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学生为主，强调充分的训练

一、学生国文程度降低，引发教学法的实验和讨论

“五四”前夕，中学生语文质量下降，引起了教育界的忧虑。有人提出“拟请教育部召集国文教授会议，确定国文教法建议案”，内中道：“中等学校国文退化殆为教育界所公认。以本校招考经验而论，考生文理多不通，甚者至于字体讹误，国文考卷真可入选者什无一二。根柢既弱，及毕业时程度仍虑其不够，数年而后，凡高等师范之类毕业生将无有能教国文者，至为可虑。推中等学校国文退化之原，或以为钟点太少之故，要亦由于教法未善。……拟请大部召集全国国文教授会议，以图谋中等国文教科之改良进步。”（《教育公报》第六年第一期）

“五四”以后，中小学生的国文程度更趋低落。因为“五四”以后，“学生达到学龄，就入学校，不再费几年工夫去先学文言，这些学生是没有国文底子的。在中学的阶段里，教师渐渐换了新人，讲解比秀才举人清楚些，但只知讲解，不重训练，加上文言之外，还得学白话，文言教材又是各体各派，应有尽有，不像旧日通用的《古文观止》等教本，只选几体，只宗一派。学生负担加重，眼花缭乱……文言简直‘是不知所’以：训练既不严，范文又杂乱，没有底子的人又怎样写得通顺呢？程度低落，是必然的”。［1］

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界开始重视对语文教学法的实验和探讨，着重在研究白话文的教授法。因为白话文是“五四”以后引进教材的，过去教文言文，只要疏通字句，便可完成教学任务，而白话文教材，学生是一看就懂，教师要教些什么，怎么教，学生要学什么，怎么学，许多国文教员胸中茫然。有些老教师因上不来白话文教材，干脆又选用文言读本，依旧教他的古文去了。显然，白话文的教授法已成为当时语文教学研究的新课题。论者各抒己见，有提出“注入教学法”的，有提出“启发教学法”的，有提出“发辫教学法”的……名目繁多，但几乎都反对将记诵和模仿作为语文教学的唯一指南。

为此，一些学校和教师，就白话文教授进行了有益的实验和探讨。试举一例：

“五四”时期，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白话文教授，总结以问题为主的教学法，为十个步骤：

（一）说明（二）答问（三）分析（四）综合（五）书面的批评（六）口头批评（七）学生讲演（八）辩难（九）教员讲演（十）批改札记

这种以问题为主的教学法引起了大家的兴趣，许多人认为这种方法“大可发达学生的思想”。但也有人提出异议，认为这不大像上课，而是像开学术研讨会、教授批评会、问题讨论会了。

二、实行新学制后，语文教学法研究有新的经验

1923年公布了新学制各学科的课程纲要后，对语文教学的探讨，更趋深入了。1925年5月，《京报副刊》登载了王森然的连载文章《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商榷》，内中提到，“五四”到1925年间，关于中学国文教学的论著，较为重要者，有48篇。那时是以教学法作为语文教学的当务之急而予以重点探讨的，有许多论点值得注意：

（1）强调学生的自习。过去所谓上课，不外教师从头讲到末，学生则是听、记、背，完全丧失读书的主动性。20世纪20年代许多人认为应该注重学生的自习。种因在《对于现在中学校国文教授的批评及建议》中，将学生的自习活动分为三个部分：自习研究（略读，检查生字、难字，断句读，想象作者大意，获得大意，自己整理）；自习练习（文之吟咏），自习应用（可学之处，不可学之处）。在学生自习的基础上，教师再进行教授，也相应地分为三个部分：研究（文题体制，作者小史及在当时文学上的关系，未查出的生字难句，指名直读，全文大意，讲解，探索义理）；练习（发问，审美读，复讲，图表，整理）；应用（可学之处，不可学之处）。

（2）反对咬文嚼字式的教学。旧时教语文，先教识字，把课文中生字新词的意义，一字一句弄清楚，并且熟习了，然后再进求内容。有人认为这种方法费时很多而收效甚微，而且容易将整个内容弄得支离破碎，使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枝节上去。于是提出一种“先全体而后分析”的教授法，即“教一篇文章，从了解事实的内容入手，不从一字一句枝枝节节累积而起”。“遇有生字、新词，只须轻轻指点说明就是了，等到全文意义了解后，方可提出生字、新词、分析、练习。”

（3）开始注意学生的课外阅读。许多人撰文谈到，学生单看教科书，是很难提高国文程度的，必须在教师的指导下，多看各种“补助读本”，如各类报刊、各种小册子、专集、丛集等。20世纪20年代，叶圣陶编选了《传习录》《苏辛词》等国学丛书，作为语文课的补充读物。胡适之拟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共有185部，总计万卷以上。当然，这个要求，对中学生来说，实在太高了。

（4）提倡引导学生对课本体味入微。对一些文学性较强的课文，要引导学生体会其意境，充分发挥学生的补充想象。例如，有这样一段课文：“乡下人背了一个衣包，夜里从城里回去，走到半路上，树林里忽然跳出两个大汉，来将他扭住……”在了解了全体大意之后，按顺序提出问题：乡人的状貌，想起来，大约怎样？穿什么衣服？……衣包怎样？乡下的家离城远近如何？相间道路如何？人家如何？夜里独行，乡下路上情形怎样？树林的情形怎样？大汉的装束状貌怎样？乡人见了大汉，心理怎样？

（5）强调利用种种方式，进行充分的练习。不少人意识到练习的作用，因而设计了“字片练习”“抄写练习”“朗读练习”“默读练习”等多种方法。认为要尽量给学生讨论判断的机会，这也是一种综合练习。不过要多给学生以思索的余地，教师不应过度热心，催促学生从速判断。要注意学生的答话是否由衷之言，学生的答语往往揣摩迎合教师的看法，教师应加以辨别，去其不诚笃之处。

三、作文教学法研究得到进一步加强

1923年，公布新学制国语课程纲要，对作文的要求也比较明确了。

（一）赵玉仁“作文四步骤”

1925年9月到1926年1月到6月的两个月时期里，赵欲仁调查和试验了小学生的作文情况。他要小学生不限定材料，不限定时间，遇到任何机会，共同或单独拟定一个时间到读书室里，把自己的情意、经验发表或摘记出来。在试验中，学生都把写作文，“认做自然而急切的事，以前枯穷敷泛、潦草、杂乱等等毛病，大半革除掉了”。作者统计了五、六年级422个学生所拟的3　949个题目。其中研究心得类占20%，时令类占20%，学校活动类占16%，书信类占14%，参观游历类占7．5%，评议解释类占6．5%，社会活动类占6%，追述计划类占4．5%，希望想象类占2．5%，文艺发表类占2．5%，其他0．5%，在时令类的376篇中，有中秋节记、雪、秋景、元旦日记、新年记、秋郊野景等。从文体上来分，记叙文占50．2%，说明文占45．96%，议论文占3．84%，作者认为小学生作文历程可分四步骤：第一步要有什么话说什么话；第二步要多说话；第三步要分析出什么话多说，什么话少说；第四步要知道话怎样说。在命题上，宜先用记叙说明式题目，再练习议论式的题目。作者通过实验，在大量的材料中，综合分析出一些看法，是比较符合小学生作文的实际的［2］。

（二）夏丏尊、刘熏宇的文章作法“六W”

夏丏尊、刘熏宇合编的《文章作法》，1926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它是“为应教学上的需要”而编写的。他们指出，中国文人历来认定“文无定法”，只有“神而明之”，所以古代几部论到作文法的书如《文心雕龙》《读书作文谱》等，往往陈义过高，流于玄妙，不合时宜。他们提出了写文章的“六W”，即执笔为文时候的六个问题：①为什么要做这文？②在这文中所要述的是什么？③谁在做这文？④在什么地方做这文？⑤在什么时候做这文？⑥怎样做这文？用英语来说，分别是Why？What？Who？Where？When？How？简称为“六W”，作文说话时只要能够留心这“六W”，在语言文字上就无大过了［3］。

（三）叶圣陶的“向生活要素材”

叶圣陶的《作文论》，1924年4月由商务书馆印行单行本，列为百科小丛书，后收入《万有文库》。叶圣陶认为“作文与说话本是同一目的，只是所用的工具不同而已”。在作文上首先要求诚实，要写出诚实的、自己的话，即“从原料讲，要是真实的、深厚的，不说那些不可证验、浮游无着的话；从写作讲，要是诚恳的、严肃的，不取那些油滑、轻薄、卑鄙的态度”。而“要写出诚实的、自己的话”，就应该去寻找它的源头——充实的生活。“作文这件事离不开生活，生活充实到什么程度，才会做成什么文字。所以论到根本，除了不间断地向着求生活的路走去，更没有可靠的预备方法。走在这条路上，再加写作的法度、技术等等，就能完成作文这件事了。”叶圣陶将文体分为叙述、议论、抒情三类，对每一类的特点和作法都进行了详细论述。叶圣陶的《作文法》见解精辟，论证缜密，文字严谨，是作文建学史上的一本重要著作［4］。

“五四”时期和20世纪20年代对白话文章的写法的研究同中小学作文教学研究，相互促进，对以后的语文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章注释：

［1］朱自清．中学生的国文程度．

［2］小学生作文题目之分析的研究［J］．教育杂志，十九卷一号．

［3］夏丏尊、刘熏宇．文章作法［M］．上海：开明书店，1926．

［4］叶圣陶．作文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