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在华传教对当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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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四百年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教。利玛窦从1582年来华,到1610年5月11日在北京逝世,在中国传教整整29年。这足以表明,世界人民对于利玛窦的崇敬,缅怀他沟通中西文化,开启耶儒对话的历史功绩。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从波斯到中国传教,被称为景教。利玛窦来华传教,属于第三次。尽管南华寺是禅宗六祖惠能在此传道五十余年的佛教圣地,但利玛窦在传教的实践中却逐步认识到,在中国的儒释道三者之中,儒教为最高。

2015年9月18日

利玛窦(1552-1610年)出生于意大利马尔凯州的马切拉塔。

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个儒耶对话的过程,其中利玛窦用自己的生命推动了这一过程,功不可没,值得总结与借鉴。

四百年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教。第一没有军事力量的支持。第二没有国际条约的保护。第三是封闭的中国人,对洋人非常好奇和反感,第四是自身的文化背景差异与语言的不通。对他在中国传教带来了极大困难。然而他出于对自身文化的坚定信念,为天主而传教,鞠躬尽瘁的精神;他对待异域文化的尊重与接纳,心平气和的态度;他入乡随俗,审时度势,灵活有效传播宗教文化的方法,至今仍然值得借鉴。对于21世纪不同文明对话,以及“跨文化传播”,推动和建构人类新文明仍有重要的启示和参考价值。

利玛窦从1582年来华,到1610年5月11日在北京逝世,在中国传教整整29年。他在北京逝世后,明神宗万历破例下旨,以陪臣礼赐地以葬。在阜城门外二里沟腾公栅栏儿,嘉兴观之右,修建了利玛窦的坟墓,即北京西郊车公庄大街,现北京市行政学院内。1900年以来,曾几经毁坏和修复,而今来此朝拜的外国朋友络绎不绝,每年多达千人。这足以表明,世界人民对于利玛窦的崇敬,缅怀他沟通中西文化,开启耶儒对话的历史功绩。

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个儒耶对话的过程,其中,利玛窦用自己的生命推动了这一过程、功不可没、值得总结与借鉴。

基督教文化第一次在中国的传播,正值唐朝“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即635年(贞观九年)至845年(会昌五年)之间。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从波斯到中国传教,被称为景教。第二次传播,是景教在元朝(1271-1368年)的复兴和罗马天主教来华传教,其影响仅发生在蒙古族当中,因此,它随着元朝的灭亡而消失。第三次是明清之际,16世纪到18世纪,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第四次是1840年之后,在列强侵华枪炮声中进行的。利玛窦来华传教,属于第三次。

修庙建堂西僧西儒

1582年,从印度出发来华的耶稣会士,罗明坚、巴范济、利玛窦等来到了澳门,经过严格的中国语言训练,进行周密调查准备,于1583年10月24日,取水道沿西江而上,进入了当时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肇庆。

肇庆是一座文化古都,在唐代名端州,肇庆附近的新兴县,是禅宗六祖惠能的降生地(唐贞观十二年638年2月8日),故居和圆寂(713年8月3日)之所。唐初的六祖惠能,是佛教南宗的始祖。历史学家范文澜称六祖惠能的功绩是“变天竺式的佛教为中国式的佛教”。

利玛窦在来到中国之前,于1577-1581年曾在印度果阿修道院进修神学,受到印度佛教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这为他在中国传教奠定了东方文化的基础。他来到肇庆之时,正是南宗佛教在这个地区成为主流文化的时期,也是将印度佛教改革之后的中国佛教日益鼎盛时期。他要在这个地区传播西方的天主教就必须入乡随俗,主动接触、学习和皈依佛教。他在肇庆身着六年佛服,削发去须,自称“西僧”。这也是他们试图利用佛教的影响以及中国人可以接受的方式传播天主教的一种创造,希望民众如同接纳佛教一样接纳天主教。

利玛窦们向肇庆的知府王泮说明来意,并:请求在肇庆有“一块小小的空地,建造一栋小屋作为住所以及一所敬神的小教堂”,“以便在那里度过余年”。这一请求很快获得批准,天主教堂于1585年落成,这是明清时期中国第一座天主教堂。王泮亲笔赐匾“仙花寺”,并在教堂的客厅亲笔题匾“西天净土”。利玛窦用意大利文分别译成“圣贤的秀丽会所”和“来自西方纯洁的圣父”。天主教堂,取名“仙花寺”,并称“西方净土”,是“佛耶对话”的一种杰作。利玛窦们通过“从佛”在肇庆立足。

如果说,禅宗六祖惠能对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进行大胆的改革,并使之实现“中国化”,成为有中国特色佛教的开山祖;那么,利玛窦就是以一种开放的胸怀,力求通过“耶佛对话”和“耶儒对话”使基督教文明不断“中国化”,因而成为当之无愧的近代“沟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

1589年,王泮离任升迁。刘继文到肇庆继任两广总督,此官对利玛窦没有好感,于是下了逐客令,允许他去韶关南华寺立足。尽管南华寺是禅宗六祖惠能在此传道五十余年的佛教圣地,但利玛窦在传教的实践中却逐步认识到,在中国的儒释道三者之中,儒教为最高。只有“从儒”才能取得朝野和百姓的理解与支持,给“天主更大的光荣”。于是他向当时作为天主教会的“印度、日本、中华教务巡阅使”范礼安建议:来华的传教士,应当废其僧名,蓄发留须,身着儒服,以获传教之方便。1594年,这一建议获准,利玛窦身体力行,脱掉僧衣改穿儒服,废“西僧”之名,改称“西儒”,从认同佛教,转向尊重儒教。

在韶关期间,他用了很大的精力潜心研读儒家经典。李贽说:利玛窦“凡我国书籍无不读,……请明于四书性理者解其大,又请明于六经疏义者通其解说,今尽能言我此间之言,作此间之文字,行此间之礼仪。”是一个“中极玲珑,外极朴实,极标致”的人。

利玛窦在他的札记中对孔子有积极评价:“中国哲学家中最有名的是孔子。这位博学的伟大人物,诞生于基督纪元前551年,享年70余岁。他既以著作和授徒,又以自己的身教来激励他的人民追求道德。他的自制力和有节制的生活方式,使他的同胞断言,他远比世界各国过去所有被认为是德高望重的人更为神圣”,“孔子是中国的圣哲之师”,因此,“中国有学问的人非常之尊敬他”。“四书五经”是为着国家未来的美好和发展而集道德教诫之大成,《四书》“是着眼于个人、家庭、及整个国家的道德行为,而在人类理性的光芒下对正当的道德活动加以指导”,《四书》“是所有想要成为学者的人必须背熟的书”。

利玛窦从“西僧”到“西儒”的转变,开启了“耶儒对话”的历史新篇章。

上帝天主

利玛窦极力从经典中寻找“儒耶对话”的切入点,探讨用儒家思想论证天主教教义的可能性。这一研究成果为他著作《天学实义》奠定了基础。

1595年,他离开韶关到达江西南昌。当年刊刻了《天学实义》,这是揉合“儒耶”的代表作。1601年改名为《天主实义》,1603年在北京正式刊刻出版,1604年译为日文,后又译为高丽文,1605年又在杭州重刻,以后曾多次再版,并译成多种文字发行各国,后被《四库全书》收入子部杂类存目。

《天主实义》共有二卷八篇,全部以中士和西士问答的形式构成。在形式上似乎采用了《论语》师生“对话”的体例,它是第一部,东西方文明对话,面向中国人传播“耶教”的“范本”“教科书”。第一篇论述天主是创造并养育天地万物的主宰,他无始无终、独一无二。第二篇解释天主,就是中国儒家经典中所说的上帝。以上两篇,阐述了天主教有关天主的教义。

该书,对于“天”、“天主”、“上帝”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集中进行了论证与阐述。

“关于天与天主:苍天不是上帝,大地不是上帝。愚者只知天地而不知天地之主,智者视苍苍之天而知有天之主宰。天是天主的代称,天主只有一位”。

“关于天主与万物:天主能从无中创造万物,天主生万物以为人用,天主慈恤人类亲来救世,天主化生万物尽善尽美;天主掌管灵魂,天主使灵魂显现,天主命鬼神引导万物;天主非天地、鬼神、人物、道德,天主是全体、全能、全知、全善;天主非佛老之空无,天主非儒家之理与太极;天主无形无象,天主道在人心,天主全知全在,天主赏善罚恶”。

“关于天主与上帝: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中庸引孔子曰“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周颂(《诗,颂,周颂,清庙之什,执竞》)曰“执兢武王,无兢维烈,不显成康,上帝皇皇。”又(《诗,颂,周颂,臣工之什,臣工》)曰:“于皇来年,将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商颂(《诗,颂,商颂,长发》)曰:“昭假迟迟,上帝是祗。”……礼{《礼记,月令》:“(孟春之月)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云:“天子亲耕……以事上帝。”又云:“天子亲耕,粢盛 pagenumber_ebook=166,pagenumber_book=156 鬯,以事上帝。”《汤誓》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犹,惟后。”《金滕》周公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历观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

利玛窦在天与天主、天主与上帝,这三者之间做了“打通”。他将有形的“天”,变成无形的“主”,得出“天”与“主”的“二分”,并且后者高于前者、造化前者,是前者的主宰。进而,用此逻辑解释中国的“苍天”与“上帝”,于是“天主”与“上帝”等同。他从这里,找到了欧洲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结合点,找到了基督教与儒学的结合点,为在中国传教开出时空。

四百年前,利玛窦告诉中国人,我们的“天主”,就是你们的“上帝”。从此,“天主”与“上帝”在中国的天主教徒中,或通用、或混用。而在中国人当中,也就把传统的“上帝”,视为西方天主教的“天主”。故在中国的日常用语与文献之中,就只有“上帝”,而不见“天主”了。至今,营业员还称顾客为“上帝”。

其实,上帝一词,乃中国专利,并非源于西方,且早于基督教文明千余年,中国的“上帝”与西方的“天主”,在时间与空间上有太大的差异。

中国的“上帝”与“天”“合一不分”。《史记·正义》云:上帝,天也。天即上帝,上帝即天。天,不决定上帝,上帝,也不化育苍天;中国的“上帝”作为“神”,也是一种原生态的“自然神”,并非某个“神明”所创造,它虽“至高无上”,但不自恃“唯一”、“排他”,在中国一直是多神并存;中国的“上帝”,在人间没有一个相对应的宗教组织;中国人共认,“上帝”,就是“苍天”,是自然万物,故讲“天理”“天道”,“靠天吃饭”,“天人合一”。中国人的婚礼,要首拜“天地”。

中国人“事上帝”,即“事天”、“祭天”、“敬天”。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的北京天坛,自明嘉靖九年(1530年)开始,就成为明清两代帝王,每年祭天,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为天下求福的地方。此间,利玛窦在北京居住10年,他应当明白,这种“事天”,决非“事天主”。

任何一个人,在理解与接纳一种文化,尤其是外来文化之时,一般是从已有文化思维定势出发的。西方人用西方文化思维定势审视中国文化;中国人也理所当然地用自己的文化思维定势观察、理解与接纳西方的文化。或者说,谁都是带着自己的眼镜,拿着自己的工具,按照自己的标准,对于它者文化,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地”吸纳。

利玛窦从天主教的角度,对儒家的核心价值做了新的铨释。他把孔子的“仁者,爱人”,冠以仁者,“爱天主”,就是典型事例。

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主张用儒家仁德爱天主。爱天主是第一仁。仁为众德之要,仁即爱天主,爱天主就会爱人,人应当竭力爱天主。天主真实可信,可为仁德之基。

总之,在这两种文明长期“对话”之中,作为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天”、“道”、“理”、“上帝”、“仁”、“义”、“礼”、“孝”等,以及日常用语都被“西化”。无论是“中名西言”还是“西名中言”,利玛窦都是为了“用天主普度中国人”开辟空间。

整个20世纪,一些中国知识精英,借用西方的文化思维与工具,解读、审视、否定和批判自己的传统文化,往往就自觉不自觉地沦为背离或伤害自己文化的工具。这可能是21世纪中国知识精英需要深思与警觉的历史教训。

信念态度方法

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体现着各种不同文明的信念、态度和方法。利玛窦对于自身文化的坚定信念,为天主而传教,鞠躬尽瘁的精神;他对待文化他者的尊重与接纳,心平气和的态度;他入乡随俗,审时度势,灵活有效传播文化的方法,至今仍然值得借鉴,对于21世纪不同文明对话,“跨文化传播”,仍有参考价值。利玛窦曾经这样回忆来华传教的精神动力:

“我们耶稣会士依照本会的宗旨,梯山航海……做耶稣的勇兵,替他上阵作战,来征讨这崇拜偶像的中国……发动这场精神战的第一人,便是本会的沙勿略神甫。……以后,耶稣会士们就带着满腔热情,和葡萄牙人结伴而来”。

应当指出的是,利玛窦们当时传教,第一没有军事力量的支持;第二没有国际条约的保护;第三是封闭的中国人,对洋人非常好奇和反感;第四是自身的文化背景差异与语言的不通。这给他们在中国传教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对于如何在中国开辟一条传教的成功之路,是传教士们必须面对的课题。

1595年11月4日,利玛窦从江西南昌发出的一封信中,归纳了自己十余年在华传教的实践经验:第一,能够相对准确地说写汉语;第二,能够以惊人的记忆力把握了“儒教的四书”;第三,在数学领域的知识;第四,随身带的珍奇物品(钟表、威尼斯玻璃三棱镜、宗教画、西方书籍);第五,大家相信是一个炼金术士;第六,是布讲的教义。

结合他传教十余年的实践探索,这六点经验我们可以概括如下:①要过语言关,精通汉语;②要入乡随俗,适应中国的礼仪制度、生活方式以及风俗习惯;③要向中国人介绍欧洲的科学技术,对中国的皇帝与民众有益,使中国人看到欧洲比自己先进之处,把科学技术作为传教的手段;④要深入研究中国的主体文化,在尊重的基础上,寻求欧洲文化与中国文化、基督教与儒释道的结合点。这就需要与中国知识界有名望的学者建立往来,这是传教的需要。但也要规避偏离基督教正统教义和有关教规的风险;⑤要向朝廷、君臣、各级有权力的士大夫靠拢,并取得他们的理解与支持,这关系到在中国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传教的关键;⑥要向欧洲和本国介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实情,以便获得政府和耶稣会的支持。

1598年9月,他从北京返回南京的途中路过山东临清,与郭居敬神甫合作完成了对《四书》的拉丁文的释文,以“对于别的神甫学习中文有很大的帮助”。此为向欧洲人介绍儒家经典“四书”最早的西文译本。1601年1月24日,应万历皇帝下诏,他再次到达北京。万历在北京宣武门内赐给他住所,“所需皆由朝廷供给”,他于1605年在此创建了“礼拜堂”——宣武门内的天主教堂,是北京历史上的第一座教堂。

利玛窦在北京居住的最后十年,连续译著了《几何原本》、《乾坤体义》、《圜容较义》、《同文指算》、《测量法义》、《经天该》、《万国舆图》、《西字奇迹》等图书,其中有一些是与徐光启、李之藻等合译。他是16世纪与17世纪之交,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作出杰出贡献的泰斗、西方研究汉学的始祖。

利玛窦从1582年来到中国的澳门,到1610年5月11日在北京逝世,在中国传教整整29年,是他59年一生的后半生,奉献给他的信仰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事业。

他在北京逝世后,明神宗万历破例下旨,以陪臣礼赐地以葬。在阜城门外二里沟腾公栅栏儿,嘉兴观之右,修建了利玛窦的坟墓,即今北京西郊车公庄大街,北京市行政学院院内。1900年以来,几经毁坏和修复,而今,来此朝拜的外国朋友络绎不绝,每年多达千人。这足以表明,世界人民对于利玛窦的崇敬,纪念他沟通中西文化,开启耶儒对话的历史功绩。

几点启示

1.融通“耶、释、儒”三“经”

利玛窦在印度果阿接触佛教4年,又在肇庆仙花寺身着袈裟6年,借释弘耶。可以说,他对“佛经”是较通的。以后他又“从儒”20余年,对《论语》等经典多有钻研,并译成西方文字以传播。在400年前,他对《圣经》、《论语》、“佛经”,所了解的深度是难以想象的,他对三者进行了以“耶教”为主导的融通,给欧洲人留下最初的中国文化印象。而今,能够如此精通“三经”者,可能已不多。然而,无此种对中西文化深层的相互了解,就难免不使“对话”成为各说各话,而难以促使“对话”深化并取得成功。

2.寻求与主体文化互相“对话”

一种文化,若想在一个新的文化生态环境中生存下来,必须克除“水土不服”,进而寻求生存与发展的文化土壤。利玛窦对“释”、“儒”的习与从,就是对这种“文化生态环境”的适应,并在适应过程中找到了当地的主体文化,先“释”后“儒”。外来文化只有与本土的主体文化互相“对话”,才能立足,进而有所作为。利玛窦的传教实践探索表明,在中国这块具有古老文明的土地上,任何外来文化不与儒家文化相“对话”,将难以生存与发展,这是400年历史所证明的一条真理。

3.对于异质文化持平等与尊重

利玛窦对于“释”与“儒”,始终持平等尊重,“屈尊向下”,虚心学习的态度。虽然他以传教为使命,但没有取“居高临下”,“我打你通”,“取而代之”的“霸道”。如此,才能“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找到“对话”的结合点,才能了解与悟到异质文化的“真经”,实现传播“耶教”的理想。这正是近代以来,强势文化在中国难以“如愿”,屡屡受挫,需要反思的教训,更是当今不同文明对话,需要遵循的历史经验。

4.对于自己的文化应有充分的自信

利玛窦等传教士,梯山航海,历尽艰辛来中国传教,是对自己所信奉的文化有充分自信的展现。文化自信,是任何一种文化得以存在与发展的内在依据。世界上,有文化自信,才有多元文化的并存,才能“各美其美”。有文化自信,才有“对话”,才能“美美与共”。“对话”是对文化自信的肯定与鼓励,缺乏或没有文化自信,就会失去“对话”的资格;文化自信若异化为文化霸权,“对话”就变成了“冲突”。利玛窦的探索,对于当今不同文明对话仍有积极的参考价值。因为,“对话”并非“坐而论道”,而应是推动人类文明交汇与进步的实际行动。

5.要反省以往文明冲突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不同文明的客观存在,其冲突与对话难免。然而冲突与对话都是手段,关键在于目的,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不是彼此伤害,你死我活,“优胜劣汰”,致使人类文明走向单极绝唱,而逐步衰败。

400年前,利玛窦开创的文明对话,核心是儒耶之间核心价值的对话。对于推动东西文化的交流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正如有人所云,“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利玛窦发现了中国文化”。中国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不只有“四大发明”,还有“四书五经”。

而今,能够心平气和地总结利玛窦传教历史的实践与经验,可以为21世纪的文明对话找到新的起跑线,具有世界文明发展里程碑的意义。无论对于世界上哪个国家的文化学者,都需要清醒、理智和主动,摆脱历史上形成的片面、极端的文化思维定势,来一个文化思想上的解放,本着文化“多彩、平等、包容、互鉴”的新理念,推动和建构21世纪人类的新文明。

参考文献资料

1.《天主实义》耶稣会中人利玛窦述,燕贻堂校梓。

2.顾长生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卓新平著:《基督教文化百问》,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

4.(英)赫德逊著,王遵仲等译:《欧洲与中国》,中华书局,1995年版。

5.欧清煜:《汤显祖巧遇利玛窦》,1995年3月1日《旅游文化报》。

6.肇庆市博物馆办公室主任谭永业于1997年9月28日提供的有关资料。

7.黄柏权等著:《肇庆历史沿革》,广东旅游出版社,1991年版。

8.黄柏权著:《六祖坛经注译》,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9.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入华耶稣会士列传》。

10.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版。

11.孙尚扬著:《利玛窦与徐光启》,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