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采众长的创新意识

考察盛宣怀教育思想的各个方面，比照他在各个时期的办学实践活动，可知其教育思想中蕴含着较明显的开拓创新意识。他思想开明，开拓进取，不因循守旧，不固步自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集思广益，不断打破现状，开拓出新式教育的新局面。具体来说，盛宣怀教育思想的开拓创新精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具有批判反思精神，二是有着强烈的吸收意识。

先说前者。盛宣怀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办学活动的开展，常常与他不断批判新旧教育的弊端，反思自身办学的成败得失相伴相随，在批判反思中发展进步。他痛批八股取士的科举考试：“八股取文士而韬略不精，以弓石取武士而攻战无用。相沿成习，人才难出，以所用非其所习也。”（注：《盛宣怀与冈千仞笔谈》（光绪十年秋冬，1884年秋冬），王尔敏、吴伦霓霞合编：《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07页。）指出落后于时代的科举考试是人才难出的结症所在，根本不能适应近代工商业发展，也难以应付来自西方文明的挑战，因此必须在科举制度之外建立新式教育制度。于是他更加关注西方教育文化，逐渐认识到它具有国富兵强的价值功能，遂不遗余力地兴办各类新式学堂。

他还指陈我国传统教育不甚重视师资养成，缺乏教育方法的弊端：“中国民间子弟读书，往往至十四五岁，文理犹不能通顺，皆由教不得法，故学亦无效。此等子弟虽入中学，仍须从事小学功夫，久费年力，岁不我与，欲求深造，常苦老大。”（注：盛宣怀等：《南洋公学纲领》（光绪二十二年七月，1896年8月），盛档：044964-2。）于是结合西方、日本学校教育制度，在南洋公学内率先设立师范院、外院，专门造就师资，从初等教育入手，循序而进。

批判传统教育的同时，他也密切关注各地新设文化教育机构的办理成效，注意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他认为“同文馆、广方言馆、出洋学生，糜费不少，而得人不多”，其根本原因在于“孔孟义理之学未植其本，中外政法之故未通其大”。（注：盛宣怀：《请设学堂片》（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1896年10月31日），《愚斋存稿》第1卷，第11页。）于是采纳“中体西用”思想，拓宽西学教育的范围，以此作为办理南洋公学的指导思想。又有鉴于京师同文馆、上海制造局翻译馆等处多年来所译西书数量极少，且“大抵算化工艺诸学居多，而政治之书最少”，（注：盛宣怀：《南洋公学附设译书院片》（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1898年6月12日），《愚斋存稿》第2卷，第27页。）奏请设立译书院，专译东西各国政治、教育之书。

盛宣怀不仅批判新旧教育，对于自身教育活动也时常进行自我批评与反思，前文各章对此均有不同程度的表述，比如第一章中，盛宣怀筹设矿务学堂，培养高级矿冶工程师，便是基于电报学堂人才培养层次过低而提出的，这是一次人才培养观的提升。第二章中专述盛宣怀办理分层设学的各类普通教育，便是总结并克服了技术实业学堂学无次序、单纯技术教育等缺陷。第三章第一节专述盛宣怀反思技术实业学堂与实业发展不相协调的矛盾关系，以协调办学经费为突破口，规划实施捐设新学计划，走向了举办普通教育的新阶段；第四章论述考察盛宣怀具体经办南洋公学时，其中多项举措，比如设学目标、办学方向、章程制度等，都吸收、借鉴此前的办学经验，即“如津学之制而损益之”。（注：盛宣怀：《请设学堂片》（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1896年10月31日），《愚斋存稿》第1卷，第11页。）

再说盛宣怀教育思想中所体现出的吸收意识。盛宣怀并非专职办理教育之人，然而却能聚拢起一批热衷新学的中外有识之士，虚心纳言，集众人智慧，成就诸多教育成就，同时也丰富了他的教育思想。比如，他提出“练兵”“理财”“育才”自强大计，并将育才作为根本思想，大致源自于郑观应的兵战、商战、学战及其相互关系的思想。对师范教育、小学教育的重视与实施，则受益于张焕纶。如此等等，前文论述盛宣怀与教育幕僚时已有详述。在长期洋务外交活动中，盛宣怀广泛接触西方文化教育制度，并加以吸收利用，做到中西并蓄，兼采众长，又有所开拓创新，使其教育思想不断充实。他认识到，“外洋国富兵强，根柢全由于学校。学校为人才之所出，人才为富强之本源。”（注：盛宣怀代拟：《请开办矿务学堂折》（约光绪十四年，1899），盛档：012201。）又从日本大力推广西方文教事业而能迅速致富变强的现实中，愈加将兴学育才视为富强救国的利器，竭力仿行兴办。

盛宣怀认为，学习西方应兼采各国所长，分别对待，不应单单限于一国。在比较东、西洋各国所长后，他认为，“格致制造则取法于英美，政治法律则取法于日德。”（注：盛宣怀：《南洋公学推广翻辑政书折》（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1902年1月），《愚斋存稿》第6卷，第17页。）他曾主张仿效日本办理新式教育：“环海各邦，与我同文同教而能善学西人日起有功者，莫如日本，中国兴学宜取法于东，阶级略同，途轨径捷。”（注：《南洋公学纲领》（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三日，1896年8月11日），盛档：044964-2。）他所指师法日本，仅是学习日本学习西学的成功经验，并非通过习日语来转习西学。从盛宣怀的思想与实践看来，更加倾重于西学发源地的欧美，以为更能直面西学，学得精髓。1903年初，公学新任总办张鹤龄准备援照京师大学堂例，延聘日本教习，一改公学多年英语授课的做法，改为日语教学，盛宣怀当即加以制止，他说：

公学与大学堂情形不能尽同，大学堂向用东文教习，公学则自创办至今日，自普通至专门，悉系西教习授课。学生所造虽各有浅深，而于西文则已历程途，于东文则未窥门径，若一旦舍西就东，令其尽弃数年之学从事东文，窃恐其途既纡，其势不顺。（注：盛宣怀：《致张晓圃函》（光绪二十九年，1903），盛档：053770。）

明确表示不同意改用东文教习的做法，仍然沿用欧美教习以英语授课。早在1902年，盛宣怀就向载振袒露其办学师法欧美的心迹：“论者谓取材日本或较泰西为易，不知求东文普通亦须二三年，且通商不止一国，何如竟讲西文西学更为直接。”（注：盛宣怀：《致载振函》（光绪二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1903年9月14日），盛档：044187。）这种思想影响着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始终以欧美大学教育为参照，主持西学的教习均聘自美国，课程设置仿照欧美大学，外语以英语为主，派遣留学生也以欧美各大学为主，使得南、北洋两学堂自创办起便染上了浓重的英美教育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