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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与管理和基础教育课程

时间:2022-03-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也被提上日程。在此指导下,2001年印发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要求:“大力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调整和改革基础教育的课程体系、结构、内容,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这为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指明了方向。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新课程改革的外部动因之一,课程也总是伴随一定的社会经济的变化而变化。

“教育的第一要义是课程。向年青一代展开何种教育,使孩子们学到什么,对社会宣示什么是最有价值的,最终将影响国家的前途、民族的振兴。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课程改革的关注就是对国家未来和民族未来的关注。”[1]新课程改革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与制约,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对新课程改革具有重要的影响,是新课程改革的外部动因,同时新课程改革也受到教育内部的一些因素的制约,是新课程改革的内部动因。近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并不断发展和完善,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我国又于2001年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些变化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也对学校课程产生了新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掀起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热潮,美、日、英等发达国家对自己国家的课程标准、课程设置等进行了革新。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也被提上日程。在我国1999年颁布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指出:“2000年初步形成现代化基础教育课程框架和标准,改革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推行新的课程评价制度,开展教师培训,启动新课程实验,争取经过10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推行21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体系。”同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决定》中也指出:“调整和改革课程体系、结构、内容,建立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在此指导下,2001年印发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要求:“大力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调整和改革基础教育的课程体系、结构、内容,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这为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指明了方向。

一、新课程改革的外部背景

(一)知识经济时代对课程改革的要求

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新课程改革的外部动因之一,课程也总是伴随一定的社会经济的变化而变化。人类社会的发展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划分为不同的阶段。从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看,自人类文明史以来,经济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三个阶段:劳力经济阶段、(自然)资源经济阶段和智力(知识)经济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特点。当前社会正处在知识经济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就是经济的发展不再主要取决于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占有和支配,而是取决于智力资源的占有和配置,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的速度加快,形成知识形态生产力的物化,人类知识和开发新资源的能力大大增强。可见,知识经济中知识、智力等无形资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智力资源等无形资产成为资源配置的第一要素,在生产中以高科技产业为支柱,高科技产业以高科技为其重要资源依托,消费以高科技产品和通过信息产生的知识为主。知识经济在内容上以信息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空间科学技术、海洋科学技术等为标志,这种知识经济可以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及可持续发展。

创新是知识经济最本质的灵魂。知识经济强调对知识和信息的占有和应用,创新成为对一个人的基本要求。生活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人需要三张通行证:学术性通行证,包括读、写、算的能力;职业性通行证,就是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工作所需要的职业素养和技能;开拓技能的通行证,强调思维、规划、合作、交流、组织、解决和追踪问题等能力。可见,知识经济时代对人的素质的要求非常全面,因而对教育的影响及冲击也是多方面的。教育必须把培养高智力的人才作为重要目标之一,注重对学生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培养。

在知识经济中,知识的含义更加广泛,包括了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关于求知的“3个W1个H”的概念:“知道是什么(Know-What)”“知道为什么(Know-Why)”“知道是谁(Know-Who)”“知道怎么做(Know-How)”。因此,知识就不再是强迫学生接受事实性的概念和原理,而是可以探究的问题。知识经济以高科技发展为特征,许多新的科技不断出现。在这样变化的世界中,要求每个人都要有自主学习的能力,学会自我选择,不但要拥有知识技能,掌握学习的过程和方法,还要形成良好的情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做到全面和谐发展。对于在校学生来说,应努力做到几个方面的统一:一是基础性学力与创造性学力的统一;二是科技素质与人文素质的统一;三是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的统一;四是全面提高与个性发展的统一;五是书本知识与实践能力的统一;六是体格健壮与心理健康的统一;七是教师辅导与自主学习的统一。

知识经济对教育的要求,必然地反映到学校课程中来,这就要求学校课程要能适应未来社会发展对人的素质各方面的要求,并能全面反映未来社会的这些要求。这就需要对基础教育课程中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内容进行改革,使课程与经济的发展变化相协调、相适应。

(二)加入WTO对基础教育的影响

2001年12月11日,我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进一步加强了我国与世界的联系,对我国的经济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并涉及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这种影响也反映到教育中来。伴随着加入WTO后中国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我国的基础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同时也给我们的基础教育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我国的基础教育要积极面对国际基础教育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进程,这也是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外部动因之一。

加入WTO后,我国政府做出了两项重要承诺,一是按国际同行的规则办事,二是向全球开放中国市场,教育市场也是我国承诺开放的市场之一。我国加入WTO对教育服务的承诺是部分承诺,《服务贸易总协定》第十三条规定,除了政府彻底资助的教育活动以外,凡收取学费、带有商业性质的教学活动均属于教育贸易服务范畴,它覆盖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的服务和技术培训。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教育服务贸易的开放程度是相当大的,涉及大多数教育领域,尤其是普通教育系统和职业教育系统,开放程度相当可观。具体内容是:在项目上不包括军事、警察、政治党校等特殊领域的教育,即以上领域不对外开放;除了上述特殊领域和义务教育外,我国在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及其他教育服务5个项目上做出承诺,许可外国提供教育服务。提供教育服务的方式有四种:一是跨境交付,指一方成员在其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境内服务消费者提供的服务。这种服务方式下教育服务的提供者和学生均不流动,分别在各自国家,教育和培训通过国际互联网或远距离课程实现。我国对服务方式未做承诺。二是境外消费,指在一方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向在其境内来自任何其他成员的消费者提供服务。以境外消费方式提供的教育服务,是指学生通过到外方国家留学获得教育和培训。我国对这种服务方式未做限制。三是商业存在,指一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通过其他任何成员方建立商业实体提供的服务。这种方式提供的教育服务,是指通过到对方国家建立办学机构提供教育服务,如设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我国允许商业存在,但不一定给予最惠国待遇。四是自然人流动,指一成员方的自然人在其他任何成员方境内提供服务。以自然人流动方式提供的教育服务,是指教师等以个人身份前往对方国家任教为学生提供服务。

我国政府加入WTO对教育所做的服务承诺,使我国的基础教育面临许多新的情况,基础教育领域(指非义务教育,下同)属于承诺的教育服务的一部分。这种冲击与影响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使我们的基础教育思想观念发生转变,积极应对加入WTO是基础教育面临的挑战。尽管我国已经加入WTO十多年了,而基础教育界许多校长、教师对加入WTO后基础教育面临的挑战认识不够,很多人认为只是对经济等其他方面有影响,对教育的冲击不大,但实际上教育市场的开放已成为必然的趋势。西方国家把教育看作一种产业,WTO所要求的“市场准入”“最惠国待遇”等将使世界各国更加关注我国的教育市场,因为我国的教育市场和教育资源非常丰富。这将加快我国教育市场的开放,迫使我国的基础教育在开放中提高竞争力,基础教育的培养目标也将做适当的调整。二是对基础教育办学体制的影响。从加入WTO后我国对教育的承诺可以看出,商业存在的教育服务将会使许多外国团体或个人来华参与我国基础教育的办学,或来我国单独办学。这一方面可以带来先进的教育管理体制和机制,推动我国教育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我国基础教育办学体制进一步面向市场,使办学体制更加多元化。三是对基础教育课程与教材的冲击。加入WTO后,我国现行的基础教育课程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凸显,要求我国的基础教育在课程目标、内容、实施、评价、管理等各方面进行改革,这将促进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发展。四是对师资队伍的冲击与挑战。自然人流动方式的承诺,一成员方教师可以以个人身份前往对方国家任教,为学生提供服务。可以预见,今后国外来我国任教的教师会日益增多,我国的教师也将走出国门为国外的学生提供服务。这一方面可以加速教育人员的往来,最大限度地获取国外优质的教育资源,以充分利用国外的基础教育资源为我国的基础教育服务;但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我国的优质教育资源过分外流。因此基础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将是一项重要的任务。五是生源方面,会有许多留学生来华接受教育,同时我国也会有许多学生出国接受教育,如何确保基础教育的生源是加入WTO后面临的又一大挑战。六是教育教学方法的变革。教育信息化将进一步普及,教育信息化的程度将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教育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准。七是德育工作面临的挑战。加入WTO后,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将进一步加快,学生将接受各种更丰富、更直接的文化影响。我国的德育工作要与时俱进,才能做到既主动吸纳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又使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

从以上可以看出,加入WTO对我国基础教育的冲击与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这就要求我国的基础教育要进行改革,而课程作为基础教育的心脏必然成为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加入WTO促使我国加快构建一个开放的、充满生机的基础教育课程新体系,以培养更多高质量的人才。

(三)世界各国基础教育改革对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都认识到基础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纷纷开展了大规模的基础教育改革。在这些改革中,许多国家把课程作为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从以下几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教育改革中就可以看出。

20世纪80年代,面对全球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的根本性变化对教育产生的巨大冲击,美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教育改革。针对美国中学质量下降和文盲增多的情况,在经过广泛的调查之后,1984年4月,美国国家教育优异委员会发表了《国家处在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旨在使美国教育克服“平庸”而达到“优异”。该委员会认为教育优异的基本特征就在于适应迅速变化的世界,实行公正而又高质量的教育,为学生的终身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为此,该委员会制定了教育优异的标准,提出对教学内容进行改革。综合中学在课程设置上分为为升学做准备的学术轨、为就业做准备的职业轨、为适应生活做准备的普通轨,并将英语、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计算机作为中小学的基础训练课程,对每一门课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此外还对学生的学习时间和师资水平的提高提出了建议。之后,美国的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基础教育教学得到了加强,学生的学业成绩有了较大的提高,学校管理工作也有所改善。1991年,美国发布了《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提出了“新的世界标准”,规定英语、数学、自然科学、历史和地理五门核心课程的教学大纲和不同年级学生应达到的目标。1994年,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了《美国2000年教育目标法》,除了继续加强英语、数学、自然科学、历史和地理等基础课程之外,还把外国语和艺术作为核心课程,从根本上确保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和基本能力的培养。在课程设置上以发展学生的个性为中心,专门设置了思维技能课、创造技能课和创造劳动课,并把学生能力的培养贯穿于各科课程目标之中。另外,该法在考虑各州地区差异的前提下,鼓励和资助各州进行课程改革,力图建立全国性的教育标准,以使全国学生都达到基础教育阶段的基本要求。经过改革,美国中小学的基础得到了加强,学生各方面的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

英国也积极进行了基础教育改革。由于英国是地方分权制国家,中小学课程设置历来是“多元、多轨”,没有统一的要求。针对地方自行设置课程,国家没有统一规定而导致教育质量不高的现状,英国1988年颁布了《教育改革法》,提出建立全国统一的国家课程,强调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应学习广博的、平衡的课程,规定中小学必须开设核心课程和基础课程。核心课程包括英语、数学和科学三门学科,基础课程包括现代外语、技术、历史、地理、美术、音乐和体育七门学科,这些都是国家统一规定的课程,由此出现了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并存的局面。小学绝大多数课程是核心课程,中学核心课程则占总课时的30%~40%,基础课程占总课时的45%,这样中学的基础课程和核心课程共占总课时的75%~85%,从而保证了这些课程的基础地位,也加强了国家对中小学课程的控制。另外,英国也十分重视学生的道德教育,要求学生掌握四个核心道德观念,即对人的尊重、公正与合理、诚实、守信,在此基础上处理好六个关系:与自己最亲近的人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与所有人的关系;与个人的关系,对个人的正确理解和评价;与自然界和环境的关系;对待“上帝”的关系,即接受宗教信仰的问题。

法国基础教育改革的重点是小学恢复了合科教学,高中推迟了分科的时间,目的在于加强学生基础知识的学习。同时,法国在基础教育改革中还十分注重公民知识教育,认为这是每个公民都必须接受的教育,其目的在于使学生既获得基本知识,又能关心国家及国际重大问题,以此激发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日本一向重视基础教育的发展与改革,以适应时代及社会发展的需要,近年来更是加大了基础教育改革的力度。1985年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关于教育改革的第一次咨询报告提出了教育改革的八项基本原则:进一步尊重个性;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创造能力、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提供更多教育选择的机会;使教育环境个性化;向终身学习体系过渡;适应国际化;适应信息时代。1987年3月,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在关于教育改革的第四次咨询报告(终结报告)中把重视个性、向终身学习体系过渡、适应时代的变化作为教育改革的基本观点。日本一向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成长,在教育中尊重学生的自由、自主,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思维力和表达能力。这些能力的培养对学生个性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而丰富多彩的个性只有在掌握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同时在教育中也努力为儿童创造“人性化”的教育环境。例如,1987年日本《推进教育改革大纲》提出了“尊重儿童的个性,增进儿童身心健康”的建议,在同年12月的课程改革标准中,再次强调“重视作为国民所必要的知识,加强个性教育”。1989年,日本公布的新的《中小学学习指导要领》中,把“个性化”作为教育改革的基本精神之一,重视儿童精神上、思想上的完整,让儿童确立真正的自我。在教学中,日本把学生的基础知识学习作为课程标准的首要目标,强调在教学中加强读、写、算的教育,提高基本要求,并对教学内容进行精选。1991年,日本提出了高中国语科、社会科、理科、外国语科、音乐科、美术科及保健体育等学科的课程目标。构成以上科目课程目标的内容有:关心、兴趣、态度;思维能力、创造能力;知识、理解;技能表现。这样的课程目标重视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与各方面能力的培养,还涉及价值观的形成,使学生得到全面的发展。近年来,日本特别重视学生能力培养和提高。1989年公布的《中小学学习指导要领》把培养儿童的“生存能力”作为教育发展的根本出发点。1996年,日本《面向21世纪我国教育的发展方向》也把“生存能力”作为教育应培养的面向21世纪人才所必需的素质和能力,并将其确定为终身学习的基础。1998年,日本教育审议会公布了新的《中小学课程审议案(草案)》,增加了综合学习课程,让学生独立学习、自主发现,培养学生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开展创造性活动的能力。日本在教育改革中还明确提出了适应国际化的原则,主要是加强学生道德品质的教育和国际意识的培养,以及加强学校的信息技术教育。1989年,日本文部省颁布的教学大纲曾对德育目标和内容进行了改革,主要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自主性的日本人”,以使他们拥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和丰富的精神世界。为了应对国际化的发展,日本教育审议会提出,教育的目标应该是让学生在广阔的视野基础上理解异国文化,培养无偏见、自然地与不同文化、习惯的人交流,以及共同生活的素质和能力。与之相适应的是,日本中小学的课程目标始终贯穿国际意识的培养,并在各门学科中加入了相应的国际化教育内容。在适应信息化社会方面,日本主要是确立信息道德,构建信息化社会学习系统,有效地运用信息手段,创造良好的信息环境。

韩国在基础教育改革中也极为注重学生国际意识的培养。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教育改革中提出了培养面向21世纪的“新韩国人形象”,即能够主导信息化、开放化和国际化的社会,培养具有主体精神、创造精神和有道德的韩国人。为增强学生的国际意识,韩国在教育方面采取了以下措施:实施外语早期教育;开发韩国传统及国际素养教育,培养能够主动适应国际社会环境并具有韩国传统及国际普遍性的人才,支持国际社会的地区研究;推进韩国和国际教育水平的比较研究,提高教育水准;增进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主动迎接教育开放,将教育开放视为增强教育国际化及保证竞争力的契机。为增加学生的国际观念,安排了世界历史、世界地理、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课程。

丹麦在基础教育改革方面,一方面把促进和发展教育的国际化作为重点,在课程中增加了有关国际教育的内容,包括世界各国的宗教信仰、风土人情、民风民俗、经济状况、对外贸易及旅游资源等;另一方面重视外语教学,把利用外语进行交流的能力视为学生拓宽眼界、提高社交能力的基础。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基础教育改革问题上除延续苏联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基础教育改革趋势外,又有了新的特点,即逐渐朝着“国际化”“多样化”的方向发展。1992年,俄罗斯颁布了《俄罗斯联邦教育法》,该法在教学计划中体现了多样性,并努力使统一性和多样化相结合,把课时分为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不变部分是国家统一规定的必修的教学科目,如俄语、文学、数学等科目,用于学习不变科目的时间为不变部分的课时,占总课时的74%;可变部分是指选修的教学科目,占总课时的26%左右。与以往相比,扩大了地方课程的权限,俄罗斯的课程体现了综合性和多样性的特点,不论是国家级的基础教学计划还是地区性基础教学计划,课程大都以整体化为编订的原则。此外,课程微型化是为了满足学生的不同兴趣和个性的差异,小型课程则是为了提供新的科技信息。这些教育内容“以保证个人的自我选择并为其实现创造条件,发展公民社会、巩固和完善发展国家为最终目的”,保证使受教育者达到符合世界标准的教育程度和知识水平,达到符合世界标准的总的社会文化修养和职业修养水平,达到个性在世界文化和民族文化体系中的一体化,培养出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并以完善此社会为己任的具有个性的公民,复兴和发展社会的人才潜力。

德国在基础教育改革中针对高度分散的课程和学制制定了一些统一的教学要求,增加了科学技术和体育的教学时间,把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结合起来。20世纪80年代后,面对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德国注重加强学生的基础教育,提高了基础学科的课时数。在历史课的教学中对学生进行热爱和平的教育。面向欧盟,德国加强了外语教学,重视信息技术教育和道德教育,增设伦理课。另外,德国还开设了许多跨学科的课程,使学生各方面的能力和素质都得到了提高。

从以上世界各国基础教育改革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共同的特点,就是各国在教育改革中都注意课程设置的统一性和灵活性;注重课程目标的完整性,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重视学生基础知识的学习和基本素质的提高;注重学生多方面能力的培养;强调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重视学生国际意识的培养。这些改革反映了世界各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共同之处,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世界教育改革画面,为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二、新课程改革的内部背景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我国加入WTO,以及世界各国基础教育改革对我国基础教育的影响,是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外部背景,然而影响我国基础课程改革的还有基础教育,尤其是课程本身的内部因素,这就是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

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课程目标缺乏完整性

课程目标是一个国家教育目的的具体化。一般来说,课程目标由四个部分组成:认知类,包括知识的基本概念、原理和规律,理解能力和思维能力;技能类,包括行为、习惯、运动和实践能力;情感类,包括思想、观点和信念;应用类,包括应用前三类来解决社会和个人生活问题的能力。这样的目标非常完善,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培养。而我国的课程目标更多地体现了社会的要求,各学科的目标大多是为升入高一级的学校而设置的,对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培养重视不够。在具体的课程目标上偏重于认知能力的发展,对于学生的创造精神、实践能力关注不够,这就造成了学生知识面过窄、缺乏个性,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缺乏等片面发展的现象。

(二)课程结构学科本位,缺乏整合性

传统上我们对课程持一种“课程即学科”的观念,因而课程采用的是分科设计,学科课程所占的比重较大,活动课程和综合课程所占的比重较小,选修课微乎其微,而且各个学科之间互相独立,单独教学。这种分科过细的课程结构导致了不同学科之间缺乏联系和整合,课程门类过多等弊端。小学课程门类达到9门之多,初中则有13~14门,这既加重了学生的学业负担,又导致了学生对现实世界认识的割裂,学生缺乏综合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影响了课程的品质。因此,减少科目,加强课程整合,让学生融会贯通不同学习领域的知识,就成了课程结构改革的重要方向。

(三)课程内容缺乏时代性

课程内容应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联系,而我国的课程和教材内容相对陈旧,不能充分反映时代精神。课程内容重视学科经典内容的选择和学科体系的严密性,与学生现实生活中所需要的知识、技能缺乏紧密的联系;有些内容难度过大,难于理解,增加了学生的学习负担;学科之间缺乏联系,对基础知识广而博的特征重视不够。这就是平时我们所说的课程内容繁、难、偏、旧,这不仅影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也使一部分学生成为学习的困难者,造成了许多农村中小学学生辍学。

(四)课程实施的“忠实”取向

课程实施的重要途径是教学,许多教师在课程实施中采用的是“忠实”取向,即按照课程设计者建立起来的一套程序和方法将课程计划付诸实施,以达到预期的课程目标。这种课程实施观把课程看成规范性的教学内容,教材成了学科知识的载体。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教学以教师、课堂、课本为中心,重视向学生传授“客观真理”,学生则在学习中重学习结果,轻学习过程,忽视独立思考和个性发展,缺乏思考、批判、创新的能力;重视认知目标,忽视情感目标,缺乏对学习方法、学习习惯和人生态度的培养。在教学中,教师重视的是学生应试技巧的训练,忽视学生德、智、体全面的发展,这种教学阻碍了学生思维和智力的发展,忽视了学生的交流、合作和主动参与,摧残了学生的兴趣和个性,导致学生主动性、独立性的丧失,无法培养学生的批判意识、探究意识和实践能力。

(五)课程评价过于强调选拔功能

课程评价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评价的功能也是非常多的,而我国的课程评价手段和功能比较单一。过于强调评价的选拔功能,忽视评价的改进与激励功能;过于注重量的评价手段,忽视质的评价手段;重视对结果的评价,忽视对过程的评价。许多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应试教育的观念很深,一张试卷定终生,使许多学生失去了学习与发展的机会,造成了学生之间的不适当竞争,这种竞争甚至往下延伸到了初中、小学。对学校来说,升学率成为评价学校教育质量的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指标;对于教师来说,学生考试成绩的好坏成为衡量教学质量的唯一的尺度。

(六)课程管理过于集中

长期以来,我国的课程管理体制是中央集权制的管理体制,但是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很大,发展很不平衡,而教育又与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密切联系,因此中央集权制的课程管理体制无法顾及地区、学校和学生之间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育质量。目前,世界各国的课程管理体制正趋向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相结合的模式。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起也逐步将课程决策的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课程管理权也部分下放给地方和学校,但是我国的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所占的比重很小,教材也未实现多样化,学校开发课程的权力不大,教师在一定程度上仍是国家课程的执行者,因此难以满足不同地区和不同学校发展的需要。

我国现行的课程存在的诸多问题,决定了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势在必行,而基础教育改革也不是对以往课程的修修补补,而是在新理念的指导下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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