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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差异化教学做得更好

时间:2022-03-1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如果你想更好地处理这个问题,就必须找到几个作弊的方法。虽然差异化教学看起来很复杂,但它只是一系列简单的概念和步骤。恰当的差异性教学非常耗费时间,何况你的事情已经够多。你应该正确地意识到,为了保证你至少能为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做些准备,最简单的管理好差异化教学的方法就是同伴辅导和结对完成作业。但这对他也没有任何意义。

最简单的答案是:有人听课时才做。这对国内绝大部分教师都行得通。

如果你想更好地处理这个问题,就必须找到几个作弊的方法。虽然差异化教学看起来很复杂,但它只是一系列简单的概念和步骤。然而,你纠结的不是搞不懂它像金字塔一样的复杂结构,而是怎样坚持站在塔顶。恰当的差异性教学(特别是作业差异化)非常耗费时间,何况你的事情已经够多。

你应该正确地意识到,为了保证你至少能为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做些准备,最简单的管理好差异化教学的方法就是同伴辅导和结对完成作业。如果你让他们跟友善的、有爱心的聪明孩子坐在一起,他们就会从搭档那里获得辅导。请认真地考虑学生的结对或分组,把有需要的孩子跟合适的帮助者搭配在一起,你会发现课就会上得非常顺利。还要记住,阅读和写作作业会产生特殊需要。试着上一周的课,不安排阅读和写作,但是要安排大量戏剧、听说活动并用不同形式记录下来,包括图表、图片、展示等。当读写困难的学生进步时,看看他们有没有高兴地飞起来?记住,当你不用应付他们的特殊需求,或者试图采取什么行动时,你会帮助他们学习的延续性。你可以把各种活动混合到一起,这样既可以让他们平等地参与课堂活动,又可以提高他们不擅长的技能。

这是专家的研究范畴,但我并不是专家。关于帮助还不会讲英语的孩子的教学策略,我还知之甚少。

怎么来理解你难以做的事呢?想象你在一个阿拉伯国家度假,你一句阿拉伯语都不懂,这时一位当地人走过来用阿拉伯语问你问题。

你听得懂这个问题吗?不,你完全不懂这位朋友说的是什么。实际上他是在问你会不会说阿拉伯语。你说,“对不起,我不懂阿拉伯语”,但是他不理,继续跟你说,只不过大大放慢了语速,加大了词语之间的停顿。但你仍然听不懂,所以他就开始将阿拉伯语里的辅音更清楚地发音,但这对你没有丝毫意义。他说的是阿拉伯语,而你不懂阿拉伯语。你继续说:“对不起,我不懂你们的语言,我不懂阿拉伯语。”但这对他也没有任何意义。这次他改变了某些词语的顺序,“阿拉伯语,说,你会吗?”接着他又省去一些词,“阿拉伯语,会吗?”你满脸迷惑,甚至还有点惊恐,因为那个人又更大声地重复了一遍,还胡乱地打着手势(你知道美国人表示“好的,朋友”的手势在中东的意思是“你是个混蛋”吗?请谨慎使用手势)。尽管你已经完全惊呆了,还在拼命摇头,但那个人手势更乱了,并且开始向你大喊大叫。

“会说吗?会吗?你会阿拉伯语吗?”

“会说吗?会吗?你会阿拉伯语吗?”

“会说吗?会吗?你会阿拉伯语吗?”

如果你身处异国他乡,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你会有什么感觉呢?可以想象的是,你会非常害怕。而当我们用英语跟难民孩子说话时,其实我们就是这样对待他们的。这叫作“激活”,让交谈变得更生动,但是效果甚微。这帮不了孩子们,老师也因为觉得自己无力帮助孩子而感到更多的压力,并把这种压力部分转到了孩子们身上,但这很可能会吓坏他们(不管老师如何笑容满面、善解人意)。

讲两个警世故事。我年轻的时候加入了青年社会主义党的彭盖和安纳利支部,我们留着稀疏的胡须,有点像电影《地狱天使》里的演员,但不同的是我们都不骑摩托车。我们一群人衣着邋遢,披着派克大衣,穿着破鞋,每个周二都会去人们家里互称“同志”。负责照看这些青年社会主义者的女同志叫海伦,年龄大点的人经常说她有点“Mili”。我不懂它的意思,难道是“军队(military)”、“千万富翁(millionaire)”,还是“千足虫(millipede)”?(海伦身上宽大的土耳其长袍下面难道藏着一百条腿?)当时我只有17岁,知道的东西很少。结果“Mili”指的是“激进(militant)”。激进派是工党中的一个激进派别,那时的报纸无力地讽刺他们是疯狂的左派分子。很明显,他们是“托洛茨基分子(trotskyite)”,可是我也不知道托洛茨基分子是什么。

我把我的女朋友称作“小鸟”,海伦非常不开心。周日晚上在一家安静的酒吧里,坐满了希望第二天不用去学校的教师,海伦当着“革命同志”的面,狠狠地抨击了我的大男子主义。我真想说:“大男子主义又怎么了?”但是我没有。我只是坐着,披着绿色派克大衣,下唇发颤,听着年长的前辈厉声责备我。“你的话是在仇视女性,”她咆哮道,“你本人也一样。”(以前我没听过这话。)“小鸟这个词不恰当,你的女朋友会飞吗?她难道吃种子吗?她不是你的小鸟,这严重地贬低了她。她很强大,不可战胜,她是一个女人!”

我第二次碰到“不恰当”这个词,是在伦敦北部哈盖林的一个的地方组织。那时我接到一个极其糟糕的任务:做社工,我的服务对象中有许多精神病患者。“你能把这些纸按字母顺序整理好吗,菲尔?”“应该可以,社会工作者,没什么难的。”我的同事G,是一位非常好的印第安女人,她怀疑我有些话不是真话。如果别人怀疑你说的话是否真实,伦敦本地工人阶级的反应是伸出双手,掌心向上,并说“Honest Injun(真的)”。G不太能理解,其他的同事也不能,我很快遭到了纪律惩罚。

这件事让我再一次觉得害怕,我并没有暗示G或者任何印第安人我不诚实。我没有理由去怪罪谁,因为这不是谁的错(此外,伦敦北部的社工们太迟钝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短语其实来源自约翰·韦恩的西部电影里被屠杀的印第安人的语言)。事实上,我只是说了我的方言而已。

但是我的语言让我陷入了困境。我本应该意识到那不是我的错,但是我没有。我感到惭愧,受伤,受侮辱,还非常生气。就像任何因为说方言却遭到处罚的人一样的生气,他们的语言都来自于传承和文化,并不是自己创造的。

记住这件逸事。孩子的语言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不管是某种英语方言,还是与英语完全不同的语言。他们的语言传承自父亲,代表了身份。你必须尊重他们的语言,并明确表示出来,记在教室的墙上,让不会英语的孩子用他们的母语写作业。虽然你不可能懂得很多立陶宛语,也明白不了他们写的内容,但是通过点评他们的展示、课堂上的表现,了解学习对他们有多困难,你仍然能够给他们的作业打分。而且,网上有翻译工具可以帮你用他们的母语来评价他们的作业,如用立陶宛语说“你做得很棒”,“继续努力”。让学生用他们的母语做作业表示你尊重他们,用他们的母语批阅作业表示你在乎他们。你认为他们很特别,值得费点功夫,这对一个教师来说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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