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浩在长征前后

陈昌浩在长征前后_文博耕耘录

陈昌浩在长征前后

魏　瑾　刘　葆

陈昌浩

红军长征，早已成为专用名词而为人们所熟知，参加过长征的很多将帅的名字人们也是耳熟能详，当年叱咤风云的红军将领们让人们由衷的敬佩。但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后，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似乎销声匿迹，退出了政治舞台，他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当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曾担任过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西渡黄河时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陈昌浩。

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这部史诗中，有几段特别惊心动魄的篇章，草地风云——张国焘大闹分裂，与中央红军分道扬镳就是其中之一。在这一历史波澜中，张国焘无疑是主角。但陈昌浩在其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他是拥有十万之众，威震川陕的红四方面军总政委。

徐向前元帅常对人提起他的终身遗憾，就是长征时没有随中央北上，而是随张国焘南下了。他明知张国焘错了，为何还要南下呢？多年后，徐帅是这样说的：一是徐帅不忍看到红四方面军一部随中央北上，一部随张国焘南下，分成两半的现实。因为这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部队，花费了他大量的心血。二是陈昌浩当时任总政委，年轻、有文化、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在部队里很有威望，没有他点头，徐帅一个人是带不走部队的。而陈昌浩是主张随张国焘南下的，这样，徐帅只好带部队南下了。长征中著名的“分家”事件由此酿成。

由徐帅的回顾可以想见陈昌浩昔日在红四方面军中的分量。他位高权重，年轻有为，和徐向前一道带出了李先念、洪学智、谢富治、许世友、陈再道、王宏坤、倪志亮等一大批赫赫有名的红军战将。一位曾经是陈昌浩警卫团士兵的现役将军，当提及令他敬畏的“首长”陈昌浩时，满怀深情地说：“他是我们的恩师和带路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曾经统率千军万马驰骋沙场、立下赫赫战功的红军主帅，自西路军兵败后，就被迫退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舞台，长期湮没无闻。多少后人要问：“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当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当年的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老部下，以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都纷纷为他们的老上级、老首长做一个历史证人，给后人一个合情合理的交代，还历史本来面目。

这一切是怎么回事？陈昌浩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是依靠张国焘而一步登天的“国焘走狗”，还是忠诚的革命战士？

陈昌浩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真正称得上是大起大落的人物。他1930年11月从苏联回国后，历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共青团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治委员、第四方面军政治委员。1932年10月，参与指挥红四方面军主力由鄂豫皖苏区向西转移。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四方面军（兼西北军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与创建川陕苏区，同徐向前等指挥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5月参加长征。第一方面军与第四方面军会师后，兼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1936年11月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同年12月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7年3月西路军西渡黄河兵败河西走廊。

从热血青年到28个半布尔什维克

陈昌浩1906年出生于湖北汉阳县马鞍山下的一个叫戴家庄屋的村子。父亲略知文化，经过商，有几亩薄地，在当地算富户人家。这就使得陈昌浩从小有条件受到较严格的私塾教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小秀才。1923年秋，17岁的陈昌浩考入当时的湖北省最高学府——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武昌大学）。

在武昌大学里，他是一名热血青年。他昔日的老师恽代英对他进行了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使他接受了革命思想，并积极参加了斗土豪等一些革命活动，政治觉悟提高很快。由于他的活跃和才干，他一度担任大学学生会主席。1927年12月，陈昌浩被党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中山大学是联共（布）为帮助培养中国革命青年而设立的高等学校，学制两年，主要课程设置有俄语、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列宁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中山大学于1925年11月开学，到1930年停办，历时5年，举办4期，毕业学生1200多名。王明是中山大学第一批学员，此人有些才气，又热衷于溜须拍马，勾心斗角，在中山大学里大出风头，是中山大学学生会主席，有青年理论家之称。他以中山大学为阵地，以中大校长米夫等人为靠山，大搞宗派活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将反对他的学生打成“托派”，或遣送回国，或流放劳改，并且，肆意攻击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瞿秋白、张国焘等人。一时，中山大学成了王明的天下，在苏联留学的学生或成为王明的亲信和追随者，或因坚持真理而成为王明一伙的攻击对象。张闻天、王稼祥、沈泽民等人就是这一阶段被王明拉了过去的；张国焘、夏曦等老资格的共产党人也是这一时期被王明整服的。1927年，当陈昌浩进入中山大学时，正是王明一伙大搞宗派斗争最激烈的时刻，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他很快就掌握了俄语。外表英俊潇洒、身材颀长，写得一手好字、有很深的文化功底且又能言善辩的陈昌浩立刻受到了王明等人的注意。在披着青年理论家外衣、有着金色头衔的王明等人的拉拢下，陈昌浩不久就成了王明手下的一名“小同志”。

1930年11月，继王明回国之后，陈昌浩等人也回到国内。同年，他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

1931年1月，他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并担任江苏省委常委。

同月，中共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博古、陈昌浩等不是中央委员的人在米夫的支持下参加了会议。由于米夫的操纵，王明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同时兼任江苏省委书记。中国共产党开始了长达4年的王明路线的统治。王明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王明宗派的人和顺从自己的人派往各地做钦差大臣。于是，夏曦被派往洪湖苏区，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被派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张国焘、陈昌浩被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陈昌浩任中共鄂豫皖分局委员兼共青团特委书记。

出任红四方面军总政委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徐向前、曾中生等人创立的一块红色根据地，根据地的主力是曾中生、徐向前、许继慎等人领导的红四军。

1931年2月，在军事行动上，张国焘与红四军领导人曾中生等人发生了南下与东进之争。张国焘要求红四军东进，攻英山、安庆，威胁南京，曾中生等人则主张先打英山，后出蕲、黄、广，威胁长江，策应中央革命根据地，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与蕲、黄、广连成一片。8月，红四军在英山、蕲春、广济、黄梅地区边获胜利，而张国焘却一连几道金牌，严令曾中生回军。

曾中生等人从党的利益出发，一方面服从组织的命令北撤，一方面以局面形式据理力争。于是，气冲冲的张国焘派陈昌浩追赶红四军，接替曾中生任红四军政委。

年轻气盛的陈昌浩率少数武装，星夜兼程，五天行程七百里，在安徽六安麻埠赶上红四军，宣布了中央分局指示，撤销了曾中生的政委职务，自任军政委。

接着，陈昌浩根据敌人写给11师师长许继慎的两封劝降信及许继慎强烈要求打过长江的言论判定许继慎“阴谋叛乱”，率领少数政工干部闯入11师，将许继慎逮捕。其实，敌人的劝降信，许继慎已提交军部，徐向前等领导人都已看过。多年后，国民党特务头子冷欣对新四军军长陈毅说：他们搞了一个离间计，红军就把许继慎给杀了。

10月上旬，红军移驻白雀园地区，红四军中开始了“大肃反”。许继慎、周维炯等2500多名红军干部、指战员被杀害。张国焘、陈昌浩经过白雀园大肃反，他们在红军中的地位得以巩固了。

1931年11月7日，在红安七里坪，红四方面军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辖四军、二十五军。全军共3万人。

陈昌浩从此以红四方面军总政委的形象活跃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军事、政治舞台上。这年，他只有25岁。

他年轻、英俊、有文化，写得一手好字，能说会写，又留过学，作战勇敢，纵使没有多少军事知识，但也很快适应了这一角色。正如多年后他对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他中山大学的校友所说：原以为打仗很难，结果上去一试，还挺容易。

他的年轻气盛和勇敢在苏区是有了名的。比如，1931年，红四方面军举行黄安战役，他腰别手榴弹，押着俘虏的国民党飞行员龙文光（后成为红军战士），坐上缴获的第一架飞机“列宁号”飞往黄安上空，投放宣传品和炸弹，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在当地极有影响。

1932年，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利，被迫向平汉路转移，经过漫川关。漫川关悬崖壁立，道路险窄。战士们在峡谷底下狭窄崎岖、高低不平的山道疾进。蒋介石调兵遣将从四面八方围上来，而峡口又被杨虎城三个团把住，形势万分危急。只有一条小路通往北山垭口，过北山垭口便可突出重围进入陕南。这时陈昌浩自告奋勇，亲率许世友、韩亮两个团攻占北山垭口，掩护全军突围。

这是一场极残酷的恶战。两个团在陈昌浩的指挥下浴血苦战，顶住了敌人的轮番进攻，用血肉之躯筑成一道铜墙铁壁。红四方面军主力终于顺利突出漫川关，进入川陕地区。陈昌浩奋不顾身、身先士卒、英勇奋战的事迹也传为佳话。

由于陈昌浩是王明特别指派的人，年轻、能说会写、作战勇敢、政治上又单纯并特别听张国焘的话，所以深受张国焘的信赖，在红四方面军也有相当的威望。一个年轻人成了中国工农红军名噪一时的高级将领。

1935年1月，为策应红一方面军的长征，红四方面军也开始了长征。

1935年6月，李先念率红三十军攻克懋功，在懋功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陈昌浩会师。两大主力红军第一次会师。当时中央红军经过一路征战，兵力不足两万人，几近弹尽粮绝。而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就有8万之众，全部人马达10万之众，且武器精良，装备整齐。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开始拥兵自重，向党中央伸手要权了。长征路上的红一、四方面军之争揭开了序幕。

当时张国焘与毛泽东的分歧与斗争加剧。毛泽东要求张国焘率部“北上”，而张国焘则意欲“挥师南下”。

在这场争论中，陈昌浩基本上是站在张国焘这一边的。正因为此，为了顾全大局，党中央除了将周恩来的红军总政委一职让给张国焘外，还选举了陈昌浩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任命他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原主任为王稼祥），使陈昌浩成为长征路上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

1935年8月，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行动。右路军以原红一方面军的1、3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4、30两军组成，由前敌总指挥部陈昌浩、徐向前率领，随党中央行动。左路军以原一方面军的第5军、9军和原红四方面军的31、32、33军组成，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

右路军在前，左路军在后。

但左路军一直停止不前，毛泽东、陈昌浩、徐向前联名致电，张国焘不予理睬。

陈昌浩这时心情如何？他与沈泽民的妻子张琴秋（沈病故后张琴秋又与陈昌浩在长征中结婚）有过这么一段对话：

张琴秋：“左路军什么意思？”

陈昌浩：“说阿坝条件好，可以做根据地，要右路军向他们靠拢。”

张琴秋：“那么，你的看法呢？”

陈昌浩：“我在政治局会上表了态，我赞成中央以右路军作为北上进攻的主力。而国焘同志说阿坝条件好，人多、粮多、羊多。”

张琴秋问：“那你服从谁？”

陈昌浩回答：“服从组织。军人以服从为天职。”

不久，张国焘又向中央发电，称曲嘎河涨水，过不了河，仍率左路军原地待命。陈昌浩和徐向前联名致电，希望左路军速来北上为上策。而张国焘仍坚持要右路军南下。

在张国焘的坚持下，原来倾向于随党中央北上的陈昌浩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对张琴秋说：“我已尽了一切努力，都不见效。我处在夹缝里，无法适应两方面对我的要求。我是个军人，我的天职是服从，总司令部命令我南下，我必须执行！”

毛泽东见陈昌浩的态度已定，不得已率红一、三军团突然开拔，单独北上。那天早晨，李特等人突然向陈昌浩、徐向前报告：中央红军连夜走了，对我们的方向放了警戒哨。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也带着地图跑了。

这一消息使陈昌浩、徐向前分外震惊，身边的同志也情绪激动。有的骂中央为何私自北上，有的骂中央不顾大局，是逃跑路线。徐向前也木然地躺在床铺上，显得十分伤心。这时，前方的许世友打来电话，陈昌浩接电话。许世友说：“三军团对我们放了警戒，我们怎么办，打不打？”陈昌浩拿着话筒问徐向前，徐向前从木床铺上一跃而起，果断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于是对着话筒说：“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不能打！一切由指挥部处理。”这时又有红四方面军的部分领导赶到指挥部，吵吵嚷嚷地大声说中央红军凌晨走了，怎么办，打还是不打？这时徐向前突然狮子咆哮般对着在场的人大吼一声，“谁再说打，我毙了他”，说完掏出手枪重重地拍在桌子上。不仅镇住了所有的人，就连陈昌浩都非常吃惊，从没见过徐向前发如此大的火。这时，许世友又从前方打来电话，还要说什么。陈昌浩拿起电话大怒道：“别问了，听候命令，原地不动！”于是，一场红军打红军的自相残杀的战争避免了。

这就是著名的“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故事。

徐向前元帅在关键时刻为党和人民立了一大功。

但陈昌浩的作用也举足轻重。要知道，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的威望不亚于徐向前，而且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同时，由于张国焘的唆使、欺骗，不明真相的红四方面军对于中央红军单独北上这一行动是很愤慨的，所以，如果陈昌浩最后说一声打，则四方面军一定会人人奋勇，一场悲剧将不可避免。

陈昌浩虽然忠于张国焘，唯张是从，但品质并不坏，而且也是忠于革命的。这就是为何后来他取得了毛泽东谅解的原因。

陈昌浩在西路军中

1936年发生在甘肃西部的战斗，令所有的幸存者不忍回首。

1936年底，为执行中央宁夏战役计划，打通国际路线，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向甘肃进发。但红30军、红9军、红5军及四方面军总部过河后，敌人就控制了渡口，红四方面军的红31军、红4军未及渡河。渡过去的部队奉令组成西路军，设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陈昌浩为主席兼政委，徐向前任副主席兼总指挥。从此，悲壮的西路军行动开始了。

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乎所有过去出版的“党史”都异口同声称，这是由于该军领导人错误地执行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的结果。但在近几年出版的一些党史研究专著和文章纷纷指出，根据中共中央档案馆的资料和徐向前元帅临终前所撰“回忆录”来看，当时的“西路军”领导人陈昌浩（军政委员会主席暨中共中央常委）和徐向前（总指挥），是严格按中央军委的电报指示指挥军队行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作出了这支部队西渡黄河与转战河西走廊，是执行中央军委命令的结论。徐向前认为，这是实事求是的历史结论。因此，造成这次西路军全军覆灭的原因就不言自明了。

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暗示，陈昌浩的责任只是在于，由于担心再犯“路线错误”，未能及时反抗中央军委的指挥，而是逆来顺受、唯命令是听，从而遭到以剽悍的回民为主体的“马家军”的围歼。当时有两万红军战士埋骨高原，大批女兵被奸杀和沦为乞丐。中央军委应对此承担主要责任，而不应将责任推到西路军领导人之一陈昌浩一个人的身上，这已经成为党史界的共识。在短短几个月中，“中央军委”一会儿要求“西路军东进”，一会儿要求其“西进”，一会儿又要求其“原地待命”。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当西路军损兵折将，好不容易杀出重围之后，“中央军委”竟不顾严峻情势，再次下令“原地坚持”，致使该军失去最后的生机，被紧追而来的敌军团团包围，数万红军将士被屠杀殆尽。

西路军全部人马已不足万人，伤病号占1/3，处境十分危急。1937年2月13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电中央说：“我们详细考虑及根据百余日苦战的教训，认为4军、31军此时不能归还建制，夹击二马，则西路军无法完成西进任务。决心在甘州、抚高地区乘机击敌，俟天气稍暖即转到西宁、大通一带活动。因拼战而不能根本战胜敌人，持久消耗实为不利也。”17日中央复电陈、徐，不同意西路军出青海大通的意见，并指出：“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等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是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这个电文把当时的行动方针问题与历史上的政治路线问题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它给西路军军政委员们特别是主席陈昌浩的政治压力可想而知。21日晚，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党中央及军委致电西路军，要求他们：“望全体指战员，坚持党和红军的光荣旗帜，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绝境中求胜利，全党和全体红军誓为你们的后盾。”24日，陈昌浩、徐向前致告急电文汇报险恶的处境，在表示“战至最后一滴血”决心的同时，恳请中央抽调“八个足团，一两千骑”驰援；26日，军委主席团复电要求他们“固守五十天”。可是，在弹尽粮绝，伤亡惨重及马家军赶尽杀绝的情况下，西路军最终全军覆没。

戈壁滩气候严寒，温度在零下20度。红军衣服单薄，弹药缺少，没有补充，加之缺乏群众基础，人烟稀少，伤员无法安置，缺员无法补充。同时，戈壁滩地域辽阔，有利于马军骑兵，而不利于疲惫的红军集结、隐蔽。陈昌浩、徐向前一开始就意识到西路军的处境，希望中央及时实施宁夏战役计划，不致西路军孤军作战。但中央军委停止了宁夏战役计划，命令西路军在山丹、永安一线建立根据地，并随时策应河东。

对中央这一指示，徐向前大惑不解，他认为将部队停留于山丹、永昌，无异于自取灭亡。最好的办法是要么东进（但不可能，因为渡口被敌人控制），要么一路往西打，早点打到新疆，接受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再往东打回来。如此上不沾天、下不着地，根本没有后勤补给，不东不西，不进不退的做法是等着挨打。但陈昌浩却坚持执行中央指示，同徐向前发生了严重的冲突。部下李先念支持徐向前的主张，被陈昌浩一顿训斥，顶了回去。不仅如此，陈昌浩还指责徐向前右倾，号召军政委员会斗争徐向前，遭到同志们拒绝才作罢。

陈昌浩为何如此听从党中央的命令？

原来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会宁后，共产国际对张国焘分裂中央的做法进行了批评。张国焘早已取消了伪中央，张国焘的错误已基本定性。做张国焘的追随者，陈昌浩也自知责任重大，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于是，他由紧跟张国焘变为紧跟党中央，生怕再犯错误。在会师前夕，他还当众顶撞了张国焘，弄得一贯飞扬跋扈的张国焘眼泪汪汪、可怜兮兮地对部下说：“我不干了，我干不好了！四方面军的事，中央会交给昌浩去办好的。”多年后，徐帅这样评价陈昌浩此时的心情：陈昌浩愿意改正错误，紧跟党中央，无可非议，但没有必要迫不及待地表白自己、洗刷自己，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西路军期间，陈昌浩自始至终以“紧跟中央”，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自居，对上级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

就这样，西路军徘徊在永昌、凉州一线，守株待兔，坐等马家军集中兵力轮番进攻，揭开了红军战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连日激战，红军伤亡甚大。

1937年1月，红5军在高台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壮烈牺牲。红30军、红9军总指挥部也遭到敌人围攻。2月，红军万余人全部进驻倪家营子，缺衣少食，弹药缺乏，连磨刀的水也没有，处境十分艰难，而围攻他们的是有吃有喝有弹药补充的十万马家军。在此严峻情况下，徐向前提出了东返自救的主张，得到大家一致赞成。陈昌浩先犹豫不决，但最终也同意了。

红军向东突围，全军士气高涨，一下打了个胜仗，全歼敌人一个宪兵团，缴枪1200余支，给西路军以极大的振奋。照此一路向东，西路军可以绝处逢生。但陈昌浩顾虑东返未经党中央同意，加以中央来电要求他们固守五十天，陈昌浩遂命令西路军又返回倪家营子，走入马家军的重围之中。至此。西路军完全走入了绝境。

3月11日，西路军孤苦无援，粮弹皆尽，被迫从倪家营子突围。红9军政委陈海松为掩护全军突围，所率9军千余将士大多战死。西路军退入祁连山，仅存3000余人。悲壮的西路军至此归于失败。

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很多，但作为西路军主要领导的陈昌浩，机械地执行中央指示，实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如解放后他常说的：“兵败祁连之事，我实在难辞其咎！”

西路军失败后，根据中央指示，徐向前、陈昌浩返回延安汇报失败原因，所剩部队组成三个支队沿祁连山打游击。

西路军几万人马西渡黄河兵败河西走廊，是陈昌浩人生中最大的一个转折点。此后的陈昌浩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销声匿迹，渐渐为历史所湮没。

1937年，红军西路军主力两万余人在甘肃一带被马家军围歼，全军覆没，成为红军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惨败，只有数千名幸存者侥幸逃脱，他们以后成为新组建的由邓小平、刘伯承指挥的“第二野战军”的骨干，而陈昌浩和徐向前均靠化装行乞才脱离危难。

西路军兵败后剩下不多人员化整为零分散突围，陈昌浩、徐向前昼伏夜行，二人在突围时曾经歇脚在一个叫大马营的村子中，一个叫但复三的百姓让他们留宿。正巧，但复三是陈昌浩的湖北老乡，高烧不退的陈昌浩实在不能行动了，再者也怕连累同生共死的徐向前，便住下来养病，徐向前一个人沿着祁连山的戈壁滩昼夜兼程，最终回到延安。在保存下来的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后，徐向前担任了副师长，成为八路军中的一员重要将领，建国后成为共和国的元帅。此后，陈昌浩人生的轨迹与自己的老搭档徐向前迥然相异，这恐怕是两人分手时所无法料到的。其实，就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况看，即便是陈昌浩与徐向前一起到达延安，陈昌浩也不能摆脱西路军兵败的责任。

陈昌浩病好之后，由照顾他的老乡护送秘密返回。1937年6月的一天，陈昌浩辗转来到武汉。陈昌浩来到武汉的第二天，就来到革命老区湖北英山县，打算在这儿重举义旗，建立一支抗日武装。他原意是在大别山一带拉武装以图东山再起的，但此时，卢沟桥事变已经爆发，国共合作已成定局，大别山形势发生变化，当地的反动武装非常嚣张，时机已不行了。陈昌浩感到自己的愿望难以实现。此时的陈昌浩思念亲人的心情更加强烈，于是给他在汉阳老家的亲友写了一封信，约他们见面。在汉口，与阔别十年的老母和妻儿见过面后，陈昌浩了却了一桩心事，之后要到延安参加全国抗战。他就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安排下奔赴延安。

1937年8月，陈昌浩回到延安，中央正在开展对张国焘路线的清算，陈昌浩先在中宣部工作，参加了批判张国焘的斗争，自己也接受了批判。西路军的失败已与张国焘路线联结在一起。8月3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下了定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种定性结论一旦作出，就没有什么好商讨的了，从此成为铁案和研究禁区，直到“两个凡是”被否定之后，人们才敢于触及西路军兵败这个禁区。1938年4月，陈昌浩因患有严重的胃溃疡，被批准到苏联治病。陈昌浩随周恩来乘苏联飞机抵达莫斯科治病疗养。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十多年漂泊异国的生涯。

关于西路军的结论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朱玉同志奉组织之命，帮助徐向前元帅整理回忆录。他从文献史料中惊异地发现了毛泽东下令四方面军人马西渡黄河和成立西路军的电文，以及其他一些人们所不知晓的情况，进而在史学界首次提出了西路军问题的现有定性、定位很为不妥。毛泽东电文的发现，说明大军西进是领受了党中央的命令肩负打通国际路线重大使命，以接应共产国际给予党和红军的物资接济，并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战略行动而向西战斗前进。

李先念接到小平同志批转的朱玉的汇报文件和批示后，派人用不少精力和一年时间广为查阅中央档案中的大量电报文件，并结合自己当年在陈昌浩、徐向前指挥下，率军渡黄河、战“走廊”、过祁连山、出星星峡进入新疆的亲身经历，于1983年2月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他在文中归纳说：“上述主要历史事实说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是根据中央指示在甘肃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和打通国际路线，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李先念将此《说明》送给了陈云同志阅看。陈云是1936年秋从共产国际(莫斯科)专程赴新疆去迎接西路军的，是这段历史的知情者和重要见证人之一，具有对李先念《说明》鉴定判别的资格和发言权。

1983年3月8日，陈云对李先念的《说明》作出文字表态：“先念同志：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

同年3月12日，李先念给邓小平一信说：“送上《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陈云同志的批语，请阅。您在1981年10月30日，曾将竹郁（朱玉）同志写的《“西路军”疑》一文批给我看，我又送给了陈云同志，因为陈云同志对西路军的问题有些了解。他看后要我写份材料存档。由于我对当时的全面情况了解不多，四十多年来又没有研究过，对重要历史事实根本不清楚。近一年来，我花了点时间回忆，又派秘书查阅一些历史档案，才写出这份材料，并请(徐)向前同志看过。请您审改后，可否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处理。请予指示。”

邓小平看了李先念的《说明》和陈云的表态信后，于1983年3月22日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全件”指包括先念同志选送的一批电报在内）。当时的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赵紫阳同志也都圈阅同意。

1991年7月李先念看到中共党史上卷有关西路军一段内容的阐述，违背党中央已定且多次正式文字使用了的口径（指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有关条目、红四方面军战史、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对徐向前逝世的讣告、徐向前生平介绍等文），只讲“奉命过河”，不讲奉谁的命，以此含混无宾语的叙述模糊历史真相。李先念很生气地于7月8日写信给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和副组长薄一波、胡乔木、胡绳、邓力群，对此提出尖锐批评。他激愤地指出：“‘奉命’，‘奉命’，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一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吗？”对此中央作出决定，“西路军是执行了中央军委的命令，西渡黄河的，不是奉张国焘之命的！”负责党史编辑、出版的有关同志作出检讨，已经印刷的书籍拆了重印、重装。

现在的众多资料显示，西路军政委陈昌浩和总指挥徐向前正是执行了中央军委的电令，在率军渡过黄河之后，在祁连山与大漠之间的数千公里的狭长地带，遭到以回民为主体的马步芳、马鸿逵等骑兵部队的围剿，几乎全军覆灭。同时由于西路军全体指战员的英勇奋战，吸引了大量的国民党主力部队，也相对减轻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压力，西路军成为红军战史上最惨重的失败。

悲凉的结局

1966年，文化大革命动乱的烈火向全国蔓延开去。和许多老干部一样，有过历史问题的陈昌浩自然是首当其冲，在劫难逃了。1967年7月20日，武汉地区发生了“七二○事件”，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被打倒。陈再道昔日的老领导，有着反毛主席历史的陈昌浩立刻成了陈再道的黑后台。全国铁道专线所有的客、货车上都贴满了“打倒陈昌浩”的标语。一批又一批的红卫兵冲进陈昌浩的寓所来翻历史旧账了。陈昌浩一次一次被揪，一次一次被殴打。谁让你在长征路上谋害毛主席？”“你西渡黄河就是为了建立独立王国！”“你要向两万红军西路军偿命！”在那黑白颠倒、有理讲不清的岁月里，即使战功赫赫、一直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老帅也被泼上污水予以打倒，何况历史上曾犯过错误的陈昌浩呢？他又怎么能说得清呢？一切辩解都显得那么无力！

1967年7月的一天，震天动地的“打倒”“砸烂”“油炸×××”的喧嚣和炙人的热浪冲击着北京城。一群身穿红军装、腰扎皮带、臂带袖章的人高呼着口号，围攻一个六旬老人。老人身材颀长，头发略显斑白，清朗的双目里布满困惑和忧伤。这就是曾经威风凛凛的一代名将、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那群青年高喊着：“打倒陈昌浩！”“陈再道的黑反台是陈昌浩！”“陈昌浩，彻底交代你谋害毛主席的罪行！”几个人边喊边一拥而上，抓住陈昌浩往地下摁：“跪下，向毛主席请罪！交代长征路上你为什么谋害毛主席！”陈昌浩倔强地高喊：“我没有谋害过毛主席！我没有！”于是，一群彪形青年一拥而上，对着这位六旬老人拳打脚踢。老人的脸上到处是鲜血，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终于被打倒在地。青年们仍然踢他，不停地说：“叫你顽固，叫你不认错！”老人在拳脚交加之中声音越来越微小了，他不停地喃喃地说：“打吧，打吧，我有错误，我有错误。”

这是当时无数次批斗陈昌浩的情景中的一幕。

陈昌浩1938年到苏联疗养。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疗养院紧急解散，他也被作为外国侨民疏散，流落到一个小镇，度过了几年几近流放的、艰苦备尝的生活。1943年，他曾一度应召，同李立三等人在苏联外国文化局工作。这期间，他与在莫斯科留学时认识的俄罗斯女子格兰娜结婚。日本侵华期间，陈昌浩曾给中共中央、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多次发电报或写信要求回国参战，但都没有回音。抗日战争结束后，远在苏联的陈昌浩又多次给党中央发电报或写信，要求回国参加解放战争。但他始终没有收到回信。是党中央没有收到陈昌浩的信，还是历史和党中央遗弃了他？没人能说得清楚。期间，蔡畅曾途经莫斯科，专门看望了陈昌浩。通过蔡畅，陈昌浩再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表达了回国服务的请求。可见陈昌浩回国的愿望一直没死，他反复多次给党中央写信，带口信，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回国参加工作，可以看出那个年代，一位曾经的红军高级将领报国的决心还是高于一切的。作为一位政治家及军队中的高级将领，人生最大的悲叹莫过于最后没有归队，没有在抗日战场发挥作用。

1952年，经中央批准，离开祖国十余年的陈昌浩才携妻子格兰娜、幼子祖英得以回国。刘少奇等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亲自来到北京站迎接他。老战友，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邀请陈昌浩和在红四方面军曾一起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在徐向前的寓所里聚会。在昔日的老战友家里，陈昌浩像一个落泊之人，低着头，弯着腰，与他昔日之战友、部属，当时共和国的将军们、部长们一一握手，表示歉意。当他和前妻，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握手时，非常愧疚，连声说道：“琴秋，你受苦了！我对不起你呀！”

归国后，他在中央编译局任副局长，翻译和主持翻译了大量苏联经典名著如《斯大林全集》等，基本上过着循规蹈矩、埋头著述的工作。

陈昌浩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曾在许多场合忏悔自己的“罪行”。1962年5月，他曾经返回湖北故乡，在那里见到了数百名当年的红四方面军部下，而今皆为解放军高级将领。陈在大会上眼含热泪向他的旧部致歉，独自承担起西路军覆灭的责任。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无法逃脱命运的无情追击。他在“文革”中被“红卫兵”“造反派”们无休止地揪斗。1967年7月30日晚，一次被揪斗之后，满身是血、意志几近崩溃的陈昌浩哆哆嗦嗦地、颤抖地爬上床，无力地垮倒在床上。两行泪水从他那倔强、伤感、悲哀的面容上无声地流了下来。希望、憧憬都烟飞云散。他的妻子格兰娜也早已被关进监狱。三十年前的功名、荣耀早已埋入西伯利亚的冻土地带，脑中眼前留下来的只是无法辩解的委屈和迷惑，是挥舞的拳头，是一个共产党人对这个世界的不理解，是山一样的疲惫、倦怠和悲凉，是一切都不希望辩白、一切都不希望出现的茫然。于是，绝望之极的陈昌浩拿起床头柜上的安眠药片，吞了一大把，离开了令他感到痛苦的世界。就这样，他平安地走进了另一个没有争斗、没有拳头、没有辱骂、没有茫然的静悄悄的世界……这年，他61岁。

1980年8月，在胡耀邦同志的主持下，中央为陈昌浩平反。8月21日，党中央为陈昌浩举行了追悼会，军委副主席徐向前主持追悼会，李先念、王震等参加了追悼会。经党中央审定的悼词称他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并肯定了他在战争年代对革命所作的贡献，肯定了他对自己在革命斗争中发生的缺点错误能认真地进行自我批评。历史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

至此，陈昌浩悲欢荣辱革命的一生得以盖棺论定，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