执行的治国方略。

第七，中华民族文化历来注重亲仁善邻，“讲信修睦”，讲求国与国之间的“和睦相处”。

老子在《道德经》中讲：“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这些慧语阐明了中华民族历来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态度。中华文明遵循“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国家交往准则，认为只有以德服人才能“协和万邦”，才能“天下之人皆相爱”，这是强调国家之间相处的原则。“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则强调对待他国的文明要真诚地尊重和包容，要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要以合作谋求和平、反对战争，要以双赢促进人类发展、国际繁荣。由此发展而来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成为国际上广为接受的国家交往准则。这也就是中华文明所强调和推崇的“以和为贵”“天下大同”。

由此可见，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并在一代又一代的继承发展中发扬光大，绽放出夺目的光芒。而中华民族的师德观，也正是在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发展基础上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创新人才的心理学研究中，需要重视创新或创造性的三要素，即创造性思维（智力因素）、创造性人格（非智力因素）和创造性社会背景（环境因素）。我们认为，在创造性人才的成长中，这三个因素是缺一不可的。其中，创造性人才的成长需要良好和谐的文化环境、教育环境、所在单位或学校的环境、社会环境和资源环境。以下重点讨论文化环境与创造性人才成长的关系。

文化与创新或创造性有什么关系？美国心理学家斯腾伯格在《创造力手册》专章论述了“不同文化对创造性人才成长的影响”，这里对此稍做扩展概括。如前所述，首先，文化差异对创造性过程有影响。西方文化在创造性过程中强调对问题解决的认知取向，而东方文化在创造性过程则强调情感、个人和内在心灵等因素。其次，文化对创造性的导向存在着差异。文化影响到创造性的形式和专业，会把创造性限制在一定的社会团体内，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也会直接对创造性产生影响。再次，不同文化的特征，影响一个群体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可能刺激或阻碍创造性的发展。所以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上，应提倡信念和乐观主义，有这种信念的文化能使人们努力改进这个世界，这种信念意味着该文化接受从现状出发的变化、发展和运动，而那些没有坚持进步信念和对未来持悲观主义观点的文化一般使创造性滞后。最后，创造性依赖于一定的情景，文化涉及创造性本质和创造性人才的成长机制。西方以产品为导向、以独特性为基础的创造力定义与东方人用一种新的或自我发展的方式来表达内在真理的创造力观点是不同的。西方重视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文化重视独立和自主，在与个体水平而非文化水平相关的工作中，个体和个性化的特征，表现为一个人区别自己与他人的意愿，这种意愿与创造性活动和行为密切相关，致使主体（个体）产生一种新的，与大多数的观点相对立的原创造性观点；而东方重视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文化则强调顺从、合作、义务和接受群体内的权威，顺从、合作、义务、尊重权威与创造性也会存在着联系。例如，印度吉安格拉斯行业组织的画家们认同至上的创造之神毗首羯磨，在实践中也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和包容性，创作了重视顺从和传统价值的大量优秀创造性作品。由此可见，不同文化从不同特点上引领创造或创新，促进创造性人才的成长。

中华民族的文化历来重视创新或创造。本书第二章谈到坦普尔的《中国创造精神》一书是对中华民族创新精神的最好诠释。为了使西方读者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有一个概括的了解，李约瑟在《中国的创造精神——中国的100个世界第一》序言里提出两个根本问题：第一，为什么中国竟能如此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度？第二，为什么中国现在却不比世界其他国家领先几百年？对后一问题，他明确指出了答案，是经济和社会变化起主要作用。我们的理解是，李约瑟主要在指我国从清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一时期的经济社会变化。在此也证实了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

中华的文学、艺术、科学和教育的创新精神从哪里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创造性有哪些作用呢？我们课题组的石中英教授提出了四种特质：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崇尚“天人合一”；在人与他人的关系上，从血缘亲情与宗法人伦出发，构建了一种义务伦理规范；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上，推崇“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和“真人”的逍遥；在人与终极关系的问题上，立足人的现世关怀确立起人性自足的终极关怀价值系统。中华民族这种特质的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创造性，主要表现在：崇尚自主的人格，是创新人才最重要的人格特征；从孔子的“述而不作”到“问孔”“刺孔”“难孔”，说明中国文化具有怀疑精神，这是创新的源泉之一；“和而不同”的思维方法为创新提供了思维基础；“崇尚理性”的文化，既能客观地认识自己的现实，又能公正地对待外来的文化，这为文化创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何看待东西方的教育模式？简单地说，我们曾把西方教育模式比作英文字母“T”中的一横，把东方教育模式比作英文字母“T”中的一竖，提出融东西方教育模式为一体，培养“T”型的创造性人才的理念（林崇德，2001）^[10]。这就是对一百多年以前张之洞所倡导“学贯中西”文化思想的继承。只有融东西方文化为一体，学贯中西、扬长避短，创造性人才才能大量涌现。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长期战略目标，必将大大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热情，进一步增进自主创新的动力，促进创造性人才的成长，推动创造性国家的建设。

我们围绕文化与创造性的关系，开展了两项创造性的跨文化研究。

我们采用上一章已经介绍过的“创造性人格量表”，对中英日德青少年的创造性人格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获得如下成果。

第一，中英日德四国青少年在创造性人格方面既存在共同性，也存在差异性。①四个国家的青少年均在好奇心和冒险性方面表现出相对一致的特点，即好奇心和冒险性是中英日德四国青少年创造性人格中较为突出的方面，在四国青少年的创造性人格中占有突出地位。②坚持性是中英日三国青少年相对较弱的方面，三个国家的青少年在该维度上的得分均相对较低。③除了共同方面，四个国家的青少年在创造性人格方面也表现出一些差异性，具体表现在，除了好奇心和冒险性，开放性是中国青少年创造性人格中的突出特点，自我接纳是英国青少年较为突出的特点，怀疑性是日本青少年的突出特点，而德国青少年的另一较为突出点就是坚持性和独立性。可见，四个国家青少年在创造性人格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尤其是德国青少年，其在坚持性方面具有相对较高的得分，而其他三个国家的青少年却在该维度上具有最低的得分。④通过标准差的比较发现，中国和日本青少年在自信心方面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英国青少年在自我接纳方面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德国男青少年在怀疑性方面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女青少年则在自信心方面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

第二，四个国家青少年创造性人格在除怀疑性外的8个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①中国青少年在创造性人格的自信心和好奇心维度上表现优于其他三个国家的青少年，而在这两个维度上分数最低的是德国青少年。②在内部动机维度上，日本青少年表现最好，中国其次。③在开放性和独立性维度上，中日青少年表现无显著差异，但是明显好于英德青少年。④在自我接纳维度上，中国青少年表现不如其他三国，而在该维度上表现最好的是英国青少年。⑤在坚持性维度上，德国青少年表现最好，而在冒险性上的表现却明显差于其他三个国家的青少年。

培养创造性人才的关键在于教育。教师的教育观念尤其是教师对创造性所持有的观念直接影响教师对创造型学生的态度、对创造型学生行为的评价和判断，影响到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师生的交往方式。本课题组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自编教师创造性观念测量工具，在中国、日本和德国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

1.制作测查工具

建立形容词核查表，施测时先让教师对形容词核查表中词汇所代表的喜欢学生特征的程度进行评价，然后让教师对同样的词汇代表创造性学生特征的程度进行评价。采用这样的施测顺序是为了避免教师因为知道是对创造性的考察而在喜欢上给予更高的评价。

预试采用随机整群取样的方法，从河北省某市选取中小学教师作为被试，共发放问卷350份，回收有效问卷308份，其中小学教师148人，中学教师160人，教龄13.15± 8.27年。

为揭示教师关于创造性学生特征内隐观的潜在结构，对核查表中的72个词语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斜交旋转的方法，结果表明KMO=0.934，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p＜0.001，说明适合进行因素分析。项目删除标准为：①因素负荷小于0.4；②在两个或以上因素上都存在较高负荷；③单个因素上的项目数小于3；④共同度小于0.16。另外，根据因素分析的载荷量大于1，碎石图下降坡度和理论上的可解释性原则，我们抽取了4个因子。这4个因子解释总体变异的50.75%。在此基础上对个别表述不清、意义重复的词进行了调整，最终正式问卷得到50个项目。

因素一（12个）包括：勤奋、合作、热情、精力充沛、文静、集体主义、能干、友好、感情丰富、认真、随和、自律，命名为宜人性。

因素二（25个）包括：灵活、想象力丰富、知识丰富、聪明、独创、主动性强、自信、意志坚定、喜欢接受挑战、思维发散、独立自主、思维清晰、勇敢、有主见、挑战权威、执着、愿做尝试、洞察力强、爱提问、有进取心、好奇心强、适应性强、反应敏捷、实践能力强、爱思考，命名为独创性。

因素三（8个）包括：易冲动、攻击性强、情绪化、个人主义、不守规则、过于自信、爱幻想、激进，命名为非常规性。

因素四（5个）包括：艺术性倾向、多才多艺、兴趣广泛、开朗、幽默，命名为才情。

2.教师创造性观念的跨文化研究

采用整群随机取样的方法，从中国、日本和德国选取中学教师作为研究对象。国内从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几所学校选取教师326人；日本选取湘南一所学校的教师共50人，在德国选取三所学校的教师共139人。采用我们开发的《教师关于创造性学生特征的内隐观问卷》《教师关于创造性培养内隐观问卷》和《教师关于影响创造性培养的因素的观念问卷》。三个问卷均采用利克特五点等级评定的形式。（数据略）

3.基本结论

首先，教师从四个维度理解创造性学生特征：宜人性特征、独创性特征、非常规特征和才情特征；通过对中国、日本和德国教师的比较发现，中国教师更强调学生的宜人性特征和独创性特征，不强调创造性学生的非常规特征；日本教师对创造性学生的非常规特征的评分相对较高。

其次，在创造性学生的宜人性特征和独创性特征两个维度上，中国教师的喜欢程度最高，其次是德国教师，最后是日本教师；同时中国教师最不喜欢创造性学生的非常规特征，而日本和德国教师对学生的非常规特征的评分相似，均高于中国教师。

再次，教师关于创造性培养的观念可以分为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和创造性人格的培养。中国教师在创造性思维、创造性人格和创造性总体培养观念上都显著优于日本和德国教师。德国教师在创造性人格培养和创造性总体培养方面显著优于日本教师，在创造性思维的培养观念上与日本教师没有显著差异。

最后，通过对中日德三国教师关于创造性培养影响因素的观念的比较得出：相对于日本和德国教师，中国教师认为给予学生纠正错误的机会、使用外部奖赏、强调自主和独立、强调竞争和给予学生置疑理论和假设的机会这些因素对创造性培养更重要，认为频繁的表扬对创造性培养更不重要；中德教师更强调发现学习、给予学生详细反馈对创造性培养的作用；中日教师更强调接受学习成败的重要性，而不强调内部动机对培养学生创造性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