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A·H·哈尔西
（A. H. Halsey）
编者按；为测定影响个体的职业地位的决定因素，哈尔西使用了“路径分析法”。结果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家庭背景与个体所受教育对其职业地位的影响在同时增长，代际社会流动既是教育日益发挥作用的过程，也是家庭出身继续施加影响的过程，因此，英国并不像许多人断言的那样在趋向于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在教育对社会平等有有多大作用的问题上，此类研究似比一般论述更有说服力？
垂直循环的渠道以不同的具体形态和不同的规模存在于一切分层的社会之中，它们像身体中血液循环的渠道一样不可或缺。
——P·A·索罗佥（Pitirim A. Sorokin）
帕累托（Pareto）写道：“贵族不会永存。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一段对间后，他们就消失了，这是毋庸争辩的事实。历史是贵族的墓地……英国贵族的家谱极为完整地保存着，它们表明，只有很少的几个家族可以仍然宣称自己是征服者威廉的战友的后人，其余的家族都已消亡了……（贵族）不仅在人数上已经衰减，而且在丧失了活力这一层意义上，他们的品质也已蜕化……由于低门第家族的崛起，统治阶级在人数上和品质上得到了恢复，并给他们带来继续掌权所必需的活力。他们还通过清除自己队伍中的腐化堕落分子来恢复生机。这样，英国贵族在19世纪的后半期设法延长了其统治的期限，直至20世纪初，它的统治才日趋式微。”(2)
帕累托这里谈论的是由资本积累、婚姻、财富等所引起的杰出精英阶层的流动。20世纪的传奇故事包括教育已经取代了那些传统的“垂直流动渠道”之类的假设，迈克尔·扬以高度独创性的形式详细阐述了这一假设(3)。出于讽刺和批评的目的，他描绘了一个假想的英国，在那里，以林顿的话来说，纯粹依据各人的成就来分配角色。另一方面，帕累托断言，后来的索罗金和绝大多数社会学家也都认为，实际上不存在纯粹的“成就”社会，同样，也不存在纯粹的世袭社会。事实上，分析总是涉及那些决定个人在社会地位分布中的混合因素，其任务是阐明天赋和教养的种种因素在决定个人社会地位分布方面所施加影响的分量和过程。
在布劳（Blau）和邓肯（Duncan）分析极其细致的著作的最后，他们给出了一个不同于帕累托的答案。(4)他们注意的是现代的工业社会，尤其是美国。根据帕森斯的两个模式变量——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观点，他们认为，从先赋的地位到获致的地位的趋势只不过是工业社会基本演化的必然结果。这一解释框架提出了教育的作用问题。
高度的普遍性对于分层制度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一个人的获致地位（即根某些客观标准而完成的业绩）比他先赋的地位（即他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更为重要。这并不是说家庭背景不再影响子女的职业，而是意味着优越的地位不再能够直接继承，而必须作出社会公认的实际成就来证明其地位的合法性。教育对于社会地位，特别是对于父子间社会地位的传递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在美国，优越的家庭出身增加了儿子得到优越职业的机会，大多是因为它们帮助孩子获得了更好的教育。而在不那么工业化的社会里，家庭出身对子女地位的影响看来基本上不以教育为中介。
应当注意到布劳和邓肯研究的功能主义倾向。他们断言，社会流动（尤其是升迁性流动）的高速率同稳定的民主有关系。这一点，马克思也会同意的，虽然在态度上有一点不同。马克思的解释是，“统治阶级能够吸收被统治阶级中第一流的人才越多，它的统治就越加稳定，同时也变得更加危险。”(5)
总之，马克思统治的欧洲旧传统总是对阶级更替的问题比对个体职业地位的决定因素更感兴趣。但是，20世纪的著作对度量“社会的微观现象”的兴趣已超出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的兴趣。马克思的理论把社会流动主要限于享有特权的封建残余和破产的跌落进工人阶级行列里的资产者，这一理论甚至将流动限于对职业变化和白领职业无产阶级化的解释。
基于阶级和阶级意识的社会流动研究，有时被攻击为美化了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因此，就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意识的合理性问题。在过去10年里，社会流动研究的讨论，部分地因讨论中使用的概念是否有意识形态偏向而转移了方向。我们不能在这里详细探讨这个问题。尽管意识形态能够影响社会学的认识，但是，只要承认社会学并不因为其意识形态的起源而必定荒谬这一点就足够了。例如，虽然在社会流动和“社会一致性”（后者与现代社会的“阶级冲突”概念相对立）观念之间建立联系并不困难，但并不能因此而认为，使用多重地位水平甚至地位连续性等观念的社会流动研究，就不能被运用于对社会秩序进行激进的批判。确实，在父子地位间的关系是随机的这一层意义上，开放社会的概念，为了明确的目的，已被应用于战后关于社会流动的研究中。社会流动的分析被用来研究对立阶级之间的运动，或被用来研究奥索夫斯基（Ossowski）称作“无阶级的不平等状况”结构中的运动(6)，也不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流动分析方法本身不能表明其作者是支持改良还是支持革命，是信奉社会主义还是信奉资本主义。探询不同的阶级或不同的地位群体之间有多少代际变动，也许含有、也许并不含有把注意力引向或脱离阶级斗争的愿望。这类问题答案的价值依赖于判断答案的标准，而不是根据提问者的政治动机。
目前关于社会分层和社会变迁理论的争论，绝大部分意见是反对决定论和唯意志论理论的。然而，应当注意的是，这两种理论同政治上的左派和右派都有联系。马克思和维布伦（Veblen）的主要著作同其中一派有联系，帕累托、韦伯和帕森斯的主要著作联系着另一派。但是，这绝不是说，社会流动文献的所有作者都可以以这种方式明确地贴上标签，这更没有意味着在意识形态的倾向性和分析技术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
这篇文章所依据的是牛津大学社会学家的研究工作。这一研究一方面受到伦敦经济学院（L. S. E.）的D·V·格拉斯（D. V. Glass）和他的同事们开拓性研究工作的很大影响(7)，并受到在国际社会学协会赞助下的一系列研究工作的激励(8)；另一方面又受到美国的布劳和邓肯及其追随者在20世纪60年代所做的研究的影响(9)。这两群先行者没有哪一家使用的方法是明确地同任何特定的社会或政治情形联系在一起的。格拉斯的研究立足于英国本国的政治算术传统。这一研究在政治上受到对精英阶层所拥有的权力、特权和无效性所持激烈态度的强烈影响，它既谴责由于忽视工人阶级儿童中的能力而造成的浪费和挫折，又寄希望于扩大教育机会将产生一个更为有效率和更为社会性的精英阶层。它关于社会分层的假设，说明了格拉斯的研究对于社会地位的兴趣远甚于对阶级的兴趣，它并且设想了一个依据等级层次组成的社会结构，在这一结构中，职业与不同的生活方式紧紧地联系起来。
布劳和邓肯的社会分层概念（源于W·L·沃纳的著作）继承了地位延续的思想，并且，它虽然使用了老一套的体力劳动和非体力劳动的区分法，但它拒绝了阶级结构是对立的观点。在分析方法上，格拉斯采用的列联表和结合指数在考虑阶级或地位集团间的更替和考虑职业地位的决定因素中是个基本的中介，对此，邓肯的路径分析法是合适的。
在这一研究中，我的主要兴趣在于社会政策尤其是教育在使英国的生活机会成功地平等化方面（在机会或结果的意义上）做得如何？或者再一次使用林顿的术语：在塑造新的一代中，获致的因素在多大程度上排斥了先赋的因素？构成这一兴趣的基础同格拉斯和他的同事们所从事的研究是出于同样的信念，即相信高速率的社会流动，尤其是通过教育的社会流动，将减少工人阶级儿童中的才能浪费，并使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活动效率更高。伴随这一信念的，同格拉斯一样，乃是意识到能人统治的危险性，能人统治有可能使掌权者同伯恩斯坦所称的“个别化失败”(10)造成的普通人之间新的和更大的差别名正言顺。目标应放在实际的平等而不是机会的平等上，在这一传统的政治思想中有一个信念，即相信权力和利益更为平等的分布不仅是值得向往的，而且也是可能的。
在1972年由纳菲尔德学院所执行的对英国人口的研究中，我们企图评价战后改革和经济变革对英国社会开放程度的影响(11)，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了解到，O·D·邓肯和他的同事已发展了一种分析社会流动的新方法。我们意识到，随着这些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的运用，已有一种从阶级更迭的老概念到等级制的职业分化思想的转变，这时，社会学的基本任务就是测定个体职业成就的决定因素。尽管我们希望对伦敦经济学院的研究中所运用的社会阶级概念或社会地位分层概念目前是否继续有效的问题暂不讨论，但我们还是决定利用，甚至也许是改进我们美国同行的方法论上的成果。(12)
我们尤其关注的是，发现战后教育政策进展的意义和同一个家庭中成员之间代际流动的意义。1944年的法令把免费的、为所有人服务的中等教育奉为神圣的事业；50年代，中等教育的综合化运动积蓄了力量；60年代，在国家的赞助下，中学后教育迅速扩大。由于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努力工作，假定能力储备有限论不再有人相信了(13)，人们普遍认为，成熟的工业化社会将逐渐地趋向于能人统治和学历主义，在一个更为多产和有效的不断发展的经济制度中，这将成为安排就业的原则。这样的社会将要求代内和代际间更多的流动，以达到一个逐渐减少非熟练的、低收入的、野蛮工作的人员编制，而增加专业化的、技术性的和管理职业的就业结构，去发展尖端技术和提高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教育在形成一个更为富裕，可能还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中，看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注定还要发挥更大的作用。教育也许是决定一个人职业命运的最重要的因素。一个新的社会把教育同职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即使代际流动的任何全面增加都被归结为是与更迭流动性质截然不同的社会结构上的原因，情况可能也是如此。
与这一推理持相反意见的是布东（Boudon）和瑟罗（Thurow）一类的作者。瑟罗根据美国的数据得出结论：“我们把教育作为医治一切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最终的社会政策至少是没有保证的，多半是无效的。”(14)布东同意瑟罗的观点，并论证说，从许多工业化社会得到的大量数据同下述理论是一致的，即教育的扩展，甚至减少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并不能导致减少儿子的社会地位对父亲的社会地位的依赖。(15)这些相冲突的理论最终需要实证性的检验。
教育，即便不是在绝大多数社会，也是在许多社会里的一条通向职业和社会地位的潜在通道。然而，“社会向有才能的人开放”在整个19世纪却是一个几乎无法实现的革命口号。20世纪的前50年，要求实现这一口号仍是社会主义者批判欧洲资本主义社会时的基本内容之一。在整个这一时期，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比那些为出身微贱的人才设计的制度化发迹途径带有更多的个体社会特征的印记，这些个体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早已被社会出身所决定。我们仍然不能很精确地知道19世纪时英国社会开放得如何，但是，在代际之间有一些流动则是无疑的，其中包括跨越了体力劳动阶级和非体力劳动的少数人阶级之间传统的鸿沟。然而，最重要的发迹手段是资本的积聚，职务的升迁和经营的机智，而并不是教育。
格拉斯教授领导的研究，取得了本世纪中叶英国对社会流动所做的实证性研究中最重要的成就，它用算术的方法描绘出了设想中的职业水平的稳定层次同生活方式和地位层次相联系的状况。在等级制的顶端，代际之间有相对大量的自我补充，等级制的底层也并非静止不变，中层则有相当多的流动。这样，结合指数(16)（对代际之间自我补充的度量）就是：
考虑到高等教育，最关键的数字是，在高度专业化和管理阶级的顶端（这是那些具有大学文凭的人的主要目标）有47％的人是占据着或曾经占据这些顶端地位的人的儿子。人们根据社会公正和国家经济的效益直接抨击了这种僵滞状况。
但是，在格拉斯教授发表他的研究结果之前，已经有人在对现状的看法上产生了争论和冲突。(17)当国家自觉地，同时也在劳工部的领导下，从事于一项雄心勃勃的向福利国家发展的社会改良计划时，伦敦经济学院就勾勒了一幅图景，公开宣称要在就业、收入、社会保险、住房、健康以及教育方面达到一个更为平等，因此也是更为公正的社会。一代人以后，我们还能再说社会政策制造了社会现实中的分化吗？获致的因素已经取代了先赋的因素吗？职业同教育有多少联系？职业和教育各自同社会出身又有多大相关？英国正在走向一个能人统治的社会吗？
全面地描绘出教育中的阶级分布对本文有限的篇幅来说是过于复杂了。然而，如果我们考虑1944年法案前后受教育者从一定的阶级出身到达大学程度这一过程的机会的话，那么，我们便可以得到一个简易的指标。根据上述内容，我们对1972年的数据作了分析（见表-1）。首先，每种出身类别的两个年龄组都列出了大学毕业生的比例。从中可以看出有三个特征：所有出身类别的大学毕业生人数都有增加；大学毕业生的比例仍同出身类别有关；各出身类别的大学毕业生比例的差距在扩大。
表-1 社会出身和大学程度
数据来源：牛津大学1972年全国男性样本的社会流动性研究。
人员：1972年英格兰和威尔士25岁至59岁的男性。
样本：6700
社会出身：被调查人14岁时父亲的职业阶级。
1＝专家、高级管理人员和大企业家
2＝程度稍低的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
3＝白领工人
4＝自由职业者（包括农场主）
5＝体力劳动中的工头
6＝熟练工人
7＝半熟练和非熟练工人
8＝农业劳动者（包括投有雇工的小土地所有者）
阶级的相对机会＝每一阶级出身中获得大学程度的比例除以同龄人口中获得大学程度的总比例。
表-1中还包括了对各阶级接受大学教育机会的差距趋势更精确的测量。每一个百分比通过作为在整个获得高等教育的同龄群体中所占的比例而被标准化了，合成比率（对于整个同龄群体是1.0）显示了在教育成就中没有减少阶级不平等的明显趋向。最上层阶级中上大学的人数从平均人数的5.76倍下降到4.50倍，但是低层阶级的状况比以前更恶化了，它从以前刚刚超过平均人数的三分之一下降到低于平均人数的三分之一。进一步看，还应注意到，在1944年的法案前，前四个阶级的儿子的入学人数都超过了平均数（这四个阶级约占总人口的30％），在法案后的一段时间里，高于平均入学人数的仅仅只有1和2两个阶级（这两个阶级的人数远低于总人口的15％）。人们公认，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的儿子受大学教育的机会（从0.9％上升到2.40％，增长了2.7倍）比专家和管理人员阶级儿子上学的机会（从15.0％到27.0％，增长1.9倍）增长的幅度更大。但是，绝对比例的增长提供了对这一趋势更为现实的评价，1944年的法案后，同中上层阶级儿子入学增加了13％相比，工人阶级的儿子只增加了1.5％。根据这一证据，无论我们对从先赋因素到获致因素的趋势作什么解释，阶级出身对教育的持续影响必定会给我们以更为深刻的印象。
为深入研究这一过程，运用路径分析是合适的。
路径分析技术以个人的家庭、教育和职业的经历为起点。在牛津大学1972年的研究中，我们收集了1万名英格兰和威尔士成年男子的数据，将父子的职业经历和教育资格分别量化，以回归分析法对这两组分数的相关性（变量）进行分析（路径分析是回归分析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以回归方程组成了一个递归集）。(18)每一分数的地位被标准化（每一分数减去均值再除以标准差），于是，每两个变量之间的零阶相关性（rxy）可以计算，零价相关性对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x给出一个y的最好的线性估计值。相关系数或标准化的回归系数就是：
这里，x和y是原始变量的标准化形式［即是，
在伦敦经济学院1949年的研究中，父亲的目前职业或最后一个职业同儿子目前职业的相关性是0.46；在牛津大学1972年的研究中，相关性是0.36；在布劳和邓肯的美国研究中（1962年），相关性是0.405(19)。这就意味着，如果一个人在职业地位上比另一个人高出一个标准差，那我们就可以预言，他的儿子的职业地位也要比另一个人的儿子要高出0.46（L. S. E.，1949年），或0.36（牛津，1912年），或0.405（U. S. A.，1962年）个标准单位。
同样的分析告诉我们，Y的方差
可以用x来解释，而
是不可解释的部分。这样，在伦敦经济学院1949年的研究中，儿子职业地位的方差（0.46）2＝0.20是可以用父亲的职业地位来解释的。牛津大学1972年的研究得出了一个可供比较的数字，认为方差的0.126是可以解释的。这似乎表明，以父亲的职业地位度量的社会出身的决定作用在战后的英国是处于衰退之中的。但是实际上不能作这样表层的推理，因为这两个研究不是完全可比的(20)，为了在所得的数据难以进行重复调查的情况下对这一趋势进行推断，我们只能依据1972年研究中两个年龄组之间的比较得出这一推论(21)。
我们确信在父子的地位之间存在着一种正的、但并非完全的相关。于是，下一步就要了解哪一个因素在决定个人的地位中更起决定作用：是他父亲的职业地位还是自己的正式文凭。对于牛津大学1972年的数据，最简可能性路径模式得出下面的第一个答案。
图1 出身、教育、职业的简单路径分析（1972年英国男性）
（1）＝以霍普／戈德索普（Hope/Goldthorpe）的124种职业分类度量的被调查者14岁时父亲的职业地位
（2）＝以0到4的尺度来测定的被调查者的教育（所有的考试和证书）
（3）＝被调查者1972年的职业［分类尺度同（1）］
调查对象：所有20岁至64岁的男性。
图1所示的最简路径分析越过了零阶系数，而给出了父亲的职业和本人的教育对被调查者1972年时的职业地位最直接影响（P）的估计值。简单相关告诉我们，教育对地位的影响是出身的1倍半，而P值告诉我们，教育对地位的影响约是出身的2倍半。可用另一种方式表达，父子地位的相关性是0.34，其中，直接影响P31＝0.18或53％；通过教育的间接影响（p32、r21）是0.16或47％。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1972年英国男性的职业地位更多地依赖于教育资格，而较少依赖根据父亲的职业地位所测定的出身。确实，已观察到父子地位的相关性大部分是通过正式教育而得以建立的。
然而，我们可以再进一步，既考虑社会背景，又考虑职业经历，而使模型复杂一点。但在本文中我们仅限于利用布劳和邓肯在美国研究中所运用的基本模型，见图2。(22)
图2 “布劳-邓肯”路径分析所显示的路径系数（p）：1972年英国男性
变量：
（1）父亲的教育：学校考试、专业／学术文凭
（2）儿子14岁时父亲的职业〔同图1〕
（3）儿子的教育〔同（1）〕
（4）儿子的首次职业〔同（2）〕
（5）儿子1972年的职业〔同（2）〕
调查对象：14岁对居住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现年25—59岁的男性。有效样本6700。
图2所示模型中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见下表：
分析被调查者的教育与作为“直接的”和“联合的”组成部分的两种家庭背景之间的相关性，则有r31＝p31＋p32r21，换言之，直接的路径占了父亲的教育同儿子的教育相关性的70％。还有，r32＝p32＋p31r12；由于r32＝0.358，所以P32有74％的相关性，并且，父亲的职业地位同儿子的教育程度的相关性的绝大部分来自于P32的直接作用。但是，最值得注意的也许是，剩余路径非常大。换句话说，在同以父亲的职业和教育程度测量的社会背景没有相关的模型的其他部分中，教育起了作用（剩余估计值的独立性是我们运用的技术的必然结果）。
现在讨论第四个变量，儿子的首次职业。我们首先注意到，这个可被前几个变量解释的方差猛增到32％（亦即剩余路径
落到0.82）。这一可解释的方差中有65％可归之于被调查者教育程度的附加影响，这么大的比例应当予以重视，它起的作用远大于父亲的职业和父亲的教育等背景变量对儿子教育程度的影响。这样，教育是这一模型中十分重要的变量已越来越明显了，它不仅仅是已明确的两个背景变量作用的传递者，更令人惊奇的是，它还是其他尚不明确的作用的传递者。因此，我们必须预料到，当我们考查被调查者的首次职业和模型中前几个变量的相关性时，我们将会看到，被调查者的教育作为一种背景变量的传递者的干预作用是十分显著的，而变量（1）和（2）的直接影响相对变小。我们还将看到，这一相关性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可归之于教育和首次职业背景相关性的结合，因为在这一层意义上，教育没有多少相关，换种方式来考虑这一问题，被调查者的教育和首次职业的相关性在经典的意义上也并不能证明是“不合逻辑的”。这就是说，它不是一种可归之于背景中共同原因的相关性，而应当是反映了首次职业对于教育的“名副其实”的直接依赖性。仅仅当两个变量都依赖于某些共同的先决因素时，这一相关才是不合逻辑的。
如果我们考虑父亲的职业同儿子的首次职业的相关性（r42），我们则可以将它分解成：P42＋（P41r12）＋（P43P32）＋（P43＋P31r12）＝0.303（r42）。这些组成部分也可以用相关性的比例来表示：P42＝36％，P41r12＝4％，p43p32＝44％，p43p31r12＝16％（总数，100％）。非常显著的是，从父亲的职业经过教育到达儿子的首次职业的间接路径p43p42形成了相关性中最大的组成部分。这表明了父亲的职业地位的传递是通过教育来影响儿子的首次职业的，对此，我们还能再进一步加上来自于父亲的职业地位和教育的间接作用。假设父亲的教育不影响儿子的教育，那么，父亲地位的要素成分更多地通过儿子的教育传递给了儿子的首次职业，p43p31r12这一影响占了16％，结果，父亲的地位对儿子的首次职业相关的60％通过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教育资格传递下去。与此有关的是，这使得父亲的职业对儿子首次职业的直接的基本影响相对变小（P42＝0.110），为36％。
从父亲的教育对儿子首次职业影响的路径分析中得出了同样的结果，虽然这里的相关性（r41）比较小，是0.251，直接路径仅占相关性的14％，通过教育（p43p31）的主要路径占了几乎50％，由父亲的教育和父亲的职业的相关性通过儿子的教育的间接路径（p43p32r21）又加上了20％。
相比之下，儿子的教育同他首次职业的相关性，正如我们所预期的，几乎完全是直接作用。在总的相关性中（r43＝0.555），p43（0.504）占了90％以上。像预计的那样，这样的相关是非常真实的。
归纳起来，在考虑了这一模型中的前四个变量后，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教育既对人们首次就业的分布独立地发挥重大影响，又是早先家庭背景影响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传递者。
现在我们转向考虑被调查者目前（1972年）的工作分布。这第五个变量的方差可以比首次职业的方差得到稍多一点的解释，比教育的方差得到更多的解释（剩余方差
是0.80，暗示了方差中只有约36％是可以解释的）。如果我们沿着分析前四种变量时的同样思路，那么，被调查者首次职业的地位将从教育那儿接住传递的角色，并且使得其余的变量同目前工作的相关大部分变成是间接的，事实上，这是一种更不清晰的模式。
当我们像以前一样考虑父亲的职业同儿子目前职业的相关性时（r52＝0.363，它大于r42＝0.303），父亲地位对儿子目前地位的直接影响几乎有50％的相关性，p52＝0.175。余下的相关性中的绝大部分都来自于教育的传递，而不是通过首次职业的传递。例如，从父亲的职业经过儿子的教育再到儿子目前的职业的主要间接路径（p53p32）约有24％的作用，而相应的从父亲的职业经过儿子的首次职业（p54p42）的间接路径只有8％的作用。这一模式可能的解释是，我们在将目前的职业同首次职业相比较时，发现的方差可解释性的增长，反映了一种影响模式中的质变，在这一模式中，职业目标的分布同社会出身（即父亲职业地位）的分布更为一致，使得父亲职业地位的直接影响增大。换句话说，教育即使在和首次职业的联系上也不是一种有效的影响传递者，而在早先的文献中称之为职业继承的作用却更为直接和明显。
在首次职业同目前职业之间合乎推理的高相关（r54＝0.487）中，目前职业和首次职业依赖于教育的相关性结合构成了相当高的比例。首次职业的直接作用占了52％。
最后，我们可以转向讨论教育同目前职业之间的关系。这两个变量有高度相关（r53＝0.530），事实上，这一相关仅稍稍低于教育同首次职业的相关。人们很可能会把教育同目前职业的相关归之于首次职业的传递，但事实上，直接作用（p53）要大得多，它几乎占了三分之二，因为教育到首次职业的路径（p54p43）又给它增加了24％。这一模式同我们在教育同首次职业的相关（r43）中发现的模式几乎没有什么差异，它也几乎完全是直接作用p43的产物。如果我们把目前职业同教育相关性中的两个元素加在一起的话（p53＋p54p43），那么正如在考虑教育同首次职业的联系时的情况一样，对于背景（父亲的职业和教育）的联合相关作用而言，相似之处大约是非常小的。至少在这一意义上，职业完全是自我调控的。
总而言之，以父亲的职业测定的社会出身的影响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并且看来主要在两个方面起作用：第一，这些影响通过教育（间接地）传递下来；第二，地位出身对目前的职业而不是对首次职业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出身对目前职业的影响无论同教育还是同首次职业的影响比较起来都是相对小的。父亲教育程度的影响看来仅对儿子的教育模式提供有限的解释，除此之外，几乎完全不起什么作用。
在这一点上，我们本可以通过进一步增加变量而把这路径分析深入一步，但在这里，我们不这样做(23)——我们也不打算冒冒失失地将英国1972年研究中运用模型的价值同美国布劳和邓肯1962年研究中运用模型的价值进行比较(24)，相反，我们转到了另一个方向——分解同龄群体的路径分析，以发现模型中每一路径影响力量的变化趋势。1972年的样本按25—39岁，40—59岁分为两组，这意味着他们是在1944年教育法实施前后分别接受教育的，分开后的分析结果见图3。
图3 为1944年教育法前后“教育和流动”过程比较而作的路径分析
基本模型是“布劳和邓肯”类型。人员（a）在英格兰和威尔上接受教育的25—39岁男性。（b）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接受教育的40—59岁男性。
变量同前；（1）父亲的教育，（2）父亲的职业，（3）被调查者的教育，
（4）被调查者的首次职业，（5）被调查者的目前职业。
系数以（a）／（b）表示
依据的相关胜：
基于这一分析，有以下几点推论：
1．父亲的职业地位同父亲的教育程度的相关性有增加（0.341对0.422）
2．父亲的职业地位对被调查者的首次职业的直接影响是低的，并呈下降趋势（0.137对0.083），并且，父亲的教育程度对儿子首次职业的直接影响，两个群体都非常低（0.028，0.037）。
3．但是，这两个家庭背景变量对被调查者的教育的直接影响增加了：p32从0.255增加到0.272，p31从0.211增加到0.253。
4．教育对首次职业的直接影响是相当大的，并还在增大（从0.468到0.522）。
5．教育对目前职业的直接影响也处于增大之中（从0.325到0.345），但服从于某些限制。(25)
6．父亲的职业对目前职业的直接影响在下降（从0.194到0.150），父亲的教育程度对目前职业的直接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7．首次职业对目前职业的直接影响相当大，并还在增长。
那么，什么是能人统治？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扬的“操作化”概念。他根据“智商加成就”作为取得职业地位的决定性因素给它下了定义。但扬的这一观点对于我们所使用的路径分析模型是不够有效的。为了证实扬式的能人统治社会的趋势，首先必须证明智商同职业地位之间的相关性在增长，其次还要证明成就与职业地位之间的相关性也在增长。进一步说，如果经济收入能够取代地位，那么，就同样还得证明第三、第四个趋势。但我们的数据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并且，据我所知，也没有任何其他数据来源提供了这样的证据(26)。
然而，如果我们根据先赋的因素（以家庭背景为指标）和获致的因素（以教育文凭为指标）之间的区别来定义能人统治的话，那我们就能从纳菲尔德学院的数据中辨认出趋势来。很显然，在代际之间的职业地位传递中，先赋的因素和获致的因素都起着作用，我们既不是生活在一个世袭社会里，也不是生活在一个地位随机再分配、代际之间互相隔绝的社会里。我们还得记住，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职业结构的变动对向上流动产生了更多的机会，因此，在整个社会里，从整体上看，构成了一个净的升迁性流动。尽管社会机遇的骰子根据阶级出身而加权，然而，这一场“比赛”日益依赖孩子们锻炼出的机智，学校通过颁发文凭而作了裁判。战后，家庭的阶级等级制对教育机会和文凭的直接影响一直在增长，与此同时，教育同首次职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这样，教育逐渐成为代际之间地位传递的中介，它要求学校通往就业的道路比前一代人更加完善，教育也是通向独立于家庭的能力的中介。教育传统地被认为是个获得成就的主要机构，但是与此同时，代际间的流动过程，既是教育日益对其发挥支配作用的过程，也是先赋因素像教育一样竭力表现自己的过程。况且，我们的路径分析也证明了，社会出身或“先赋因素”对一个人以后的职业生涯有直接的影响，即是说，就业以后，家庭的影响也并没有随之结束。
这样，对于机会平等来说，平等性这一老问题仍然存在，仅仅是它的特点和背景变了。1945年以后的经济和技术变化扩大了就业的机会，但是社会和教育的政策没有成功地利用这一形势，以实现一个平等的或能人统治的社会。
(1) 承蒙J·里奇（John Ridge）对本文运用的路径分析法给予指导和计算。本文提供的数据得自牛津大学的一些社会学者的辛勤劳动，他们是J·戈德索普（John Goldthaorpe）、K·霍普（K. Hope）、P·索伯恩（P. Thorburn）、C·卢埃林（C. Llewellyn）、A·希思（A. Heath）和S·格雷厄姆（S. Graham）。
(2) V·帕累托：《理智和社会（The Mind and Sobiety）》（纽约：Har court Brace，1935年）Vol Ⅲ. Par. 20，2053—2054。
(3) M·扬（M. Young）：《能人统治的崛起——1870至2033年（The Rise of Meritocatay 1870 to 2033）》（伦敦：Thame s and Hudson，1958年）。
(4) P·布劳和O·D·邓肯：《美国的职业结构（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纽约：John Wiley，1967）。
(5) K·马克思：《资本论》VOL. Ⅲ（1926年版），第586页。
(6) S·奥索夫斯基（S. O ssowski）《社会意识中的阶级结构（CLass Structure in Social Conscious-ness）》（伦敦：Routledge ＆ Kegan Paul，1963年）。
(7) D·V·格拉斯：《英国的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 in Britain）》（伦敦：Routlege ＆ Kegan Paul，1954年）。
(8) 例如，K·斯瓦拉斯托戈（K. Svalastoga）：《声望，阶级和流动（Prestige Class and Mobility）》（哥本哈根：Gyldendal，1959年），G. 卡尔森，《社会流动和阶级结构》（隆德：C. W. Glcerun，1958年）。
(9) P·布劳和O·D·邓肯：《美国的职业结构》（纽约：John Wiley，1967）。
(10) B·伯恩斯坦：《社会阶级和语言发展：一种社会学习的理论（Social Class and Linguistic Development）》，见A·H·哈尔西主编的《教育、经济和社会（Education，Economy and Society）》（纽约：Free Press 1961年），第308页。
(11) 当然，由于所有的流动性分析基本上是表现了一种历史的画面，所以战后改革，尤其是综合中学发展的全部影响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还不会显示出来。
(12) K·霍普编辑的《社会流动分析（The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2年）。
(13) 在这一方面，弗拉德、马丁和哈尔西的《社会阶级和教育机会（Social class and Educatlonal Opportunity）》（伦敦：Heinemann，1957年）一书直接受到格拉斯研究的鼓舞。见A·H·哈尔西主编的《能力和教育机会（Ability and Educational Oppotunity）》（巴黎：O. E. C. D.，1961年）。《罗宾斯报告》（高等教育委员会报告，伦敦，1963年）的附录1对于早先反对在英国扩大高等教育的能力库理论给予了特别有力的一击。
(14) L·瑟罗（L. Thurow）：《教育和经济平等（Education and Economic Equality）》，见《公共利益》，Summer 1972，第66—81页。
(15) R·布东（R. Boudon）：《教育，机会和社会不平等（Education，Opportunity and Social Inegeuality）》（纽约，John Wiley、1973年）。
(16) 结合指数是儿子获得与父亲同样地位的实际比例（如果父子间的地位是随机联系的话）。比例为1，表明“完全的流动性”，比例大于1，则表明了自我补充的程度。
(17) 例如，A·利特尔（A. Little）和J·韦斯特加德（J. Westergard）提出一些证据认为，扩大教育并不导致教育中的各阶级机会平等，见他们的《英格兰和威尔士教育机会中的阶级分化趋势》，载《英国社会学杂志》，15，（1969），第300—315页。
(18) 路径分析的一种解释见布劳和邓肯的《美国的职业结构》第四、第五章；O·D·邓肯的《路径分析》（《美国社会学杂志》72，1966年）；N·基费兹（N. Keyfitz）的《机会质量和社会流动：分析方法的调查》（提交给O. E. C. D．关于教育、不平等和生活机遇讨论会的论文，1975年）和K·霍普的《路径系数的解释》（《社会学》1974年，5）。
(19) 布劳和邓肯：《美国的职业结构》第169页。但需注意布劳和邓肯根据的是被调查者16岁时父亲的职业。
(20) K·霍普的计算表明，1972年的数字可能更为精确。
(21) 参阅布劳、邓肯：《美国的职业结构》，第182—184页。
(22) 图1中表示的英国分析与美国1962年的研究（布劳、邓肯：《美国的职业结构》，第169页）的比较证明了，父子职业的相关性，英国要低些（英：0.34，美：0.405）。教育—职业相关性无论是对于父亲，还是对于儿子，英国都要高些。这就表明，在英国的例子中，模型可解释的方差要少一些，换句话说，目前职业同教育和出身的联系，英国要比美国更为松散些。
(23) 对这一类型更为综合性的分析可见我的同事J·里奇（J. Ridge）和A·希恩（A. Heath）所著的《英国的教育和流动》（牛津大学出版社，1976年）。
(24) 从布劳和邓肯所著的《美国的职业结构》一书的第170页中可以看到，在美国，父亲的职业和父亲的教育相关性较高，并且，父亲的教育同儿子的教育，父亲的职业同儿子的首次职业的路径系数也很高。但是，父亲的职业同儿子日前的职业，父亲的教育同儿子首次职业的路径系数却较低。
(25) 当比较模型之间的路径系数时（已被标准化了的），必须加上一种说明，这里有变化的两种不同来源，路径系数和实际的相关性可能是有差异的。
（a）因为斜率（slope），或者一种变量变成另一种变量的“交换率”已经改变了。
（b）或者，因为一种变量的方差或分布模式同另一种变量的方差或分布模式相比已经改变了。
在第一种情形下，我们根据上面的结论4可能会说，超出首次职业地位所需水平的教育程度可能会给年轻一些的群体带来更多的“收益”。教育资格转化成职业地位的比率已有改变，以至于特定的教育资格可以得到更高的地位。这是一种关于没有标准化的回归系数b43，而不是路径系数p43的看法，因为b43不受方差中任何外来变化的影响，而这些变化在我们p43时，却可能会使我们产生误解。事实上，在数量之间的关系上，一般是：
这里的S. d. y和S. d. x是相应的标准差。在现在的例子中，首次职业是y，教育资格是x，如果教育资格的方差显著增大，而首次职业的分布仍保持稳定的话，那么，很显然，结果将与bs是一致的，而将完全不同于ps。单单分析标准化了的系数（ps）会得出，首次职业地位依赖于教育的程度将会增长，尽管实际发生的变化也许是完全不同的。
为此，没有标准化的b系数重新计算并同路径系数比较，仅仅在对得自于路径系数的结论应作修正的情况下才是必需的。事实上，被影响的仅仅是结论5：教育对目前职业的直接影响正在上升。相反，尽管目前职业地位的方差几乎没有变化，但是教育或资格水平的方差却出现了急剧的增长。斜率或“交换率”实际上已改变了另一路径：在特定的教育水准上，年龄大一些的群体比年青的群体获得了稍高的职业地位，至少对目前的职业来说是如此。这一结果几乎可以完全归之于年青群体中目前职业方差的人为限制，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没有到达一个“稳定的”职业岗位上。当人们在解释包含了目前职业地位变量的任何变化时，例如上面的结果7，人们应当记住这一点。为了那些希望白己算出标准化的系数的人，现将标准差列出如下：
(26) C·詹克斯已经声称，就美国的研究而言，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赵明译自J·卡拉贝尔、A·H·哈尔西合编：《教育中的权力和观念》，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年英文版，第173—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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