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偏态分布与抽吸作用

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直觉感受到世界不同地区的教育是存在差别的,除了体现在文化、价值、个性等方面外,还存在质量、品质、发展水平等方面的不同。教育质量的差距还仅是中国教育外显的缺憾,管理行政化、缺乏竞争机制、缺乏创新人才的培育机制才是更深层次的问题。而且各地的教育又与当地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密切相关。

在过去的一两百年里,欧洲和北美先后成为世界教育的高原,非洲等地区是教育的凹地,17世纪前曾一度教育领先的中国迅速落后于欧美,整个世界形成教育高低差别显著,整体上偏态分布的格局。这一格局至今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最近若干年的世界大学排名即可作为参考,排在世界前100名的大学主要在美国和欧洲。根据2011年的《泰晤士报》的全球大学排行榜,世界排名前500的大学中美国有103所,英国有52所,德国有42所,澳大利亚有21所,加拿大有21所,作为人口大国竞争更加激烈的中国(含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仅有12所。

偏态分布不仅是世界范围内的格局,而且由于1998年启动,2001年政府从节省财政教育经费开支出发,以“优化农村教育资源”名义而进行了十年全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撤点并校”,从1997年到2010年的14年间,全国减少小学371470所,其中农村小学减少302099所,占全国小学总减少量的81.3%。于是使得这种偏态分布在中国进一步恶化。

【案例1-1】

中国乡村学校个案^[1]

苏北某乡镇中心小学,有23个教学班,1419名学生,顶岗上班的教师有59人,师生比例是1∶26,其中还有代课老师。教师中老中青比例严重失调,老年教师几乎占到一半,教师平均年龄为50岁。中心小学尚且如此,村小学几乎是老年教师在坚守岗位。近几年生源反弹,学生数增多了,而教师并没有增多,新招聘的教师数很少,乡镇能分来一个算是不错的了,有的乡镇还分不到一个,校长着急也没有办法,只好请代课教师,只好把退休的老教师返聘回来,代课教师及返聘教师的工资仅仅千元。

差别的存在就必然引发流动。根据统计,在过去30年间,全世界出国留学的各国留学生总人数一共增长了5倍,从1980年的80万人次发展至2014年的450万人次,尤其是2000年以来发展迅速。出国留学生中有一半以上来自于亚洲的中国、印度、韩国。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国际留学生中有近一半人进入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的学校。

多项研究得出一个共同结论,中国正在出现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留学移民潮,如果说第一次主要原因是自封闭转入开放的释放效应,第二次主要原因是政治因素,第三次则不能不说主要原因在教育上,当然还有更深层复杂的社会原因,反映了中国教育领域问题很多,民众对短期内改善的信心已经丧失,以致不少人宁愿退去在国内“成功人士”的光环,为子女谋求更好的未来,“牺牲我一个,幸福后来人”几乎是中国很多海外移民的共同心理。

与改革开放之初的出国潮相比,这次主要是父母在推动,带有更强的移民倾向,生源素质差异很大,有人形象地形容为那时出国的学生口袋空空却充满信心,现在出国的学生是口袋鼓鼓却脑袋空空,他们的父母都有一个心照不宣的共识:下一代不能再像我这样生活了。正因为此,中国赴美留学人数近些年来一直保持持续增长的趋势,从2005—2006学年的62582人增长到了2012—2013学年的235597人^[2],创造了新的历史纪录。中国赴美留学人数在8年间增长了3倍多,美国成为中国留学生的第一留学目的国。与此同时,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国际留学生中的占比也不断增加,从2007年的11.6%增长到了2013年的28.7%。据美国《门户开放报告》显示,直到2008年,美国国际留学生最大生源国是印度,中国仅排第二,而在2009年中国上升到第一位,中国已连续5年成美国最大留学生源国。在2012—2013学年,中国在美留学人数达235597人,在全美国际留学生中所占比重为28.7%,创下历史新高。2013—2014学年,中国在美留学生人数进一步攀升到274439人,比2013年又增长了16.5%,在全美国际留学生中所占比重达到31%,即10个在美国际留学生中就有3个中国学生,超越第二大生源国印度(11.6%)19.4个百分点。

随着赴美留学人数的增加,美国各大名校录取要求不断提高,尽管中国学生申请人数不断攀升,录取率却逐年下降,录取难度加大。2004年,耶鲁大学、布朗大学、康奈尔大学、斯坦福大学这四所美国名校的申请人数最少的布朗大学仅有15286人,申请人数最多的康奈尔大学也仅为20822人。到2013年,康奈尔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申请人数几乎达到4万人,布朗大学2012年申请人数就已经达到28742人,耶鲁大学2013年的申请人数比2004年申请人数增加了1万人,达到了29610人。几所大学的录取率也在下降,康奈尔大学录取率由2004年的近30%降到2013年的15.56%。耶鲁大学录取率也由2004年的9.9%下降到2013年度的6.9%。斯坦福大学的录取率由2004年的12.97%下降到2013年的5.69%。斯坦福大学2013年录取率低于6%。中国留学生入读美国名校的概率越来越低,同时中国学生学术能力与美国名校录取要求存在的差距也在拉大。

中国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留学的人数占出国留学总数的74%。中国留学生第二大留学目的地英国自2008—2009学年以来接纳中国赴英国留学的人数不断攀升。据英国高等教育统计署资料显示,2012—2013学年,第一次在英国高校注册的中国留学生人数达到了56535人,比2008—2009学年增长了近1倍。澳大利亚移民局学生签证统计数据显示,中国赴澳洲留学人数在2009年达到最高峰91524人以后,受2009年澳洲私立职业学院倒闭风波的影响,中国赴澳洲留学人数曾出现下滑的态势,2013年中国赴澳洲留学的人数4年来首次出现增加,达到78277人,接近于2008年中国赴澳洲留学人数。加拿大政府移民统计数据显示,中国赴加拿大留学人数从2004年起一直呈上升的趋势,到2012年,中国赴加拿大留学的新生人数达到了25346人,比2004年增长了近2.5倍。

中国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为41.39万人,比2012年增加14300人,增长了3.58%,这是近年以两位数持续高速增长5年后,增速有所下降。

中国学生留学低龄化的趋势愈加明显,硕士留学在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明显下降,本科留学的人数迅速增加。以中国赴美国留学人数为例,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IIE)发布的美国《门户开放报告》数据显示,中国赴美读研究生的人数仍然在持续增长,从2005—2006学年的47617人增长到2012—2013学年的103427人。2005—2006年,仅有9309人赴美国读本科,是当年赴美读研究生人数的1/7。而2012—2013学年中国赴美读本科的人数增长到93768人,8年间中国赴美读本科的人数增长了约10倍,研究生仅比本科生多1万余人。2005—2006学年中国赴美读研人数占中国赴美留学生总人数的76.1%,而到2012—2013学年,中国赴美读研人数在中国赴美留学生总人数中占比下降至43.9%,已经不足总人数的一半,下降幅度约达30%,同时2013年本科生层次留学生的比例却上升至39.8%。2013—2014学年,中国在美研究生层次留学生的比例进一步下降至42.1%,在美本科生层次留学生的比例则上升至40.3%。这一比例的变化是在读研究生的中国留学生绝对数量仍在上升,本科生层次的中国留学生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发生的。

另外,高中留学人群也开始急速增加,成为继研究生、本科生之后的第三大出国留学人群。加拿大是最受中国高中留学生欢迎的留学目的国,有近三分之一(32%)的中国学生选择在加拿大就读高中。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则分别位居第二、第三和第四名。从最受欢迎程度来看,在过去7年里,最受男生欢迎的高中留学目的国首先是美国(33%),最受女生欢迎的高中留学目的国首先是加拿大(34%)。据美国国土安全局统计数据显示,在2005—2006学年,中国在美国就读私立高中的人数仅为65人,而3年后的2008—2009学年达到4503人,2012—2013年达到23795人;在美国公立和私立中学中持F-1签证的中国留学生数量从2003—2004学年的433人增长到2012—2013学年的26919人,10年来增长了60多倍。最近5年,出国参加“洋高考”的学生出现井喷势头,2012年美国《门户开放报告》显示,2011—2012学年美国国际学生总数764495人,较上一年增长了5.7%,其中中国内地学生增长最快,总人数19.4万人(占美国国际学生总数的25.4%),比上学年增加23.1%,就读本科人数暴增31%。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综瓦介绍,2010年中国出国留学28.47万人,2013年增至41.39万人,且每年增加4万5万人,2014年出国留学人数约为46万人^[3],大部分是本科以下的学生。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下属机构学生和交流访问学者项目2015年2月6日的SEVIS系统数据显示,全美共有113万名国际学生,持F(学生)签证或M(职业)签证在全美8979所学校就读。这标志着全美留学生较2014年1月增加了14.18%。而同一时间段,美国SEVP认证的学校数量仅增加了1%。76%的国际学生来自亚洲,中国留美人数最多。这份报告还显示在过去5年里,就读STEM专业的女性留学生数量增加了68%,从2010年2月的76638人增加到2015年2月的128806人。其中62%来自中国和印度。^[4]

做出低龄留学选择和判断的不排除有些跟风的人,其中多数父母至少有一方是有高学历、高职位和高收入背景并深度感知国内教育体制的种种弊端的人,他们主要是不愿再让子女承受沉重的课业负担、机械的训练与高考的压力,以及未来的低成才概率。

随着低龄学生对于国际化教育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高中国际班开始在国内迅速发展起来。国际班的数量和招生人数逐年增长。由于国际班学费普遍较为昂贵,大多数在8万~10万元/学年的区间,远远超过普通高中每学年几百元的定价标准,成为一些逐利组织与个人生长的空间,他们借着学生和家长希望能更早受到国际化教育的期望,助长了生态不平衡下的教育。近些年来,开设高中国际班的学校数量、招生人数迅速扩张,国际班学费也水涨船高。从2009—2013年的5年间,北京市公立高中所开设的国际班增加了16个,其增幅超过了2.5倍。2009年,北京市所有公立高中国际班的计划招生人数为440人,而2013年,其计划招生人数已经达到了1355人,约为2009年计划招生人数的3倍。^[5]高中国际班在一线城市发展迅速的同时,正向二、三线城市蔓延,就连中西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城市贵阳、乌鲁木齐、银川等地也开始设立高中国际班。

低龄出国留学者增加当然与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有关,实际上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所面对的问题有一定的连续性,很多大学的问题表现形式和中小学不一样,但是其性质与实质以及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相通的,在这种情况下,各级学校要改变现有状况就要改变现有办学方式,提高对学生成长发展需要的关注程度,进一步更好地为学生成长发展服务。

留学本身成为一种巨大产业,其逐利性推动并强化了抽吸作用。据测算,中国留学生学费、生活费总数约可达到1500亿~2000亿元人民币,其中留学生境外支出占中国留学行业产业规模的85%。在国内的留学行业市场中,语言培训占总市场份额的13%,据调查留学考试培训的市场规模大约已到达了300亿元人民币,此外还有留学中介服务费用占市场份额的2%,约有50亿元人民币。这些费用的支付方几乎都是收入远低于美国和欧洲的中国家庭。

抽吸作用并没有在出国留学环节完结,还会延伸到就业环节。随着近些年出国留学人数的不断增长,留学人员成分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难以在留学国就业,于是回国人员也日趋增多,其增长速度超过了出国留学人数的增长。据教育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留学回国人员仅为9121人,2013年留学回国人数达到35.35万人;而当年出国留学的人数为41.39万人。从2000年到2013年留学生回国人数增长率有11年都保持了20%以上的较快速度的增长,只有极个别年份的增长率低于20%,有5年的增长率超过了40%。在2008年、2009年,中国留学生回国人数增长率一度超过了50%,分别达到57.5%、56.2%。2013年留学回国人员的增长率为29.53%。虽然较前两年的增长率有所下降,但仍保持较大增长。

选择回国的留学生就业压力也越来越大。留学生就业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出国留学时专业选择与国内的需求不对应,构成对中国社会的进一步抽吸。不少留学生热衷于选择商业管理、工程学等留学热门专业,从而造成了留学生专业扎堆的现象,这也直接影响了留学生就业情况。据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布的2012年《万名留学人员回国就业报告》显示,在学科分布上,管理学、经济学、理学和工学最热门,这四个学科的留学回国人数占到总留学回国人数的80%。美国《门户开放报告》显示,2012—2013学年中国在美留学生的专业分布中商业管理、工程学和数学及计算机学位列前三名,其中,学习商业管理的学生占中国在美留学生总人数的29%,工程学比例是中国在美留学生总人数的19.2%,有11.20%的中国留美学生学习数学及计算机专业。英国国际学生事务协会官网数据显示,2011—2012学年英国国际留学生专业分布中商业管理、工程学、社会科学三大专业位列前三名,其中学习商业管理的学生占英国国际留学生总人数的29.99%,工程学占11.90%,有8.91%的英国国际留学生学习社会科学专业。澳大利亚政府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澳大利亚国际留学生专业分布中商业管理、社会与文化、信息技术三大专业位列前三名。其中学习商业管理的学生占57.41%,位列第二的是社会与文化专业,其比例是澳大利亚国际留学生总人数的7.87%;另外,有6.80%的澳大利亚国际留学生学习信息技术专业。学习这三个专业的澳大利亚国际留学生比例约占其总人数的70%。

由于留学生的专业扎堆,在国内的就业竞争十分激烈,压力较大,留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呈现出下降的趋势。2013年中国就业“红黄绿牌”专业中,国际留学生最集中的工商管理专业再次入选黄牌专业,其失业量较大,就业率较低,月收入较低,就业满意度较低。由于出国留学付出的成本远高于国内就学,大多数留学生对于留学后的就业期待较高,对于起薪的要求也过高,赴美硕士留学的中国学生期望的就业第一年年薪在6万元以上的比例占到89.9%,而67.2%的留学生回国后第一次就业的起薪绝大多数低于6万元,其中36.5%的海归的就业起薪低于4万元,仅有32.8%的留学回国人员的就业起薪在6万元以上。在国内,留学生的光环逐渐消退,需要学生和家长承担一部分抽吸的压力。

与中国41万多人出国留学相比,2013年在华各类外国留学生共计356499人,其中读学位的仅有10多万人,其他大量人则只是在华学习语言文化。2011年不到30万的在华留学生中,约60%是参加短期语言培训的,剩下40%的学历生中,本专科生超过74%,硕士生不到20%,博士生则不到6%。与中国理工科人才大量外流形成鲜明对比,来华留学生以文科生为主,约80%学习汉语、中医、法律、经济等,其中超过一半是学汉语为主。与其他国家招生须经严格考试筛选相比,中国学校招生几乎无门坎、不考试。

学费那么便宜,门槛如此低,中国政府还为外国留学生补贴大量财政经费提供各种奖金,在华留学生为何还是如此之少?来华留学生比例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依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计的2011年世界部分国家高等教育接收国际留学生比例显示,中国国际留学生仅占学生总数的0.3%,而在澳大利亚这一比例为19.8%,英国为16.8%。与留学生人数逆差相伴的,还有留学支出费用的逆差。2011年,在华留学生约29万,中国在海外留学生约110万,逆差81万。按照文科类本硕博每年学费从1.4万3万元不等,来华留学生缴纳学费总计接近50亿元人民币。而海外留学生学费标准以美国私立大学学费最低的每年2.5万美元计算,中国学生支出的学费总计超过1500亿元人民币,尚未计算中国政府提供给公费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生的资助。

面临全球生源竞争,国际留学生对高校意味着生存和发展,对一定范围内的社会来说则意味着经济和人才双重红利的获取,意味着一个地区是处于教育生态的洼地还是高原,是处于被抽吸、被抛弃状态,还是处于激活、兴旺状态。在这方面,美国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善用全球人才,美国市值排名前50的上市公司近一半是移民创建或参与创建的;1960—2013年,美国有72名移民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

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中国的教育处于严重不均衡状态的同时,国内教育的偏态分布引发大范围持续升温的“择校潮”。国内的不均衡状态主要体现在师资、教育的理念、设施、条件、教学水平严重不均衡,差异很大,它所形成的效应是,在中国内部大量的人流动到教育比较好的地方,比如农村地区家庭的孩子会到乡镇去上学,这也是当时“集中办学,撤点办校”的重大推力产生的结果,乡镇的家庭有一定条件的就希望自己孩子去县城上学,原来在乡镇建起的许多校舍成为漂亮的薄弱学校。由于乡镇干部及教师的孩子都送到县城或更大的城市上学了,他们完全失去办好乡村教育的责任和动力,导致乡村教育进一步空虚,成为推动更多的孩子到外地上学的动力。由于大量农村家庭把孩子送进县城上学,导致县城学校普遍出现大班额,130人的教学班成为常见现象。如此大班又影响到县城学校的教学质量,造成既误了城里学生,又毁了乡村教育的双重损伤。

生活在县城里有一定条件的家庭又产生对教育现状的不满,他们想方设法将自己的子女送到区里、市里,市里有一定条件的家庭的就会把孩子送到省城或者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上学,整体上形成“倒金字塔”形压力较大的择校恶性循环,在国家内部形成恶性不平衡的教育生态。这种不平衡到达边界以后就引发或不断加大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效应,增加由中国到国外留学的推动力,很多城市家庭看到中国教育缺陷后,就会把孩子送往国外上学,这就使中国教育在国际上形成一个流量巨大的低洼“洼地”,国人不断寻找四周比较高的教育“高地”去上学,这就是整体的一种生态状况。国内的择校与出国留学是一个整体上的相关联的现象。从个体身上看不到这一点,从整体上看中国孩子到国外留学,也是国内孩子从乡村到县城,从县城到市里,从市里到省城,从省城到北京、上海等地流动的整体组成部分。

图1-1　中国教育不均衡偏态分布及学生流动图示

长期的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产生城乡之间教育的级差,为在教育上实现抽吸创造了条件。人们公认的“教育改变命运”,在中西部或中国乡村的教育如果能改变当地居民的命运,就需要付出对他们来说更加巨大的相对成本,反而使他们越来越困苦,在一些地区和家庭造成因教致贫的现象。

【案例1-2】

一个农村学生常见的经历^[6]

父母亲为了培养孩子借了一身的债,待他高中毕业到城里打工,每月的工资千元上下,须用几年时间打工来还债。还清债攒够一定的钱他就准备回到小山村去结婚, 接着或带新婚妻子打工,或再不来打工了。继续打工就会把孩子丢在家乡成为近6000万留守儿童的一名,回到乡村就会复制父辈的经历。40多岁后不回山里城里人也不会要他打工了,再回到乡村,原来赖以为生的生产也难以继续。现在的农村教育与农村居民生活几乎没有任何相关性,贫穷的父母亲负债支付了巨额的教育成本,好不容易培养一个高中生,他把1540岁黄金岁月付出了,到了40多岁,快要老了,却未能为自己老年生活确定保障,又要为下一代支付高昂的教育成本,把自己养老的包袱又甩给了乡村,甩给了穷人。所以这样的教育是抽水机,不断地把中西部的资源向发达地区抽,不断把乡村的资源抽到县城乃至更大的城市,不断地把穷人的资源抽给富人。

我读小学时,几毛或一块钱读一年;初中时,一年两块钱;高中时,三块五块读一年;大学时,国家一个月补贴20多块钱,35斤粮票。现在我的孩子读书呢?小学100多元,中学1000多元,中考把录取分数线提得高高的,缺一分100元、几百元不等。现在我们读大学,国家给一点钱甚至不给,更多的是学校收钱。我计算了一下,从1985年到目前为止,农产品的价格涨了不到7倍,相当于农民的收入(在价格上)长了7倍。但现在农民教育支出涨了几百倍甚至几千倍,你说农民怎么不穷!农民能够卖的一点钱,都被教育吸得一干二净,农民是要负债来培养自己的孩子, 并且是给发达地方培养人才。

人口流动和留学仅仅是的一个表征,它的直接作用就是将义务教育阶段的投资转移到城市和留学国,教育的偏态分布引发的效应就是对整个社会的人才、资金、社会事业等各方面形成强大的抽吸作用。

在人才方面,这样的教育偏态与社会的用人机制相组合将会导致中国出现深层持续的人才危机。人才危机的初始阶段显现为高学历人才的净流出。接下来将会出现的是同时存在流出流入,高端人才的去而不返,低端人才留学后返回,这同样是一种抽吸的表现形式。2013年多年积聚的“留学潮”就开始转化为“海归潮”的征兆,截至2013年11月归国人数比前一年全年增长了近50%。2012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39.96万人,延续了过去3年15%以上的增长态势,归国留学生27.29万人^[7],“留学热”继续强劲升温,与往年不同的是,由于留学人员成分的变化,除了少数能在国外顺利找到就业机会的人外,越来越多的留学生需要回国找工作,这一趋势预计未来将延续。而在国内,201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699万,创历史新高,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这两股潮流相遇,使得今后若干年的就业形势变得更加严峻。而实际上,社会中“用工难”和“就业难”同时并存。所以,一方面必须通过改善基础教育,提高教育与学生生活的相关性,提高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发展服务的能力,也提高出国留学生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让国内大学办出个性和特色,形成高等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以共同化解未来长期存在的就业压力。

人才危机的长期效应就是使得中国内部的人才结构失调,高端人才不足,社会凝聚力下降,体量庞大,灵活性不足。中国教育自身品质提升能力下降,培养一流人才的进程将继续延缓,对世界一流人才的吸引力减弱,同时一流人才的外流速度也在加速,中国教育整体上与世界一流教育的差距将会更大。

在资金方面,留学的成本一般要比在本国学校上学高出520倍,这些资金的源头主要是中国。这种资金流动不仅仅只流向国外,国内的择校流动也会形成教育投资的马太效应,使全国各地的基础教育财政和私人投资都流到大城市,作为社会根底的乡村更是一步步衰弱。

就经济总量而言,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未来若干年甚至还会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但就其人均和结构来说,缺少高端人才依然构成资金吸纳和流动方面的限制。在世界范围内,资金随高端人才和新技术流动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随低端人才和技术落后产业流动。所以,从这种角度说,能吸引最优秀的人才、最尖端的技术就能吸引到最优质的资金,经济强国的最终根底是人才。

中国在过去30多年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完成义务教育的2亿左右农民工群体,在国内市场中调动低端劳动力的流动,减少它的壁垒,劳动力全球化、全国化流动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中国过去的主要财富是依靠不具备高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要从劳动力出口转变为科学方面的出口关键在于人才和技术,目前已到转型的关口,未来30年中国人口红利正在下降,实现转型所需的尖端人才非常缺乏,于是特别需要靠全球化的人才流动获得顶尖人才,特别是要把从中国出去的人才吸引回来的同时,吸引其他国家的人才到中国来,才能实现从中国制造转到中国创造,从投资拉动转到人才拉动,才能建成创新型国家。恰恰在吸引全球一流人才方面中国目前的软环境和机制不够成功,所能吸引的本国“海归”高尖端的人才数量不多,理工科的博士90%还留在海外,更多的仅是知识移民。

抽吸作用更深刻地反映在体制上,即便政府在特定时段采取特定政策吸引高端人才,良禽择木而栖仍是常态。精英人才聚集的增多,又会增加社会体制改进的机会;精英人才的稀少,又会延缓社会改进的步子。李光耀曾直言:“中国是在十四亿人口中选人才,而美国则是在全球七十亿人口中选人才。”将中美两国的战略、视野、胸怀、机制、社会开放度的差异言简意赅地表达出来。而事实上中国十几亿人口中的精英又正在大规模、源源不断地流向北美以及其他发达国家。这样的状况导致中国多项改革屡屡出现盲人摸象,难以找到真问题,难以解决真问题的现象。

具体体现到教育上,民众期待教育改进,而身边的教育改进状况与期待相比显得缓慢,一些地方和学校的教育改革仅仅是“书面改革”“报告旅行”“文字游戏”,于是部分民众对教育改善失去信心,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脚投票。从更广的范围看,显现出知识阶层对国内现有教育的信任危机,若不能采取果断的教育改革措施重建国民对教育的信任,将会引发中国未来发展的一系列人力资源、经济和政治难题。

就近入学原本就是最经济的选择,为什么家长愿意付出高达10倍、20倍的成本把孩子送到外地或国外读书,造成孩子从镇里、县里、市里、省城、北京等地的逐级择校流动,引发教育生态更加不平衡?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在于采用符合教育内在规律的办法把自己的学校办好,改良教育生态。

由于教育不平衡生态的存在,在整个人类社会已形成一股强劲的龙卷风式的社会抽血机器,跨越国界、种族、地域边界,从各区域持续不断地抽吸符合一定资质的成员,导致整个人类社会成员的资质不均匀。这个过程与结果都会引发人类福祉出现各种各样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