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中的人

人是社会中的人,社会转型必然导致人的各种关系和特性的变化。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正经历着一次转型过程,相应地教育也在经历一个新的转型过程。

蒸汽机的发明带来工业革命之际,中国在全球变局中正处在“康乾盛世”,由于缺少必要的忧患意识没有顺势而变导致极盛而衰。近500年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表明,开放而不封闭,顺势应变是社会兴旺、国家富强的前提。近数十年世界各国国运变化的情况说明,仅仅关注发展经济可能带来社会的一些改观,而只有提高人的素养,增加社会人本值,生产、消费、科技研究和开发都需要以人为中心,所有的过程都需要更符合人性,才能创造整个社会的幸福。信息社会不能改变人的先天潜能,却对人的素养有了一些共性的要求。

(一)中国社会转型对人的需求转变

中国社会转型外在的两个显性特征就是实现经济产业的升级换代,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城市化。这些变化对人的素养的需求变化体现为需要人具有更高的创新能力,将农民和农村劳动力转化为新市民。

1.创新能力

根据有关研究报告,2004年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在占世界GDP的92%的49个主要国家中位居第24位,2005年降至第31位,2006年在61个经济体中升至第19位^[33],比较长的时期以来,人口大国的中国创新能力处于中等水平,若以人均计算则属于倒数行列。

中国人目前总体的创新能力还很弱,即便中国自己设置的国家自然科学奖和技术发明奖,从1989年以来曾经多次出现一等奖空缺^[34],说明中国科技实力和发达国家比仍然有相当的差距,尤其是缺少原创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科技成果过少。曾任美国微软公司全球副总裁兼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总裁的张亚勤写过一篇《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文章,认为从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历程和未来前景可用“中国自造”→“中国制造”→“中国智造”来概括。1978年中国告别了“自造”阶段,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源优势成为世界经济中万众瞩目的全球制造业中心,创造了“中国制造”时代。但要步入“中国智造”时代还有一段路程,张文认为“中国智造”的动力来自创新环境、创新机制、创新源泉和创新市场四个层面。一言以蔽之,中国人需要创新。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越来越一致地认识到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谁拥有高质量的人才,谁就能在竞争中掌握主动权。美国在冷战开始后一直在改善人才环境,提高各项吸引外国人才的指标和待遇,各国流入美国人才数目居高不下,其中包括大量从中国流入美国的高级人才。进入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出现一定程度的人才回流潮,美国便升级自己的大学管理体制吸纳尖端人才,提高基础教育质量。

中国在GDP总量增长的同时,贸易总量也跻身世界前列,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也成为世界上受贸易摩擦影响最大的国家。从1995年WTO成立至今,全球每7起反倾销案件中就有1起涉及中国,这使中国已连续10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贸易摩擦更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外贸从贸易结构、商品结构、贸易方式构成上看,还处在成长基础较为脆弱、增长方式相对粗放的阶段,出口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产品的档次不高,出口名牌很少,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也大部分是组装的外国商品,真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很少,出口发展处于粗放增长的阶段,低价竞销,以量取胜仍是竞争的主要手段,是典型的“制造大国、品牌小国”。这种凭借数量型扩张取胜的粗放增长经营模式已成为引发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

也就是说,中国外贸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劳动力价格低廉从而产品价格低廉的优势,中国出口了衬衫、运动鞋,却需要进口松下、索尼、苹果等的高端家电和重工业产品。在较长时期的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下来的问题和矛盾,如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资源环境约束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薄弱、产业结构的技术含量较低、劳动力就业压力加剧,成为影响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

解决上述问题的途径从根本上说在于通过调整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但由于普遍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且大都处于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装配环节和价值链的底端,所以,与其他产业的关联度很低,改造传统产业的作用不显著,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较弱。因此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努力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加快高技术产业从加工装配为主向自主研发制造延伸的发展是基本的发展思路。最终要依靠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依靠自主创新人才,为此中国急需大量各层次的创新人才。

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创造,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并在较长时期走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前列。到了近代,由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原因,中国人创造的步子放慢了,以至于在多数领域落后于其他国家。经合组织曾发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将知识经济定义为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中国人在这一理论引起的震惊之余从中获得以下启示:

在知识经济社会里,每个人都要提高自身素质,更新知识和技能;企业和用人单位必须注重培养自己的人才,不断地更新知识,完善培训制度,运用多层次、多形式、多课题的方式,高质量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相应地,教育必须全面提高入职者素养,从而推动人力资本战略的实现。

然而中国既有的制度缺乏激励创新的机制,要打破现状,就不能不引发中国人对创新路径的探索。当今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纷纷把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国家战略,大幅度提高科技投入,加快科技事业发展,重视基础研究,重点发展高技术及其产业,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以利于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在国际经济、科技竞争中争取主动权。

中国从政府到民间都已充分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全力推动万众创业,全民创新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创新的根本要靠教育和人才,创新型国家建设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世界发达国家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实践表明,高级专门人才是技术创新的根本保障,创新的关键在人才,而人才的培养必须依靠教育,社会发展需要教育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需要关注知识的前沿而不只是总量,培养探究精神而不是灌输知识和获得标准答案,养成挑战传统思维的勇气;教育需要成为既是知识创新的主要基地,又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摇篮。

2.市民素养

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有大量在农村处于隐性失业的农民进城务工,然而由于户籍限制,不少人在城市打了30多年的工,在城市里成家立业了,生儿育女了,依然还是农民身份。从宏观发展看,人口城镇化是未来发展的大趋势,培养新市民具有市民素养是转型期教育所应承担的特殊使命。

农民工长期不能融入城镇,人的城镇化就无从谈起。人口城镇化是实现人的城镇化的前提条件。这其中比较艰难的过程是农民转化为市民。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已在城市居住,有城市户籍的人就能自然具有市民素养,整体上,中国人的市民素养依然较低,随处可见的闯红灯、不遵守秩序、随地吐痰、不尊重他人、家庭暴力等都是市民素养不高的表现。

即便如此,中国人口城镇化在社会转型期还有较大的空间,也将会是较快的过程。人口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2013年,中国的规模城镇化率是53.7%,但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与2011年世界的平均水平还差15个百分点。按照中央政府确定的户籍制度改革进程,到2020年全国人口城镇化率有可能达到53%左右。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布局,中国将形成“两横三纵”的城市区域格局,将带动新一轮人口流动和资源要素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这一过程必然由于劳动力城镇化引发农民工市民化的转变。未来若干年将是劳动力城镇化向农民工市民化转变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如果未来能够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对城镇常住人口的全覆盖,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重点领域的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就会出现解决存量农民工和增量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

转型对市民素养的需求巨大,而且是一个不断增长的过程,构成了对教育的挑战,也是教育转型的条件和机遇。

(二)社会转型对人的普适特征要求

转型期对每个人来说是正处在挑战、机遇和实现超越突破的历史交汇期,中国人已经意识到社会转型对人的创新能力的需求,这种认知是没有错的。只是这种认识是在中国人已有认知基础上的认识,由于这种认知基础是在原本就不完善的教育环境下建立的,所以存在不完整性。因为社会转型不仅仅是经济发展一个方面,而是在信息技术和交通等几个方面因素影响下资源、环境、社会道德、国家治理方式等全方位的转型,最为根本的是由君权社会向民权社会转变,由一个纵向层级较高的社会转向一个更加扁平、人与人之间更加平等的社会,因而对人还有一些更普适特征的要求。

1.通才与公民

教育目前面临的危机主要是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的问题。通常的争论是分出文理还是真正能够文理兼通。你只懂工则只是高级的工匠,而不是真正的大师、科学家。所以今后教育方向首先还是应该培养通才,既有工科知识也有文、理科的知识。

有人将人才形象地分为四种:第一种是“一”字型人才,知识面虽比较宽,但缺乏在某一个专业领域深入的研究和创新;第二种是“Ι”字型人才,在某一项专业知识上比较深,但知识面太窄,很难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进行创造性研究;第三种是“T”字型人才,不仅在通用知识领域知识面比较宽,而且在某一点上还有较深入的研究,弱点是尚不能冒尖,没有创新;第四种是“十”字型人才,既有较宽的知识面,又在某一点上有较深入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敢于出头、冒尖、创新。“十”字型人才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创新型通用性较好的人才。

这种认识其实不只是现在才有,古代杰出的先贤即有所洞见,实践中至少在1925年到1950年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叶企孙等人也就是这样做的,所以他能培养出几十位院士及一大批杰出人才和大师。1952年、1953年院系调整,把清华大学文法理学院合并到北大,把原来一所包括文法理工很好的综合性的大学变成了一个专科性的大学。清华改为工科大学以后,它的培养目标就是又红又专的红色工程师,并号称红色工程师的摇篮,这种片面做法不只和清华旧有培养通才的传统背离了,也和整个社会转型对人才需求的趋势背离,并由此引发诸多的社会发展问题。梁思成就写过文章阐述,学工的必须也应该懂得文科的知识,叫文理汇通,理工汇通,只懂工而不懂文理,不懂文这只能算半个人,要反对半个人的世界。

通才是对大学阶段教育的要求,对一般的中小学、市民或者是整个国民进行公民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是公民?依据宪法学的阐释,公民就是公共的人,就是有政治权利的人,他和一般的国民还不一样。国民就是有某国国籍就叫某国国民,但是光有国籍还不算一个公民。公民教育最基本的是明了自己有哪些权利和那些责任与义务。当下一些老百姓还不知道自己有哪些权利,没有选举权,从这种现状看还算不上公民。从制度设计上看,公民必须具有公权力,没有选举权就是公民没有他最基本的政治的权利,所以他就不是一个公民。不是一般人都可以做公民的,公民的公权力是用于监督国家公权力的。所以作为一个公民和作为一个普通的国民是大不一样的。公民教育长期以来被忽视,或被误解,错将公民教育当成要大家守法的教育,在公民教育里面讲了很多道德教育、守法教育,唯独没有权利教育。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特别提出要建立法治社会,一般人理解为就是建立一个公民守法的社会,向公民灌输法律,这当然是必要条件,但这不是完整的公民教育。不守法或者不懂法当然谈不上是公民社会。但只是一个公民守法的社会与法治社会相差还是太远。法治社会是一个民主的、自治的、法治的社会。它不但是说公民自己守法或者自治,而且要面对国家。公民对国家是应该互动、互控、互相监督的,要参与国家大事。

转型社会人人都应具备公民素养,公民教育就是需要公民熟知应该享有什么权利,怎么运用这些权利来参与国家的大事,参与治理国家或者是监督国家。

2.充分自主与个性化

社会转型既可使一部分人的主体性得以建构,也可使一部分人的主体性迷失、信仰危机、理想淡薄、道德滑坡、社会责任感下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信息社会提供了更为充分的技术条件,让每个人的多样性潜能得以充分展示,也让每个人的多样性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使越来越多的创新人才脱颖而出。同时也为人性物化提供了可能。

由于人类有越来越紧密的接触,人们的自主意识增强了,权利观念提高了,竞争意识也大大强化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人的主体性。每个人需有更清晰的自我意识、自我认知,并能够自主学习、自主发展、自强自立。因此需要改进家校合作方式,学校跟家庭共同创造学生自主发展的环境,更多地考虑给学生自主发展的空间,减少过度干预,培养自立精神。

在越来越多的人被一种巨大的客体力量所支配,极大地削弱了人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自觉力量的时候,责任感就是自主和个性化的一种重要素养,学生须有从小事做起的责任感,勇于承认错误和勇于接受失败,并在失败当中成长,就像婴儿学走路,摔倒了再爬起来,敢于作为,善于作为。

主体性就是人性之所在,表现在信仰、理想、情感、价值观、道德、人格等多方面。在社会转型中,人们的信仰、理想、情感、价值观、道德、人格等方面必须发生相应的转换,才能从根本上保持人性健全。

3.思想崇尚者

社会转型使得人最有价值的存在越来越由他的体能、技能转向他的思想,也使得社会由一个对思想恐惧的社会转向一个对思想尊重、崇尚的社会。因此,学生越来越需要勇于探索,独立思考,创新进取,善于解决问题,以及运用思想驱动的实践能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86年曾提出了教育的四大支柱: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合作,学会生存与发展。到了信息时代,还应该加上学会思想与创造。因为社会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太快了,需要人必须学会思想和创造,学会创业,越来越多的人需要通过创业实现就业,以作为应对快速发展的社会需要和自身生存与发展的保障。

4.快速信息处理能力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社会中的人必须具有相应的信息采集、信息筛选、信息发布的能力。信息处理能力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中不可缺少的能力,是一个人职业能力的基石,也是任何职业能力继续发展的条件和依托。

对转型社会人的普适特征的深刻认识是一个人自觉参与社会转型的意识动力,充分积蓄这种动力,并运用好这一动力是转型期每个人健全成长的前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最终要依靠教育,要教育出新一代的人,他们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