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奉献青春，交出满意的答卷

“文化大革命”采用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的方式，企图解决“反对修正主义、防止国家变色”的问题。但是，结果是适得其反，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这场运动对于文化传统的破坏登峰造极，对许多家庭的破坏也是“史无前例”，继而影响社会风气，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讲礼仪、重道德的习俗荡然无存。我们家也和其他千千万万户的家庭一样，遭到掠夺式的破坏。由于父亲的原因，1966年8月，他单位的“造反派”就来“抄家”，把家里值钱的东西悉数掠去，还把父母亲关到居委会的办公室，24小时逼供，两个妹妹吓得直哭。我作为孩子中的老大，只能自己做饭给弟弟妹妹吃。我从来没有烧过饭，在邻居帮助下，勉强烧出了夹生饭，再搞点剩菜，勉强应付过去。晚上只能睡在客堂间的地上，因为房间都封了。躺在客厅的地板上，望着已进入梦乡的弟妹，自己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相依为命。好在第二天母亲先回家了，我也可以回到三层阁上的小房间，这才发现，这些“造反派”连我这个中学生的房间都要抄，东西翻得一塌糊涂，我自己把零用钱积攒起来去福州路旧书店买的略微有些价值的书，如1905年出版的《汉英词典》、民国版的《古文观止》等都被抄走了。

作为一个共青团员，一个要求进步的青年，自己当时对造反派的这些暴行，只以为这就是所谓的“革命”。等母亲回家后，我又到学校去参加“运动”了，学校已经贴满大字报，在揭发学校所谓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时，我也被不点名地受到批判。学校的优秀学生大多成为“保守派”，有些散漫调皮的学生却成了“造反派”。一些学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然后开始去北京等地“串连”①，我们这些家里多多少少有些“问题”的学生只能去参加支农的下乡劳动。在运动中，学校的校长遭到部分学生的殴打，一个耳朵都被打聋了，一些优秀的老师被挂上牌子挨打批斗，有的女教师被剪成“阴阳头”②受尽凌辱。在这种氛围中，人性之恶的部分被煽动出来，这些中学生对培养教育他们的老师做出这种兽行是应该好好忏悔的。

第二年，学校红卫兵组织想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小分队，就把我吸收进去了，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我离开了班级，全身心地投入文艺小分队的工作，自编自演了不少节目，后来还担任了小分队的队长，走遍了虹口区的所有舞台，还到横沙岛、昆山花桥等农村演出。

在那个年月里，对领袖人物的盲目崇拜登峰造极，我们中学生都卷入其中。人手一本《毛主席语录》，早请示，晚汇报，搞得像宗教仪式。好在一段时间以后这股热潮就结束了。在这个潮流中，自己认认真真地学了毛泽东的著作，通读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老三篇”③和许多语录都能够背出来。那时，我也读过《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著作，限于当时的年龄和知识水平，读不太懂，也理解不深。唯有毛泽东的著作读来亲切，用词精辟，明白易懂，极大地影响了我们的世界观。自己初步认识到，一个人要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应该像张思德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个人要想在工作上有所成就，应该像白求恩那样对技术精益求精；一个人遇到困难不要怕，只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再大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办法总是比困难多。

1968年下半年，中学生的毕业分配陆续开始了。那时学校都已经入驻了工人宣传队，每个班有一位工人师傅负责。我们那一届的分配还是“四个面向”④，我作为家里的长子，可以分配到上海的工厂里当工人。但是，“好儿女志在四方”，“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毛泽东语）”，报上的宣传在影响着我，一批批优秀的中学毕业生带头上山下乡的事迹在激励着我，自己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应该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用我们稚嫩的双手去谱写青春的篇章；自己的家庭出身不好，更需要到艰苦的地方去磨炼、去改造自己。我没有回家与母亲商量，就向工人师傅表了态，还贴出了决心书。工人师傅看我态度这么坚决，他还是有人情味的，马上与我弟弟的学校联系（他是与我同届的初中生），把他安排到去工厂的名单上。这时，先期已经去郊区星火农场工作的66届校友熊海钧来找我，给我看了10月15日《解放日报》头版“草房赞”的社论和报道，说他们正在艰苦创业，白手起家创建连队，现在正缺人，希望我能加入。我听了，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他马上从包里掏出录用通知，填上我的名字。我匆匆赶回家，告诉父母亲我的决定。他们见我决心已定，也未加阻拦，默默地帮我准备行装。凭这通知，我办理了户口迁移，领到了补助的棉布等票证，买了被子、蚊帐等必需品，只有几天的时间。父亲的问题当时还没有解决，每天去单位干体力活；母亲仍然在里弄生产组上班。11月3日我们在人民广场集中坐车前往上海市南郊海边的星火农场。弟弟代表父母前来送行，小分队的朋友也来了。我高高兴兴地踏上了下乡务农的路程。

沐浴着金秋的阳光，大客车从人民广场出发，到闵行镇上车船渡轮渡过黄浦江，在奉贤的西渡镇上岸，然后直接驶向星火农场，一路驶了近4个小时。好在大家情绪很高，唱唱歌，说说话，不知不觉很快就到了。星火农场是1959年6月围海造田建成的，原名为海滨农场，1966年7月，改名为星火农场。农场北接钱桥公社，南到当年围垦的海堤。农场中央有一条人工开挖的东西向的河道，叫中心河。农场的基层生产单位沿河道两岸分布。

附中一共有十几位同学去星火农场，我们被安排在两个连队：“五七”连队和“五七”3连⑤。熊海钧就是“五七”3连的连长。当时全国学习解放军，农场把生产大队的名称都改成连队了，依此类推，生产小队改成排，生产小组改成班，我被分在“五七”3连3排3班，并担任班长。整个连队只有两排匆匆盖起的草房和一个食堂，床都没有，在草房的泥地上铺了一层稻草，我们的被褥就铺在稻草上，一个排的男生都住在一起。条件真的是简陋，好在电已经通了。晚上洗漱完就睡了。十几个男生挤在地铺上，倒也蛮暖和的。

第二天就开始劳动了。秋收已经结束，我们被安排去割芦苇，准备继续盖草房迎接即将到来的新职工。我们集体步行到海滩边，翻过海堤，只见是一大片的芦苇荡，海风吹来，芦花起伏飘逸，伴随着轻微的芦苇相擦的窸窣声，偶尔会有一两只野鸭飞出来，好一派自然美景。可我们无暇欣赏，在老农民的指导下，我们用镰刀开始了劳动生活。不一会，汗水就湿透了衣衫，半天下来，手上都被刀把磨出了水泡。午饭是炊事班送到现场的，咸菜汤里漂着几片肉片，外加几个白馒头，虽然简单，肚子饿了，吃得分外香。休息时，各排之间还互相“拉歌”，充满乐观气氛和青春活力。下午主要是把割下的芦苇搬到海堤上，让拖拉机运回去。搬完以后，留部分帮助装卸车的男生，其余的就收工了。晚上食堂里供应的是用新大米煮出来的饭，虽然没有什么好吃的菜，我竟然吃了一斤的米饭。再看其他男生，好多人也吃了一斤。现在回忆还真是难以想象。

起水泡的右手掌疼痛难忍，在老农民指导下，我们用针线小心地穿过水泡，针眼里的线把水一起带出来，这样，皮下的嫩肉就不会暴露，第二天就可以继续劳动。尽管如此，右手再握镰刀时还是非常疼痛。大家都咬牙坚持着。当时的口号是：“要问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要问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什么叫经受艰苦磨炼，这就是开始。

割芦苇的劳动持续了好几天。右手的水泡经过几天的磨炼逐渐变成了“老茧”⑥。有的职工不小心割破了手，用布条包扎一下继续干；有的职工胶鞋被芦根划破了，索性赤着脚坚持干。当时，乐观主义、英雄主义弥漫，“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成为大家的座右铭，年轻人都自觉地要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自己，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由于大家的努力，任务提前完成。后面盖草房的搭竹架、编芦苇墙、铺稻草顶等都是技术活，由老农民带少数职工接着干就可以了。连队决定放3天假，让我们回家一次。

13日一早，虽离家才十天，已是归心似箭。那时，要向北步行整整两个小时，穿过钱桥乡，才能走到长途汽车光明镇的停靠站。乘车、摆渡、再乘车，路上花了四五个小时才到家。父母亲和弟妹看到我回家非常惊喜，因为当时通信十分落后，根本没有可能提前告知。仅仅10天，我的脸不光晒黑了，在海风的劲吹下，鼻子上都蜕皮了。母亲看了很心疼，但她不表露出来，怕影响我的情绪。晚饭后，我又去澡堂洗了澡，美美地睡了一觉。第二天，母亲没去上班，帮我准备棉袄；又炒了两斤面粉，拌上芝麻和糖，装在广口瓶里让我带回去，以便肚饿时“垫垫饥”⑦。带着家人的嘱托，我按期返回了连队。

在车站走回连队的路上，我看到当时上海郊区的农民都已经住上了砖瓦房，农场场部和其他连队也都是砖瓦房，很少有人家还在住草房。事后我们才知道，当时大批的上海知识青年要去农场工作，根本来不及准备房子和床。自己动手盖草房、睡地铺，既体现继承艰苦奋斗的传统，又解了安置困难的燃眉之急。匆忙盖起的草房，不牢固，也不安全，不能长期居住。我记得很清楚，1969年3月13日，农场下了一场罕见的春雪，积雪厚达两厘米。我们都高兴地堆雪人、拍照。可积雪压塌了食堂的屋顶和烟囱，没饭吃了。还好没有伤到炊事班的职工，场部紧急调运了其他连队食堂的饭菜过来，连续几天帮助我们渡过难关。我们在草房里住了两年多就陆续搬进了砖瓦房，睡上了铁床。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绣地球的劳动中改造自己”，这些理念支撑着我们去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脸朝泥土背朝天，弯腰曲背一整天。每年两次，春种和夏种，赤脚在水田里插秧；一根扁担两堆稻，只见稻垛不见脸，夏秋两季的收获，要靠我们的肩膀把田里割下的稻子挑到打谷场。我们比赛谁挑得多，田埂上远远望去只听见号子声，稻垛在整齐地移动，人都被遮住了，非常壮观。冬天，我们兴修水利，男使铁锹女挑泥，是一年中最累的时候。挖渠开河、疏浚河道，为来年春种做准备。严冬腊月，寒风冷冽，可我们干得热火朝天。有的男职工在河床里挖泥，热得满头是汗，索性脱了上衣，赤膊干起来了。一会儿，场部的文艺小分队赶来慰问了，在河岸边自编自演快板书和表演唱；一会儿休息了，我们嚼着馒头喝着水，远远飘来广播喇叭里沪语演唱的《我伲社员挑河泥》的歌曲，真是别有滋味。劳动是辛苦的，但苦中有乐。没有平时耕耘的辛苦，无法享受收获的喜悦。我们在艰苦的磨炼中逐渐成长起来。我在“五七”3连工作了4年，当过班长、排长和连委委员，没有一天脱离劳动；记得往田里施有机肥的时候，挑着猪塮⑧到田里，直接用手把塮肥撕开均匀地撒在田里，不怕脏、不怕臭，与当地的农民没有区别。我还学会了套牛犁田使耙。那4年，是我使劲最大的4年，吃苦最多的4年，也是变化最明显的4年。现在回想起来，真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从一个文弱的中学生成为一个合格的农场工人，基本学会干各种农活；皮肤晒黑了，身体壮实了，双手布满了老茧，背颈处也被扁担磨出了肉疙瘩，更重要的是自己的意志变得坚强了，遇到困难时的态度变得成熟了，碰到问题时的思考变得全面了。自己正在成为自立于社会的劳动者。

国家也在发生变化。党的九大在北京召开以后，各行业陆续恢复了发展新党员的工作。我从小在学校受到的教育是，人生有3件大事：入队、入团、入党。看到身边陆续有同事被吸收入党，也勾起了心底的夙愿。我认真学习了党的章程，在1970年的春天正式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没有想到，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青年入党会这么难。1971年冬，经过两年的艰苦磨炼与考验，党支部讨论了我的申请，并向场部党委组织组递交了报告。最终被否决，理由是家庭情况复杂，还要再考验。而连队中已经传开，有的职工已写信（这是当时最常用的联系方式）向我祝贺。其窘状可想而知。当然，这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考验，争取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是自己的追求，不是一时冲动或心血来潮。我应该经受住考验，变压力为动力。我还是一如既往地把自己所承担的各项工作努力去做好。

不久，我就离开连队到场部机关工作。在场部机关的几年里，先是到工业组（当时机关的科室都改称组）当组员。当时农场除了农林牧副渔等产业，还办了制药、化工、农药等工厂，工业组就负责联系这些工厂。另外，“文化大革命”的热潮已过，生产逐步在恢复。上海的一些企业想把有些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下放给农场去生产。我们知道消息后，马上去联系，很快让一批制线、织带、制绳的纺织小工厂在六七个连队办了起来，推动了这些连队的经济发展。为了熟悉各种机械，我还去福州路的旧书店买了业余工大的机械制造教材，花了一年时间，囫囵吞枣地读了一遍。后来，我担任了农场的工会副主任，负责班组学习与宣传教育工作；我还参加过场党委组织的工作组到问题多的连队帮助整顿秩序、促进生产，到一个工厂协助做破案工作。每换一个岗位、每接手一件新的工作，我都把它视作是学习锻炼的机会，都能够认真负责地把工作做好。那时，农场每年都有名额抽调部分职工去上海的工矿企业工作，高中生还有机会去师大培训、然后去中学做老师。看到他们陆续离去，自己也曾心动，也希望命运之神能光顾自己。但是，最终还是“大我”战胜“小我”，愉快地留下来。我记得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曾到农场来组稿，我把自己的学习体会和思想认识整理出来，写了一篇文章——《贵在自觉》，登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出版的《青年思想漫谈》一书中。这是自己第一次将写的文字变成铅字，印象深刻，也算是当时思想的总结吧。1974年，市农场管理局为了稳定队伍，在知青中推出了“定干”（即扎根农场，不求上调）的政策，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这样，经过几年的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1975年10月，农场党委终于批准了我的入党申请。那时没有预备期，一批准就是正式党员。10天以后，我就被任命为13连的党支部副书记（主持工作）并兼任连队指导员。

13连在农场的东北角，与燎原农场接壤；北面隔河就是奉贤县的塘外人民公社。这是一个老连队，有100多个老职工，大多已经在连队安家；还有二三百个近几年分配来的青年学生。不像我原来工作过的“五七”3连，以新职工为主体，思想比较单纯，有理想、有激情，艰苦工作大家争着去做。13连比较乱，许多工作推不下去，原来的指导员有点“软”，年纪也大了，农场党委就让我去接替他的工作。1975年正是邓小平同志主持国务院工作、各行各业进行整顿的时候，我也借这个势头，和连队班子一起商量，先把排长调整好。原先老职工中有些人自己怕苦不愿干活，还在青年职工中拉帮结派，影响不好。我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将老职工中几个较有能力的挑出来担任排长，扬长避短；对个别“混病假”不出工并散布落后言论的进行批判帮助。“两头”一抓，中间就带起来了。连长是位有经验的老农民。我看到连队右侧有几十亩荒地无法耕种，我和连长商量是否可以养鱼。他说可以。我们一拍即合，当年冬天就组织职工围鱼塘，第二年开春，买了数千尾鱼苗放下去。当年大丰收，年终岁尾排水捕鱼，半斤多的野生鲫鱼、一斤多的喂养鲢鱼活蹦乱跳，还抓到了十几个野生大甲鱼。我们在打谷场上设了摊，按照农场渔业队的批发价，非常便宜地卖给职工，每个职工都能够带几条鱼回上海过年，这在当时物资匮乏的年代是多么不容易呵。那些甲鱼我们连队干部都不买，全部卖给有家属的老职工，7毛钱一斤，他们都很高兴。经过这么一年的工作，13连职工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1977年，春种春播的工作推进顺利，各项田间管理跟上，再加上风调雨顺、老天爷帮忙，到秋收结束，13连的粮食和棉花的亩产均超过了《纲要》⑨规定的800斤和100斤的指标，在年终上海市农垦系统总结大会上，奖我们一台17尺寸的黑白电视机。这是对我们几年心血的褒奖，是对我们努力的充分肯定。我作为连队的主要负责人，这个荣誉也是对班子成员、连队职工和对我最好的支持。在此我的农场生活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我在13连的3年时间，共和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历10年的政治动乱正式宣告结束。1977年邓小平同志又一次复出，高考制度重新恢复，这个政策的出台，拉开了国家改革开放的序幕。我们这些人也搭上了命运转折的列车，开始了新的旅途。

离开农场几十年了。现在回忆往事，仍然历历在目。我们不能让“文革”的灾难再次发生，我们不需要城市青年大规模地“逆潮流”去上山下乡，那些政策都是错误的，不符合时代发展规律的。但是，作为一腔热血要去报效祖国的青年，10年下乡的奉献、流血流汗的锻炼，这些举动还是应该肯定的。我和大多数知识青年的态度是一致的，青春无悔，时代留痕。

在下乡35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我们编了一本图文并茂的纪念册，我写了这么一首诗来表达我的心情：

致敬，亲爱的战友

尘封的照片拉开了回忆的窗帘，

开心的聚会又使我们回到了三十年之前。

岁月流逝，笑声依旧，

您的风采还是那样让人流连。

徐闵线的购票窗口，

曾有您那稚嫩声音留下的回念；

西渡口的匆匆人流，

曾有您那倩身丽影划出的曲线。

在田头秧间，

在中心河畔，

在热火朝天的开河工地，

在机器唱歌的小厂车间，

无不有您欢乐的笑脸；

在养鸡场里，

在拖拉机边，

在饭菜飘香的食堂餐厅，

在瓜果遍地的果林之连，

到处有您俊美的身板。

我们曾经同室，

睡草房打地铺的时间；

我们曾经同事，

挑河泥挥铁锹的冬天；

我们曾经相恋，

徜徉在灌渠边的夜晚；

我们曾经相伴，

奔向那新创业的彼岸。

三十年过去，弹指之间，

今日相见却要驻足顾盼，

英俊年少都将步入老年，

唯有明眸透出英气浩然。

您是总经理，

依然在运筹帷幄、指点江山；

您是大专家，

奔驰在课堂讲台、建设一线；

您是家庭主妇，

让亲朋好友共享小康乐园；

您是退休职工，

在温馨之家居住颐养天年。

您是……

您是……

五颜六色的职位和建树，

妙笔生花也无法详尽描述和比肩。

生活是那样丰富多彩，

战友是那样情谊如山。

回首往事，我们是那样坦然，

勤奋朴实、自强不息，

五七三连（果林一连）的精神激励我们向前；

展望未来，我们是那样欣然，

回顾历史、联谊互助，

六百多战友的关怀将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

向您致敬，亲爱的战友，

您在星火农场的日日夜夜，

绝非这本纪念册所能包含，

历史将永远记住您的贡献；

向您问好，亲爱的战友，

生命之花永远向每个奋进者开绽，

让我们携起手来，

继续创造幸福美满的明天。

注释：

①串连：“文革”中各地红卫兵免费坐火车进京，北京的红卫兵到各地去“煽风点火”，当时把这种形式叫“串连”。

②“阴阳头”：“文革”中红卫兵羞辱老师的手段之一，把老师的头发剪掉半边，留半边。

③“老三篇”：毛泽东的三篇文章—《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文革”时期被指定大家阅读，简称“老三篇”。

④“四个面向”：66届、67届毕业的初中和高中学生的分配方针，即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基层、面向工厂。

⑤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林彪的一个报告上批语，提出“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这个批语被称为“五七指示”，《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五七”连队、“五七”3连就是按照这个批语的时间来取的名称，寓意是也要把连队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⑥“老茧”：手上又厚又硬的皮，是皮肤长期受压迫和摩擦而引起的手、足皮肤局部扁平角质增生。

⑦“垫垫饥”：上海方言，略微吃点东西充饥。《上海话大辞典》，第217页。

⑧塮：方言，指用猪羊等家畜的粪便沤成的肥料。

⑨《纲要》：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1960年4月11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