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盛氏教育幕僚一览表统计的情况，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些教育幕僚多为盛宣怀所办新式学堂的筹建人和负责人，所担任的职位一般为“总办”“总教习”“总理”“总校”“总纂”“监院”“监督”“主事”和“提调”等。肩负的职责和发挥的作用包括办学方向和宗旨的规划、办学章程的拟定、财务的管理、师资的聘任、教务的规划、招生和校园生活日常管理等。总而言之，他们是盛宣怀办学活动的实际操办者，学堂日常活动的主持人。
在筹办学堂或实施管理过程中，教育幕僚们能够依照办学经验和实际情况，主动地向盛宣怀提出一些重要的建设性方案，实际推动了学堂办学方向的走向。比如，南洋公学筹备者之一张焕纶曾创立梅溪书院，对办学有着相当丰富的经验。他在参与筹建公学时，特别强调培养新式师资的重要性，他说：“办学不易，师资尤难。师道不立，则谬说流传，其害甚于不学。……欲立兴学基础，必先造就师资。”（注：薛明剑：《南洋公学创办史实纪事》，《薛明剑文集》上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582页。）盛对此十分赞同，所以在开办南洋公学时即首设师范学堂，成为我国最早的师范教育机构。在修订办学章程时，张进一步详细提出了十一条意见，主张南洋公学除仿照北洋大学堂头等、二等学堂，设立上院、中院外，应并设小学堂，“盖从小学堂升入中院者，将来造就更易为功，维当以境诣为限，万不可以年岁为限。”（注：张焕纶：《南洋公学教育事宜》（约光绪二十二年，1896），盛档：044458-4。张在此函中，以北洋大学堂“头等、二等名欠雅驯”，建议改称“上院、中院”，盛从其议，遂有南、北洋两学堂建制名称上的差异。）另对编纂教科书、中文教学、教员选聘、试读制度等有所建言，多为盛宣怀采纳并加以施行，遂促成了南洋公学四院建制的形成。
又如，1899年张元济受聘南洋公学译书院主事时，该院以翻译兵书为主，社会影响不大。张即向何嗣焜、盛宣怀表示：“济思现有兵书均为学堂教授之本，译之无甚用处……日本有《法规提要》，详载彼国行政之法，多有可以则效者。”（注：张人凤、柳和成：《张元济年谱长编》上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2页。）建议以翻译政法、经济类图书为主。他的建议被采纳，译书院遂改变译书方向，因译印《原富》《日本法规大全》等名著而声名鹊起。
1896年底，北洋头等学堂总办王修植到学校后发现，“通晓西学颇不乏人，惟于中国文字其斐然可观者，殊觉寥寥。”（注：王修植：《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七日，1897年3月19日），盛档：044215。）认为如此不可能造就出中西兼全之材，于是函请盛宣怀增加中文授课时间，不及格者不予升班。与此同时，筹办南洋公学的何嗣焜北上考察该学堂，也发现该堂学生精通中文者极少，认为如此下去，学生难成大器。盛宣怀深以为然，一面批示王修植加紧中文教学，并亲选汉文教习2名北上；一面在南洋公学添设华文总教习，招考学生注重中学程度，以求中西并进。
教育幕僚们提出诸如此类对于学堂设置、办学目标等产生重大影响的具体措施，还有许多案例，在此不一一铺陈。
此外，这些教育幕僚中不乏对社会时局和教育制度有精深研究的教育思想家和理论家，他们的言论不拘于所办学堂校务本身，而是从发展近代教育的宏观角度给盛宣怀建言献策。其中以郑观应、钟天纬等具有早期改良主义思想的教育理论家建言最多，他们与盛宣怀关系密切，时常倡议盛创办新学，推动新式教育的普及。
郑观应是提出建立中国近代学制体系的最早创议者，他曾多次函促盛宣怀兴办新式教育。在给盛的一封信里，他提出了对于兴办新学的一些具体设想：
一、设文部，各省广开大、小学校及专门学堂，以开民智；
二、先选华文通顺已读西书数年者，资赴泰西学习专门，以储他日之用；
三、废八股取材，即在学校之中，俾人知趋向；
四、择有用之书，次第翻译。（注：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年代不详），盛档：057758-1。）
这些设想对于促成盛宣怀开设普通学堂、选派留学、设立译书院、倡设学政大臣等具有重要影响。郑在主持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期间，又建言盛宣怀开成了轮船驾驶学堂和铁厂学堂。
奉盛为“业师”的钟天纬建言热心赈灾事务的盛宣怀不如移款兴学育才。他说：“养活数百万灾民无救于中国之灭亡，培植成数十辈英才总可以有俾大局也。”“如蒙吾师每年筹拨千金，专供新法教授之用，则其功德不在荒赈下矣。”（注：钟天纬：《致函盛宣怀》（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1896年5月14日），盛档：069926。）说服盛宣怀资助其开办上海三等公学堂。
南洋公学总理何嗣焜也有劝盛改赈灾为办教育的建议，意在“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说：“义赈名意至美，特下走以为此可暂行，而不可以为经常。昔英国曾行赈贫，与今之义赈相类，阙后愈赈而贫者愈多，识者悟其非计，改而专重于教。夫以天下之大，水旱为灾，何岁能无，第敛钱以恤其饥寒，何如以此钱兴农学、教工艺为善乎。所为备赈，愚意不同者此也。”（注：何嗣焜：《致盛宣怀函》（约光绪二十五年，1899），王尔敏、吴伦霓霞合编：《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上册，香港中文大学1997年版，第473页。）此外，丁家立、福开森、伍廷芳、谢家福、刘树屏、缪荃孙等人在教育思想和理论方面也有相关建言。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盛宣怀与这些教育幕僚的互动关系。盛宣怀作为幕主，无疑处于主导位置，他从自己的事业发展大局和办学观念出发，并不是全部或全盘接受教育幕僚们的提议。如钟天纬请盛宣怀资助其创办一所师范学堂，1902年汪凤藻建议扩建已名存实亡的师范学堂，1903年刚接任南洋公学总办的张鹤龄建议改用日文教学等，盛宣怀在仔细斟酌后都没有采纳。
但是，总体而言，盛宣怀与教育幕僚们在教育活动过程中维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幕僚们以其对于新式教育的识见与实际经验，积极倡言兴办新学，倾心主持校务，因地制宜地提出一些创见性的办学措施，对办学过程中出现的弊端也能及时纠正。盛宣怀则能虚心纳言，集众人所见所长，利用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给予全局性指导和财力、人力的支援。盛宣怀和教育幕僚们的通力合作和密切配合，使得一所所新式学堂相继建成，许多学堂办理得卓有成效，顺应了教育近代化潮流，其影响一直延伸到当代。
考察盛宣怀教育幕僚这一参与新式教育创办和管理的特定群体，从人员结构和运作机制上看，既有传统幕府的部分特征，又带有向近代职官制度过渡的特征，表现在：幕僚选用虽重私人聘请，也多采用奏调、札委等方式；薪水不由幕主个人自掏腰包，而主要由教育机构来支付；幕僚来源除了原有儒生、非现职朝廷命官、同乡门徒，又新增了新学堂学生、留学生以及洋人等；承办事务由传统的衙门钱粮、文案转为洋务新式教育。
从功能和作用上看，这些幕僚是盛宣怀教育理论的提供者和办学活动的具体落实者，而盛宣怀则是一个教育理论的吸收者和理论化为行动的指导者。盛宣怀与其教育幕僚们的集体力量与智慧，理论与实践的较好结合，共同成就了盛宣怀的教育文化事业，而盛宣怀在其中的作用，正如陈三立所说：“能通天下之志，竭人士之力。”（注：陈三立：《盛宣怀墓志铭》，《愚斋存稿》卷首。）
最后将盛宣怀及其教育幕僚这一群体放置于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就我国近代教育开始的大体时序和推动力量来说，发起洋务运动的开明督抚，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最早启动新式教育，自1860年代初起陆续创办了一些以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军事技术为主的西式学堂，继之而起的游走于官、绅、商之间，实际掌管经营近代工商企业的绅商阶层，盛宣怀就是其中典型代表，他们在督抚大员的扶持下，为了洋务实业的发展需要，先是创设一批技术实业学堂，进而在普通教育、高等教育、留学教育、女子教育以及学制建设、西学翻译出版、图书馆等方面进行开创性的实践与示范，是提倡与推行新式教育的社会中坚阶层，在推动晚清教育由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诚如苏云峰评价绅商参与近代教育的作用与地位时所说：“绅商参与教育改革，于甲午战败后，亦达于高潮，以江苏、浙江与广东等工商业发达地区最为显著。他们的贡献，往往凌驾于政府之上，这是不可忽视的。”（注：苏云峰：《中国新教育的萌芽与成长（1860—192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然而，绅商及督抚的办学活动与成绩离不开相互奥援，离不开教育幕僚这一新型士人群体的理论建言与实践落实，由此构成推动近代教育发生、发展的“官—商—士”三角联盟。在这个同盟中，督抚予以政治权力的保障，绅商是实施主体，教育幕僚作思想倡导和落实推动，代表着近代政治、经济、思想教育层面中具有革新意识的三种力量，它们的相互融合与多年的教育实践，共同推动了自1860年到1905年期间我国新式教育的产生与成长，影响了政府层面对于新式教育的态度，进而推动政府全面广兴新式教育，促进了科举制度的废除和全国新学制的颁布与实施，教育近代化的步伐从此大步迈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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