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态城市发展概况

虽然21世纪以来，生态城市已成为世界城市发展建设的主流方向，但是多数生态城市建设依旧局限于绿化环境等表面行为，真正的生态城市建设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并且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等特点。因此各个国家都亟须从自身国情出发，制定一套具有普适性的生态城市建设模式和评价标准，来引导每一个生态城市朝着正确的生态化方向前进。事实上，目前国内外许多城市在提出了生态城市品牌的建设目标之后，结合自身的特色，开始逐渐摸索并已经总结出一些独特的发展模式。

国外生态城市的建设模式包括紧缩型城市、公共交通型城市、循环经济推动型城市、社区推动型城市等多种类型（王青，2009）。紧缩型生态城市主要强调集约化利用土地，尽其所能地减少资源浪费和占用，提高土地功能的混合使用率，这样城市的建设就会相对集中，生活和工作场所接近，可以少用汽车，步行上班。美国的克利夫兰可以作为紧缩型城市的典型代表。公共交通型生态城市主要是为了解决城市人过于依赖汽车而带来的环境问题，通过建设四通八达的高效公共交通网络、方便安全的自行车专用道、便捷的自行车租赁模式等方式，倡导绿色交通，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被联合国誉为“巴西生态之都”的库里蒂巴市可以作为公共交通型生态城市的典型代表。循环经济推动型生态城市主要是引入循环经济思想，将3R理论（reduce，reuse，recyle）融入生态城市的整体建设构想当中，通过减少垃圾、建设环境产业、开发环境新技术等多种方式，建设循环型社会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城市。日本的北九州市可以作为循环经济推动型生态城市的典型代表。社区推动型生态城市则强调公众参与，强化公众在城市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多种措施鼓励社区居民参与到生态开发中来，进而将生态意识贯穿到生态社区发展、建设和维护的各个方面。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应该算是社区推动型生态城市的典型代表。

同国外生态城市的发展相比，我国的生态城市建设实践起步相对较晚，但是从战略高度提出生态城市的设想并不晚。早在1971年，我国就积极参与了联合国的“人与生物圈”研究计划，并当选为理事国；1978年正式将城市生态环境问题列入国家科技长远发展计划，学者们也开始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关注和研究城市生态学；1982年组建第一届城市发展战略会议，提出了“重视城市问题，发展城市科学”的战略问题，并确定将北京和天津两座城市的生态系统研究列入国家“六五”计划重点科技攻关项目；1984年举行首届“全国城市生态学研讨会”，同年成立中国生态学会城市生态专业委员会，以推进我国生态城市的发展；1986年江西省宜春市首次提出了建设生态城市的发展目标，并于1988年初开始进行试点，成为我国首个以生态城市为建设目标的城市，这也是我国生态城市开始品牌建设的第一次尝试和探索。之后，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特大城市也开始了生态城市建设的尝试，同时一些中小型城市以及一些资源型城市需要转型或突破，也开始加入到生态城市品牌的塑造中来。据统计，2015年，在我国地级以上的城市中，提出以“低碳生态城市”为主要发展和建设目标的城市已达到284个，依据“生态城市健康指数（ECHI）”评价标准，排名前11名的珠海市、三亚市、厦门市、铜陵市、新余市、惠州市、舟山市、沈阳市、福州市、大连市、海口市的城市生态健康等级为很健康，占3.87%；排名12～189的178个城市的健康等级为健康，占62.67%^[1]。可以看出我国生态城市的发展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由当初宜春市的一枝独秀变成了现如今的百花开放，并且大多数生态城市的健康等级较高。

从国家政府角度来看，我国政府对于生态城市的建立也非常的重视，1994年提出了《全国生态示范区建设规划》，逐渐明确生态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在第十六届五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长期规划的一个重要战略任务；2007年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目标。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的改革目标要求，将生态文明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一道，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要求。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必须打好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攻坚战，积极发展循环经济，保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这些政策的出台，凸显了我国政府对生态城市建设的高度重视，也表明我国对于可持续发展规律和生态环保规律的认识进入了新的境界。在生态城市的建设中，政府推动是非常重要的作用力。我国政府已经逐渐转变传统的行政体制，开始突出生态环保职能，强化环境管理体制，努力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科学有序地推进生态城市建设。

从目前我国生态城市建设的成果来看，虽然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但效果还是非常显著的。根据《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发布的数据可以看出，当前我国生态城市的建设成效明显。首先，能源利用效率进一步提升。全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上年下降5.6%，降幅比上年扩大0.8%；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3.9%。铜、钢、烧碱、水泥等产品的单位生产综合能耗持续下降。其次，能源消费结构更加优化。2015年全年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为64%，比上年下降3.7%；而水电、风电、核电、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为17.9%，比上年提高9.4%。再次，生态安全屏障加固。2015年全年完成造林面积632万公顷，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5.4万平方千米，新增实施水土流失地区封育保护面积2.0万平方千米。年末城市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比上年末增长5.3%，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91.0%，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2.5%，城市建成区绿地率达到36.3%。最后，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十大流域水质监测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为72.1%，比上年提高；近岸海域海水水质监测点中，达到国家一二类海水水质标准的监测点比例为70.4%，比上年提高3.6%；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最好的有365天，丹东市、松原市、汕头市、茂名市等25个城市，全年都是优良天数，且所有生态城市空气质量优良的平均天数是292.98天，虽然空气污染现象尤其是PM2.5的问题还没有彻底根治，但是空气质量的提高是有目共睹的^[2]。这些成果的取得说明我国各大城市在生态城市的建设道路上坚定前行，而且现有的政策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30多年的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我国各个城市结合自身特色和资源限制，将生态城市作为城市品牌定位，慢慢地摸索出适合当地的生态城市品牌塑造战略，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生态发展模式。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根据生态城市的品牌定位进行分类，可以将生态城市品牌建设模式分为节水型生态城市、滨海型生态城市、山水园林型生态城市、阳光型生态城市、森林型生态城市等几个代表类型。这些生态城市品牌建设模式既存在着一些相似性，也因各城市独特的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条件而存在着一些区别。本章的后面几节将围绕各种生态城市品牌建设模式展开讨论，尝试总结出不同建设模式的特征、适用条件和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