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考察1895年后的士绅惯习，我们首先要将科场行动者区分为两代人。从世代上说，每二十年左右必代代相接；但从社会来看，世代（generation）之间的交替主要与社会变迁的程度和速度相关。[26]既然科场的根本性转折是从1895年开始的，那么，我们可以将1895年前已获贡生以上功名的士绅视为上一代人（因为他们是科场场域主要的既得利益者，有资格担任官职，其士绅惯习在科场场域遭受挑战前便已较稳固地获得，我们称其为“1895届上层士绅”），而将此前仍处于科场底层的行动者（包括各类生员和监生、例贡生）视为下一代人，他们要当官则必须捐纳或通过更高等级的考试，我们称之为“1895届下层士绅”。我们这里分出的两代人不是按照年龄来分的，而是按照其在科场场域的地位及与之相关的士绅惯习来划分的。[27]
1．士绅惯习的变异（i）：1895届上层士绅
湖南1895届上层士绅的人数估计超过万人。[28]我们可以通过对其中最负盛名的那些士绅的生活史勾勒，来探知士绅惯习的变异情况。
（1）1895届上层士绅：整体勾勒
表1-1 湖南1895届上层士绅的生活史（1895—1905）选录
本表资料来源：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人物志（上）》，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湖南历代人名词典》编委会编：《湖南历代人名词典》，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郭汉民：《湖南辛亥革命人物传略》，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清史编委会编：《清代人物传稿》，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1992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1979-1983年版；政协湖南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湖南文史》总第43辑（1991）；常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常德文史》第3辑（1991）；政协湖南省湘乡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湘乡文史资料》第3辑（1988）；湖南省桃源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桃源文史》第3辑（1991）；政协湖南省醴陵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醴陵文史》第7辑（1990）；湖南省郴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郴县文史资料》第2辑（1988）；湖南省长沙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长沙文史资料》第11辑（1991）。
〔1〕阎镇珩只获得过廪生的正式科名，本不应归入1895届上层士绅，但阎镇珩学识渊博，著述颇丰，名震全国，且多次辞谢湖南巡抚提供的获得优贡的机会。所以，我把他作为特例归入1895届上层士绅。
在湖南上万上层士绅中，表1-1所列的40人是留痕史迹的人物。不过，他们的名气是和政治事件与个人选择联系在一起的：名冠“清末湖南三大儒”之首的王闿运不为任何时潮所动，一心沉浸于“帝王之学”；而他最得意的门生杨度则不仅与曾熙、彭施涤等一起参加了“公车上书”，而且在留日、办刊、参加经济特科试与护路斗争等各种浪潮中出尽风头。王先谦、熊希龄、叶德辉、张祖同等人曾携手共创实业，倡设时务学堂。不料，转瞬之间又分成水火不容之两股势力：熊希龄与皮锡瑞坚决地站在了维新队伍一边，王先谦、叶德辉、张祖同则会同黄自元、孔宪教等人上呈了一份痛斥“康门谬种”的《湘绅公呈》。同样曾卷入留日热潮中，回湘后有如罗正钧般循规蹈矩地服务于新政者，更有如谭心休、唐乾一那样以教育作革命手段者，还有如陈荆般投笔从戎乃至不惜以身相拼者。在政潮起伏中，既有阎镇珩这样稳驻书院不动者，也有黄忠浩这样从学界游走到商界，再从商界游走到军界者。从维新派到顽固派，从反（洋）教辟邪之士到保（儒）教劝学之士，从立宪党到革命党，从不党不群的“王术派”到夏曾佑所谓“革政派”——这形形色色的思想倾向都可在这一代士绅中找到。据表1-1统计，始终坚持走科场道路、在书院执教或保持其他传统文人生活方式[29]的只有5人，而另外35人中，有13人赴日留学或考察，18人在学堂或学务处任职，7人曾参与公司创办，2人致力于新军或警务，7人投身于反清革命中。[30]这些士绅的家庭出身多为富家。在表1-1可查考出身的23人中，出身富家和官家的就有13人，出身士人5人，出身商人和军人的2人，出身贫家的仅仅3人。
由于我们所定义的这一代人横跨了近50年（表中年龄最大者在1895年是62岁；年龄最小者那时才17岁），所以，年龄自然可以被看作解释其士绅惯习之差异的一个因子。但年龄并非主要的解释因子。比如，37岁的叶德辉在戊戌变法中表现出来的固守与45岁的皮锡瑞表现出来的激进姿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更不用说52岁的龙湛霖以高官之身却对新政时创办的私立明德学堂寄予了极大的热情，甚至亲任学堂总理。事实上，既得利益的大小（如进士与举人不同，有实任官职与徒有虚衔的不同）、个别的家庭出身背景（权贵子弟与贫寒子弟的不同）、家居的不同地理位置（是位居省城、县镇还是孤守僻壤），尤其是个人生活史的不同轨迹是更重要的参数。这些参数的复杂组合决定了那代人1895年后对“道统”的固守程度和对西学的接纳程度。
如果我们把崔暕这类出身书香世家、去官遭讥仍坚守士绅惯习的情况视为士绅惯习变化的起始端，而把彭施涤这类既参加了挑战科场的“公车上书”又参加了反清排满的同盟会的情况视为士绅惯习变化的终端，那么这一代的多数士绅正是游走在这两端之间。至于在这个连续谱中到底占据什么位置，则受年龄、出身、出生地、既有地位诸因素影响而有所不同。不过，其中最重要的作用因素是个人生活事件。故此，我们在做了一个粗略的整体勾勒后，还须进一步作个案剖析。
（2）个案对比研究之一：王闿运与王先谦[31]
1895年，62岁的王闿运与53岁的王先谦有颇相近之位势：并为名冠潇湘的大儒，同为著名书院的山长（王闿运主船山书院，王先谦主岳麓书院）。后人还常将其都看作是维新和革命时潮中的顽固派，只不过王闿运似乎是无声地在固守，而王先谦是公开地在卫道。其实，尽管他们出身小康之家，高踞举人、进士之名，享誉缙绅士子，但其士绅惯习均已发生了某种偏离。
王闿运的偏离发生在1895年前，他早年科场顺利、仕途前景光明：19岁成生员，22岁中举，后入肃顺幕，为其所赏识；但他成年之后就屡屡受挫：会试不中，又因肃党受牵连；入幕曾国藩后献策不被采纳，最后，他虽以经世高才自期却不能不蛰居故里。此后几十年，他一直执教于各书院，虽始终怀跃跃欲试之心，却历戊戌、拳变、新政各时潮而无异动。当然，他对1895年以后的西学西政日进之势是固拒的：他认为康党维新必不久长；他反对其得意门生杨度的留日之行；他还颇不以学堂之设为然，认为“今之弊政……根由起于学堂。……其宗旨不过弋名求利，其流极乃至无忌惮。此迂生所以甘跧伏而闭距也”。但是，他并非执意要维系既有的皇权专制格局。事实上，他的经学既重在与纵横霸道之术相通，又引入了老庄之道以作韬晦之策，因而其思想更多打着重政治事功的湘学烙印。他虽崇奉原儒（以《春秋》为本），却根本鄙夷宋明理学之道。郭嵩焘对王闿运有这样的评论：“壬秋（王闿运字——引者注）力求绝俗，而无一不与道忤，往往有甘同流俗之见以畔道者。但论文章，友之可也，师之可也。至与辨人才之优绌，语事理之是非，其言一入，如饮狂药，将使东西迷方，玄黄易色，颠沛蹉失，而不可追悔。”对郭语最好的印证便是，王闿运在咸丰年间曾游说曾国藩南面而王。所以，他对新文化资本进入教育场域的态度可谓固守（他于1903年明言反对改变学制，并固辞学堂之请），但他并不卫道——在他那里本已无道可守。
与王闿运不同的是，王先谦的士绅惯习在1895年前后经历了某些蜕变。他生在文风最盛的长沙的一个士人之家，13岁应童子试，16岁中举，24岁成进士后即得到钦点翰林院庶吉士的地位，可谓少年得志。此后他在国史馆等任过职，并历任云南、江西、浙江分试的正副考官，官至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在这一道路上成长起来的王先谦对科场自有其特殊的感情。1875年，王先谦曾坚决反对废八股的上疏，但另一方面，王先谦也受到魏源经世思想的影响，并与遭到许多士人围攻、讥刺的郭嵩焘、曾纪泽相交甚契。他1889年回籍后接长的思贤讲舍正是郭嵩焘之推席相让。王“与侍郎（即郭嵩焘——引者注）日相磨德艺，纵论及瀛海，故晚有外国史地之作”。这为他在1895年后的思想转变打下了基础。
1895年的国势使王先谦感到了“河山残列郡，天地胜危楼。……倚剑听哀角，吾生浩荡愁”。故此，他认为救世“切要之图，莫过于洋务”，并提出了“以制器为先”的主张。正是本着这一思想，王先谦在湖南由守旧中心而激变为维新中心的过程中扮演了极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宝善成制造公司的创设，还是时务学堂的倡立，无论是南学会的诞生，还是《湘报》的创办，均由王先谦领衔或得其大力支持。他甚至还毅然与“昨日之我”决裂，专门作了《科举论》，对八股取士径直提出了批评：“今之时文，决裂横溃，其体已不能自立。昔人谓代圣贤立言者，去之弥远。”有不少论者说他到1898年时思想又发生了一次逆转，这倒未必如此。因为他在1895年所改奉的是张之洞式的中体西用观，而到梁启超、谭嗣同、皮锡瑞等明倡民权时，他挺身出来卫道，其实是在情理之中的，谈不上是什么逆转。他率先发起《湘绅公呈》表达出的是立中体西用为正统的诉求。所以，他虽在1898年主导了对时务学堂的绞杀活动，却又在1902年出任省师范馆馆长，以后还出任过省学务公所议长——这表明他并非排斥学堂本身，只是要驱逐康、梁这样的异端而已。王先谦确然是以一个卫道士自任，但他所卫的道也已经不再是传统科场场域的“道”了。他这样的旧派可谓是“旧中有新”。[32]
（3）个案对比研究之二：熊希龄与杨度[33]
如果上面分析的王闿运和王先谦是所谓“顽固派”，那么，25岁的熊希龄与21岁的杨度就算得上是与时俱进的人了，但这两个在1895年前一年分别获得进士与举人科名的人在士绅惯习的变化上仍有很大的不同。
熊希龄出身于一个湘军将领之家。12岁成生员，18岁肄业于沅水校经堂，21岁入长沙湘水校经堂，并于同年中举，次年中贡士。当时因怕书法不好影响殿试成绩，所以专门练字两年。24岁熊补应殿试，获进士功名，并被授翰林院庶吉士之职，顺利登上了科场的最高峰。他此前完全是在传统教育的浸润下成长起来，士绅惯习自然随其少年得意之历程而积累。他当时虽颇有忧患意识，却是内忧甚于外患，对洋务不以为然。“今之谋国者，龄窃惑焉。言富强，则曰兴洋务，言战守，则曰习洋操。……中国之财为彼用也，中国之人为彼用也，量其轻重，权其缓急，孰得而孰失乎？”他既没有向西方学习的观念，也就只能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养料，其开出的救世处方不过是“兴教养”“严吏治”的那一套。同时，他与多数湘士一样还沉迷于湘军的辉煌功绩中。但湘西强悍刚劲之民风与少年血气方刚的冲劲使熊在甲午战败（亦即他获进士的第二年）后恍然大悟，对洋务顿生趋步之心，并慷慨上书朝廷，说是“屈膝东洋倭寇之谬种……实乃养虎贻患也。与其坐而待亡，孰若革新庶政，与列强比埒，乃为上策。……吾愿为爱国同仁，鞠躬尽瘁，临危救义，以拯吾国”。不料这番表白被慈禧批了个“妄言以害国政，欲毁我二百年圣祖之基业”，并将他发落回湘。熊就是这样负气回到湖南来一展宏图的。
熊希龄1896—1905年的活动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96—1898年。此时从宝善成制造公司到南学会，从时务学堂到《湘报》，从不缠足学会到鄂湘善后航船局，他几乎介入了湖南维新的所有活动。尤其是由他任总理的时务学堂更成了维新开展的一个标杆。他在此期间也完成了人生的第二次转变：从对“西艺”的学习进而向“西政”的借鉴。在当时激烈而复杂的斗争中，他实际上是站在了梁启超一边，为湖南的维新不惜舍身相拼。第二阶段是1898—1902年。他自戊戌被革职以来，被迫到衡阳、芷江蛰居闭户读书。第三阶段是1902—1905年。他重获起用，筹办了西路师范传习所（即西路师范学堂之前身）与常德中学，并于1904年赴日考察实业，回来后即兴办了醴陵瓷业及学堂。1905年他随五大臣出洋，随即开始了他的立宪活动。从熊希龄的生活史可以看出，他在1895年后已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士绅惯习的断裂：西艺西学西政已被他完整地接受，尽管其出发点仍是以夷治夷，寻求国家的富强成了他不可遏止的行为冲动。
杨度出身贫家，但天资聪明。幼岁丧父后由身为总兵的伯父抚养长大，19岁即获举人功名。次年，他参加了世人瞩目的“公车上书”。但杨度与熊希龄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他是王闿运的得意门生，深受王氏帝王之学影响，所以，尽管他参加了“公车上书”，但他的士绅惯习并未受到太大冲击，1898年他又一次进京参加会试。当时正是新旧两党斗争白热化的阶段，他虽与谭嗣同等人交好，但却遵王氏之命回湘避祸。于是，他终成了戊戌维新中的逍遥派。这种情况到1902年才出现了变化，庚子拳变后的国势再无法让杨度“尽心听莺并看花，无心无事作生涯”了。他那时不顾其师的反对，决然赴日求学。同年，他与黄兴等人创办了《游学译编》。在杨度所写的发刊词中，明确可以看到梁启超“过渡时代论”与严复所译《天演论》对他的深刻影响。昔日作帝王辅的欣然自期为今日亡国之忧所替代：“大忧乎今日之中国，方为世界竞争之中心点，优胜劣败之公例，必为天演所淘汰，自此以后，又将为黄白存亡王欧交代之过渡时代矣。悲夫!”尽管他仍不想放弃对科场的最高科名——进士的追逐，但他却已从旧学改为新学了。1903年他回国参加经济特科试，虽名列一等二名，却终因被指为新党而被迫再度赴日避风，时潮就这样将王闿运这位弟子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异国成了他卷入一个接一个的风浪之间的暂时的栖息地。1904年他回国参加护路斗争，后又被迫第三次赴日。但到1905年，杨度又卷入了立宪浪潮中。从杨度这一时期的行动可以看出：他终于已偏离了科场场域的思想行为准则，甚至也在某种程度上“反”出了王闿运的师门。不过，他并不像熊希龄那样真正接受西方，在他骨子里仍摆脱不了对帝才之兴的寄望，这实际上已埋下了日后他拥袁复辟的基础。
2．士绅惯习的变异（ii）：1895届下层士绅
对1895届上层士绅的生活史分析已经表明：除了一小部分人始终对时潮采取抗拒态度外，相当部分人的士绅惯习都开始发生变异，其行动的新趋向大致有三路：一是投身在新式学堂、学务机构中；一是参办实业，实现绅与商的渗透对流；一是投笔从戎，加入新式军队。如果说这代人由于年龄较大、地位较高，行动的分化还很模糊的话，那年龄较小、地位较低的士绅就可能有了更明显的分化。且不说那些已决然退出科场场域的人，就看那些留在科场场域的人，其情形又是怎样的呢？
（1）湖南1895届下层士绅的生活史：整体勾勒
表1-2 湖南1895届下层士绅的生活史（1895—1905）选录
资料来源：同表1-1。
〔1〕黄兴及刘揆一均是在1896年获得生员科名的，本不属我们定义的研究范围。但考虑到他们在湖南近代史上的典型性及其获科名的年份非常接近1895年，所以，我们仍将其纳入研究对象中。
表1-2所列的46人是成千上万下层士绅中有代表性的人物。由于1895年时他们平均年龄只有23岁（统计其中知道出生年份的40人而得），所以他们面临着两个基本路向的选择：一是在1895年到1904年间继续攀援着科场阶梯由底层进到上层，一是到国内新式学堂或日本接受再教育，走出与科场别样的一条路来。在这46人中，只有4人选择了前者，[34]余皆选择了后者，或说是被推向了另一条路。不过，这两条路并不是没有交叉，因为一方面在1895年后（尤其是1902年后）的科试中已渗透进大量的新学内容，另一方面，留学本身也是获取科名的重要手段。谭延闿以进士身份转而致力于新式学堂建设，姚生范以前党人之身留日回国后在廷试上获举人功名，即两例最好的说明。当然，同样是走学堂的新路，也自有其迥异的意旨：既有如黄兴般寓身于学堂的坚决的革命党人，也有如俞诰庆般忠实地将学堂作为巩固既有秩序手段的学监；既有如杨昌济般倾心于教育救国的人士，也有如谭延闿般以学堂作为谋取地方自治手段的立宪党人。但无论怎样的分化，这一代士绅在共同向西学靠拢的过程中，其士绅惯习已较上一代士绅发生了更大的变异。两代人的一个重要不同在于：1895届上层士绅中像陈荆那样去操刀动戈、组织暗杀的人是极个别的，但在下层士绅中像黄兴那样虽然寓身于学堂但实际上已成为职业革命家的人却屡见不鲜了。
（2）个案对比研究之三：谭延闿与黄兴[35]
从表面上看，谭延闿与黄兴甚少共同之处。谭延闿出身于巡抚之家，即使是在1895年以后也一心走着传统科场之路，直到1904年他24岁时，在帝制最后一场会试中高中会元，被授翰林院编修。随后他回湘结交官绅商界，参与办学，为其日后成为湖南立宪党首领打下了基础。黄兴则出身于乡间一般士人之家（其父为岁贡生，在乡间设馆授徒）。直到1896年他22岁那年方获得个生员科名，以至他自述“在校经堂读书时（时为1898年——引者注），尚无革命思想，惟觉科举之制贻害无穷”。他在1899年赴日考察后逐渐生出反清革命思想，并在1902年正式留日就读时成为革命社团的组织者，到1904年，他已作为著名的革命领袖而身陷囹圄了。
尽管有如此之差别，两人还是因为共同经历新旧两种教育而相连。正如曼海姆在分析西方现代知识分子时所指出的：“是教育使他们跨越了出身、地位、职业与财富差别，将所有受过教育的人联结在这个基础上。”这个基础的独特性在于使许多千差万别的因素在此保留下来，也使许多相互对立的派别都可从中运作。[36]谭延闿虽长期置身于科场中，但1895年后科试内容上的许多改变不容他不勉力去学习、接受新的文化。1904年会试中的一题即有关新式学堂的：“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孰为最急策。”在这次考试中高中会元的谭延闿以恢宏之笔论述了“陶铸国民乃学堂之设的要旨”，表明了他对新学的鲜明态度。他在中进士后没有留京做官，而是回乡担任中路师范学堂监督、省学务公所议长。他甚至变卖其妻陪嫁的部分金器来捐助明德学堂办学，学堂被谭视为权力场域争斗的焦点之一。同样的，对于曾从旧式教育中走过来的黄兴来说，尽管他曾愤然作书：“朝作书，暮作书，雕虫篆刻胡为乎？投笔方为大丈夫。”但他并没有像不少同龄人那样从此投身军营去操刀动戈，他从日本留学归来后仍选择学堂作为进行革命活动的基地。这样不仅仅是因为可以教员为身份掩护，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借此在新生代中播下革命的火种。故此，立宪派的谭延闿便与革命党的黄兴在湖南新式学堂楷模——明德学堂中有过一段相携又相抗的历史，加上王先谦的门生刘佐楫等也在明德学堂任职，于是，明德学堂就成了当时湖南所有新旧势力交汇斗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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