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学生的干政活动及鸿都门学的创办

一、太学生干预政治活动的兴起

前文已述,太学作为朝廷兴办的全国最高学府,是封建统治者网罗士人和培养、选拔治国人才的重要机构。特别是在独尊儒术的政策下,统治者需要利用儒学来维持政治思想上的统一,求得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因此必然要重用(即便是形式上的重用)经术之士,置五经博士、设弟子员就是落实这一方针的具体体现。这样,太学自它诞生的最初起,便与政治融为一体。董仲舒在《对贤良策》中强调“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学术研究也好,道德修养也好,归根结底都是要为政治服务的,否则,统治者就没有必要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来办太学。

儒学本身就是以社会政治学说为主体构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其所追求的基本目标,可以说只要学于儒家,就不可能脱离社会政治。通经致用是儒生一贯强调的治学原则,无论是高层次的实现修己治人的理想,还是低层次的追求功名利禄的待遇,从政都是不可缺少的前提。正是因为儒学教育的内容是圣贤所言的治国之道,学习的前途又是做官从政,因而学生在校学习时即多关心时政,试图学有所用。特别是汉代独尊儒术之初,崇尚以经术施用于吏事,更助长了治学联系政治的风气。

独尊儒术的最主要的结果就是“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123]。儒家士大夫集团成为政府官员中极有势力的一个群体。这些人以经学起家,学而优则仕,尽管彼此间有时也免不了倾轧,但总体上毕竟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和学术渊源。士大夫中具有学业上的师生、学友关系和官场上的考核、举荐、提携关系是相当普遍的,其中许多人做过博士或博士弟子,太学是他们发迹的基地。而在校的太学生与朝中士大夫本有着学术上的承袭关系和政治上的共同立场,加上荣辱与共的相互倚助,使太学历来是开展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

汉代太学生常有上疏言事、陈述政见之举。如终军善辩说、作文,到太学不久就上疏言事,汉武帝赏识他的文采,拜为谒者、给事中。萧望之为诸生时,曾劝诫大将军霍光以礼待士,以效周公之德。孔僖因与同学崔骃在宿舍议论,有对汉武帝不恭的言语,被邻舍梁郁上书告发他俩“诽谤先帝,刺讥当世”^[124]。孔僖也上疏章帝作自我辩解。章帝本无加罪孔僖之意,见书后遂下诏勿再审理此事。

太学生第一次大规模介入政治斗争是在西汉末年。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司隶鲍宣因制止丞相车马越礼行驰,而得罪了丞相孔光,被加上“亡人臣礼,大不敬”的罪名下狱。鲍宣为当时名儒,事发后,博士弟子王咸举幡太学下,号召:“欲救鲍司隶者会此下!”^[125]诸生一下子聚集了千余人,待孔光上朝时,阻拦住道路与他论理,使丞相的车不得行进。又集体赴皇宫前上书请愿。应该说这比鲍宣阻拦丞相府车马的事严重多了,理应更加严惩才是,但哀帝不愿事情闹得太大,遂下令免除鲍宣死罪,以髡钳之刑发落了事。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学潮”,达到了使统治者让步的效果。

总的来看,从西汉到东汉中叶,朝廷对太学生介入政治事务多持宽容的态度。像博士范升下狱,弟子杨政抱范升幼子拦驾求情;博士欧阳歙下狱,“诸生守阙为歙求哀者千余人”^[126],弟子礼震更是自系上疏,恳求以身相代,还都得到了统治者的理解。在这种环境下,太学生自然常与朝中士大夫联络一气,论述朝政,评价朝臣,在当时是一股足以震撼政坛的巨大舆论力量。宋人对太学戏称为“有发头陀寺,无官御史台”^[127],是说太学生有头发,但生活清苦得像和尚;无官位,但言论威力抵得上监察御史。可以说,这种特点在东汉时就有了。《后汉书·党锢传序》指出:

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进阶、扶风魏齐卿,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

这些人都是声望甚高的名儒,有善于鉴别人品的盛名,加上学界、政界的大力宣扬,更增添了他们言论的威力。例如晋文经、黄子艾“恃其才智,炫耀上京”,由于有人捧场,名声一时也被炒得沸沸扬扬,甚至公府辟召人才都要先向他们咨询。但符融经观察后,认为二人名不副实,于是到太学,并告李膺:“二子行业无闻,以豪杰自置,遂使公卿问疾,王臣坐门。融恐其小道破义,空誉违实,特宜察焉。”^[128]李膺表示赞同。二人于是声名大衰,宾客顿减,不过十天左右,就自感无趣,匆忙逃离京师。太学中发出的评论简直具有一言九鼎的力量,难怪朝臣都害怕出自太学的贬议。这在儒家士大夫尚能左右朝政的情况下,自然有发挥监督作用的积极意义,但在政治完全变质后,太学生追随士大夫的干政活动就使掌权者难以容忍,尖锐的冲突随之爆发。

二、东汉末年的太学生干政和“党锢”事件

东汉自和帝以后,历代皇帝都是年幼即位,且在位时间不长。皇帝缺乏亲自执掌政权的能力,权力就被外戚和宦官轮流把持,政局不稳,朝政也日益腐败。外戚集团多出身显贵,与儒家士大夫集团有相当密切的联系,受后者的影响也较大。不过外戚如过于专权跋扈,也会与士大夫发生冲突。如顺帝时大将军梁冀最初重用儒士,举李固,用朱穆、张纲等,但后来昏暴恣纵,招致士大夫反对,遂罗织罪状,诛杀李固。但总的来看,外戚与士大夫的关系还是以合作居多。陈蕃力主桓帝立窦后,一度“与后父大将军窦武同心协力,征用名贤,共参政事”^[129]。窦武也特别注意笼络士人,自己力求保持廉洁,“清身疾恶,礼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而且凡“得两宫赏赐,悉散与太学诸生”^[130]。因此深得太学生拥护,与陈蕃、刘淑一起被誉为“三君”。而宦官本是皇帝的阉奴,出身、人格均十分卑贱,因此历来被士大夫所鄙视。宦官一旦掌权,与士大夫的矛盾必然尖锐化,桓帝、灵帝时的形势就是如此。《后汉书·党锢传序》言:“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太学生自然卷入了这场激烈的政治斗争。

桓帝永兴元年(153年),冀州刺史朱穆因惩治宦官赵忠越礼葬父,被下狱判罚苦役。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赴皇宫前上书请愿,为朱穆申冤,表示“愿黥首系趾,代穆校作”^[131]。这是汉代太学生规模最大的一次示威。桓帝见声势太大,不得已作出让步,赦免了朱穆。延熹二年(159年),桓帝在宦官的支持策划下,诛灭大将军梁冀,为首的单超等5名宦官同日封侯,宦官势力如日中天。两年后,战功卓著的皇甫规因拒绝宦官索贿而被罗织罪名下狱,判决充军,引起朝臣愤慨,“诸公及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诣阙讼之”^[132]。正赶上桓帝诏令大赦天下,于是此案就势告结。太学生的几次干政,基本上都达到了自己的最低要求,士气更为高涨。但是掌权的宦官集团绝不会容忍士大夫集团对他们的制约,他们终于策划了大规模的打击迫害,这就是两次“党锢”事件。

第一次“党锢”发生在延熹九年(166年)。司隶校尉李膺清正苛严,屡次惩办为非作歹的宦官亲属及与宦官厚交的贪官污吏,因此最遭宦官忌恨。李膺又不顾赦令,杀掉交结宦官并给桓帝占过卜的术士张成的儿子(受其父唆使而杀人),使桓帝很不高兴。宦官趁机发难,唆使人控告李膺等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133]。于是桓帝震怒,将李膺等收捕入狱,并且列出一个200余人的“党人”黑名单,派人四出搜捕,悬赏捉拿。在这种恐怖气氛下,不少士人不畏邪恶,表现出凛然正气。如太学生陈塞在事发后表示:“吾不就狱,众无所恃。”^[134]遂自行请囚。范滂被捕后,“三木囊头,暴于阶下”,面对审讯,慷慨陈词:“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愿埋滂于首阳山侧,上不负皇天,下不愧夷、齐。”^[135]连审讯官都为之感动。陈蕃、贾彪、窦武等朝臣纷纷出面营救,桓帝迫于巨大的舆论压力,于一年后宣布大赦党人,随后不久,桓帝也死去了。这次“党锢”时间不长,但开创了统治者大规模地系统迫害知识分子的恶劣先例,而且斗争并没有结束。李膺等被免归乡里后,“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136]。太学中根据各人在这场斗争中的表现,给优秀分子分别冠以“三君”(言一世之所宗也)、“八俊”(言人之英也)、“八顾”(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八及”(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八厨”(言能以财救人者也)的称号,成为受人仰慕的名士。

第二次“党锢”事件很快就发生了。灵帝建宁二年(169年),宦官头子、中常侍侯览报复茂才张俭曾检举他残害百姓的劣迹,唆使人控告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137]。在得到灵帝准予收捕的诏令后,遂乘机大加株连,肆意扩大“党人”范围,厉行搜捕,凡入狱者,十之八九都给酷刑折磨而死。包括前次“党人”李膺、杜密、虞放、范滂、巴肃、荀昱、魏朗、翟超等百余人都死于狱中。一批小人或为立功求赏,或为私下报复,也踊跃揭发,致使在这场祸乱中被处死、流放、免官禁锢者多达六七百人。但士大夫中临危不惧和舍死相助的动人事迹也不少。如收捕范滂的诏令下达后,县令郭揖留下印绶,打算与他一起逃亡,被范滂谢绝。范滂投案上路时,其母和他诀别,告慰他说:“汝今得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138]这次事件的引发者张俭只身逃亡,所到之处,“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139]。张俭投奔故旧孔褒家,孔褒不在,其弟孔融收留了他。后官府发觉,追究责任。孔融说:“保纳舍藏者,融也,当坐之。”孔褒说:“彼来求我,非弟之过,请甘其罪。”其母也出来承担责任:“家事任长,妾当其辜。”^[140]全家争死,连地方当局都不忍下手,报到上面,竟还是把孔褒处置了。在如此残酷的迫害下,已无忠义之士的立足之地。

熹平元年(172年),有人在宫前写了一个匿名帖子,控诉宦官多杀党人,公卿无有忠言者。侯览、曹节恼羞成怒,认为这一定是太学生干的事,于是令司隶校尉派人“四出逐捕,及太学游生系者千余人”^[141]。熹平五年(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疏为党人鸣冤,言辞恳切。灵帝阅后大怒,将曹鸾下狱拷打至死。并将此事归结为余党仍在活动,“于是又诏州郡,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锢,爰及五属”^[142]。在一轮又一轮的迫害下,“当时太学诸生三万余人,其持危言核论,以激浊扬清自负者,诛戮禁锢,殆靡孑遗”^[143]。东汉政治已黑暗到了顶点。

第二次“党锢”延续了25年之久,但对儒家士大夫及太学生的残酷镇压并未能使统治者坐稳江山。中平元年(184年),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爆发,很快便呈燎原之势,东汉统治摇摇欲坠。就连掌权的宦官集团也意识到,必须解放那些有才干有号召力的士大夫官僚来共同对敌,千万不能让他们倒向敌方。中常侍吕强对灵帝说:“党锢久积,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144]灵帝对此也感到恐惧,于是大赦党人,凡流放出去的人家均可返回故土。“党锢”的解除确实增强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力量,但已无法扭转士人对朝廷的离心离德,许多人再也不愿入仕为官。东汉政权已走到了它的尽头。

三、与太学分庭抗礼的鸿都门学的创办

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正是“党锢”达到最高峰的时候,一所新型的中央官学设立于皇宫鸿都门内,这就是鸿都门学。它的创办在此之前,光和元年只是正式“挂牌”而已。鸿都门学的出现是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的。

桓、灵之际,儒家士大夫及归属于他们的太学生与专权的宦官集团之间的斗争已尖锐到难以调和的地步。当权者虽然也能网罗到一些儒士,如桓帝的老师、尚书周福和河南尹房植等,但毕竟势单力薄,成不了气候,而且这些人还常为学术界所蔑视,如周福就被嘲笑为“因师获印周仲进”^[145]。“党锢”事起以后,士大夫遭到残酷迫害,清流名士都被排斥出朝。太学生中有个性、有才华的人多被诛戮禁锢,只剩下一些蝇营狗苟者,干的是“争第高下,互相告言,至有行赂定兰台漆书文字以合其私文”^[146]的逐名求利的勾当,此类人根本派不上用场。总之,太学已完全失去了昔日作为天下学术文化中心的风采。在这样的形势下,统治集团感到有必要开办新的官学教育,培养依附于自己而又有一定学术文化品位的人才,以取代不予合作的士大夫阶层的固有地位。既然经学领域已插足不进,那么只有另辟蹊径。而除经学外,辞赋、书法、绘画也是具有影响的文化领域。

灵帝本人是一个书画爱好者,他自造《羲皇篇》50章,又招用了一些能为文赋的诸生,本来还是重在经学,后来则扩展到招用善于尺牍之文及书写鸟篆者,共数十人。据说这些人多是缺乏品行志趣的市井之徒,而灵帝却很宠爱他们,让他们待制鸿都门下,即准备予以重用。这样自然引起正统士大夫官员的不满。熹平六年(177年),中郎蔡邕上封事指出:

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臣每受诏于盛化门差次录第,其未及者亦复随辇皆见拜擢。既加之恩,难复收改,但守俸禄,于义已弘,不可复使理人及仕州郡。^[147]

他认为这些人只不过有点儿小才小艺,以供消遣而已,不能治理国政,因此给他们俸禄供养着就已经够恩惠的了,怎么能委任他们州郡之职,用以治民呢?他指出“今并以小文超越选举,开请托之门,违明王之典”,请求灵帝“忍而绝之”。蔡邕拘于传统观念,并没有体会统治者重用鸿都门生的用心,这道封事反倒激发了灵帝正式办学的意图。次年也就是光和元年(178年),“遂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72弟子像。其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刺史、太守,或人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148]。

从鸿都门学建立的经过看,这是一所专门从事辞赋、尺牍、书法、绘画创作及教学的专门机构。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说明它还是以尊儒为标榜的,但在传统儒者的眼里,它的教学内容都是一些雕虫小技,它的生源也都是一些类似俳优的技艺小人。问题在于统治者给鸿都门学生以极高的待遇,他们由州郡三公荐举辟召,相当于察举正式科目出身;入学后享有俸禄,相当于正式吏员,都高于太学生的待遇。特别是他们的升迁,或任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或在朝廷中枢部门任职,甚至封侯赐爵,这更是连太学博士都望尘莫及的。如此小人得志,士大夫当然感到羞耻而不愿与之同列于朝。

鸿都门学建立之初,就招致一片反对声浪。当年,光禄大夫杨赐上疏,抨击“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这是“冠履倒易,陵谷代处”,完全颠倒了等次地位。他感叹:“殆哉之危,莫过于今!”^[149]但灵帝继续给鸿都门学升温,竟敕令为鸿都文学官乐松、江览等32人画像立赞,以勉励学者。于是尚书令阳球也出面表示坚决反对,他上奏言:

案松、览等皆出于微蔑,斗筲小人,依凭世戚,附托权豪,俯眉承睫,徼进明时。或献赋一篇,或鸟篆盈简,而位升郎中,形图丹青。亦有笔不点牍,辞不辩心,假手请字,妖伪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蝉蜕滓浊。是以有识掩口,天下嗟叹。臣闻图像之设,以昭劝戒,欲令人君动鉴得失。未闻竖子小人,诈作文颂,而可妄窃天官,垂像图素者也。今太学、东观,足以宣明圣化,愿罢鸿都之选,以消天下之谤。^[150]

总的来看,所有反对鸿都门学的观点,都集中在鸿都门学师生享有优厚的待遇上。阳球的主张也只是取消他们的选官途径,不得拥有凌驾于儒家士人之上的前途,并非根本否定办学,可见关于鸿都门学之争的焦点在于地位和权力之争。阳球认为有太学、东观这些传统的学术和教学机构足矣,而统治者正是要以鸿都门学为基地,来造就一支新的士人队伍作为自己的统治基础,二者利益驱动完全不同,自然无法谈得拢。鸿都门学的成员固然缺乏治国之贤才,而当时在“党锢”高压下的太学及整个官场也不见得好多少,又何必苛求于鸿都门学呢?如马端临所评:“其在学授业者,至争第更相告讼,无复廉耻。且当时在仕路者,上自公卿,下至孝廉、茂才,皆西园谐价献修宫钱之人矣,于鸿都学士乎何诛?”^[151]政治的黑暗腐败导致学术的颓废萎缩,这正是一个王朝末日的景象。不过鸿都门学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文学艺术专门学校,在教育史上毕竟占有一席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