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与政治和社会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如果说前一节涉及政治及社会对大学的影响的话，那么，大学对政治及社会的作用同样也是值得思考的。因为大学除了完成其学术使命外，还必然要在某种意义上肩负起社会责任。“一种社会，无论小之若家庭、若商店，大之若国家，必须此一社会之各人皆与社会有休戚相关之情状，且深知此社会之性质，而各尽其一责任。”[1]如果说学生肩负着对学术的、国家的和社会的三重责任，[2]那么，整个大学到底应该承担哪些政治和社会职能呢？其学术使命与政治和社会责任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呢？大学是只根据社会要求做出反应，还是应该更主动地去引导社会的需求呢？我们以下将从几个方面来探讨这些问题。本小节先谈所谓提高与普及的关系问题。
由于德国的大学理念一直强调大学研究高深学术的性质和神圣地位，我们因此可能误以为蔡元培要实行的是封闭式的精英主义式教育。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蔡元培1912年对新教育纲领性的意见中有一句话：“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3]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学术象牙塔实际上是以民众为基础的。因此，蔡元培在把大学作为学术象牙塔来建构的同时，也强调要不断去丰厚这个基础。[4]“大学职员的责任，并不是专教几个学生，更要设法给人人都受一点大学的教育。”[5]
那么，如何可能使人人都受一点大学的教育呢？蔡元培采取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开门办学的方式。大学在被堵塞了通向官场的通道的同时，向底层社会敞开了大门。“从前马神庙北京大学挂着一块匾，仿佛一块虎头牌一样，人家见着的，都以为这是学堂重地，不得擅入，把他看作全国最高的学府，只有大学学生同教员可以进去，旁人都是不能进入的。这种思想，在北京大学附近的人，尤其如此。现在这块匾已经取去了。”[6]北大这块匾被取掉，成为破除大学与社会之间鸿沟的象征。这个象征随即体现在了一系列具有实质意义的改制中：
1．建立旁听生制度
在各系有缺额、交纳少许费用的情况下，均接受旁听生。[7]
2．开放女禁
蔡元培巧妙地抓住了制度的空当，解决了当时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他于1920年元旦对报界发表谈话，说：“大学开女禁问题，则予以为不必有所表示。因教育部所定规程，对于大学学生本无限于男女之规定，如选举法中之选举权者。且稽诸欧美各国，无不男女兼收，故予以为无女禁与否之问题。即如北京大学明年（指1920年）招生时，倘有程度相合之女学生，尽可报考；如程度及格，亦可录取也。”[8]蔡元培通过取消女禁问题的存在而首开女禁。1920年春，王兰等九位女生先后到北京大学旁听，而后经过入学考试后转为北大正式学生。1920年秋，北京大学开始正式招收女生。
3．从校役夜班到平民夜校的开办
蔡元培谈到他在国外的经历时说：“法国则有所谓平民大学，为大学教员所组织，专在夜间讲演，无论何人均得入校听讲，不因贫富年龄之故稍有歧异。凡此皆所以济教育之不平，而期于普及。”[9]受其启发，他先于1918年4月开办了校役夜班，而后又于1920年1月将其扩大为平民夜校。
4．平民讲演的推展
蔡元培在通俗教育的各种方法中，认为“讲演之范围较广，着手亦难。盖讲演者之心理，纯借口讲指画为表示，务须有得于心，尽人皆晓，庶得良好之结果”。[10]然而，也正因为“能转移风气”的讲演有一定的难度，恰可以成为大学从事通俗教育的一个入口。在蔡元培的鼓励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于1919年3月成立，其宗旨确定为“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平民讲演团开始是在街头或利用一些有庙会的寺院作不定期讲演，以后则利用官立的讲演所并在北大旁边设点定期讲演。从1920年4月起，讲演团开始到农村和工厂去讲演。[11]走向民间与钻进图书馆，显然已经展示出两条不同方向的道路，但对蔡元培来说，并没有意识到这两者之间的深刻裂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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