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盖地的时代：装酷、作秀、发嗲、哇塞、醋溜、跳槽、洗白之类土洋词汇蜂拥而来，令人应接不暇。而有的人，更是一个劲儿地炒作“平平淡淡才是真”、“苦难创造天才”、“青春无悔”、“回归自然”等等，似乎他们全都过的是平淡而自然的生活，想的是如何在苦难中创造辉煌之类的玩意儿。其实，拆开西洋镜一看，不对了：那些个口口声声喊“平淡是真”的人，过的其实是下岗工、失业者难以想像的灯红酒绿的日子；那些个念叨“苦难经”的人，其实多是仕途顺畅的既得利益者；那些个嚷嚷“回归自然”的人，不少是刚跨进城市门槛儿的漂泊者，骨子里渴望的其实正是那不夜城的美丽景致……凡此等等社会上“一人挥臂众人吆喝”的呓语，便拥塞成了今天一痕独特的痈疽，那就是“现代矫情”。
本来，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矫情即“故意违反常情，以表示高超或与众不同”。不过“现代矫情的影响、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一些人便自觉或不自觉地滋生了一种不知今日几何的轻狂傲慢，衍生出一种自以为如何得意的虚矫豪情，于是便下意识地四处张扬起这份既虚又矫的心态来。这种张扬，与其说同祥林嫂相似，倒不如说跟阿Q同源——因为，玩这种矫情的人，他骨子里其实分明知道自己的“斤两”，也略知自己的底细，心眼里也并不鄙视那样的美日子富贵相；然而为着显显阔、摆摆谱的欲求，为着表示某种与众不同，却硬是打肿脸充胖子，发起梦呓来。本来，阿Q伎俩还多少有点特立独行的味儿，可现代矫情却不同，它非常容易像流感一样传染开来，形成一呼百应的“集体无意识”，从而酿成一种气候或氛围，散发出极大的诱惑与能耐来，将芸芸大众吸引过去。惟其如此，我们才将其视为一种流行症状：“现代矫情综合症”。具体说来，流行性“现代矫情综合症”的主要病症有如下几种：
一曰“酷”症。患这种病的人既年轻，又大都属于自诩的“白领阶层”。其典型症状是以“酷”作态、以“另类”为旗。因为工作条件优越、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再加上某些基本常识的操作，这就为他们一展自身的“酷”态提供了有利条件：不时地喊几声“累极了”，仿佛他真是负了天下兴亡之大任的“斯人”似的；或者以吟咏“苦恼的美丽”来显示与众不同的所谓风采，似乎他或她就是潘安再生、昭君重现的一个克隆之人。至于更为年轻的白领，则像害了流行性臆症似的，一个劲儿地装嫩、扮傻：女对男是拼命地“发嗲”，男对女是使劲儿地“醋溜”。上述之人，大都偏爱一个字——由西洋文演绎而来的“酷”（cool）字，或是从东洋拾来“蔻”（cute）字，因此名之为“酷”症。其实，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除了可笑的稚嫩与无聊之外，更多的则是为人所不齿的浅薄与无知。
二曰“作秀”症。感染这种病症的多为受众甚广的媒体中人，尤其是电视、网络之类媒体中人。他们信奉“作秀”的号召力和吸引力，便一个劲儿地以“模仿秀”来博得受众廉价的欢心。他们一边逗众人呵笑，一边像吃了迷魂药似地追逐青春偶像，模仿来一个个泥塑木雕的假意虚情却毫不脸红。更多的电视台则以“直播”为招徕，拆开西洋镜一看，却不过是导演指挥棒下的作秀：他们录制的观众笑声，其实是导演命令下的“假起哄”；他所特制的“这一刻”纪念日，其实是早就精心备下的“那一时分”。至于征婚，更是一种作秀——事实上，除了文艺作品中的角色，谁肯当着众多第三者的面，吐露心中的真情实爱呢？更有甚者，继人为地制造所谓“世纪宝宝”的出生直播之“秀”以后，连最敏感也最具个人隐私性质的死亡，也被某成功人士拿到网上亮相，当作制造轰动的工具，以便在“死亡目击”的幌子下沽名钓誉和蔼可亲的态度是永远的介绍信。
三曰“炒作”症。一些掌握了话语权的人，他们的矫情病症是“作势”——这个“势”，是装腔作势的“势”，也是能造出一定声势的“势”，当然也是势利的“势”。这种“作势”，一方面是将矫情对准名人，在文化市场上大搞所谓“酷评”、“炒作”之类新闻。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这些“酷评”者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一会儿痛斥金庸，一会儿责难余秋雨，一会儿干脆推出《十大作家批判书》，来它个一窝端。另一些公众性人物，则反其道而行之，更乐于将一腔“豪情”洒向低层，大作趋附世态与俗态之“势”。他们一个劲儿地迁就那些低级的趣味，一味地贴近那些浅层次的所谓审美情趣，一相情愿地迎合那些感官的刺激……个中目的，除开噱头式的矫情之外，更多的则是一种对商业性功利的狂热追逐而已。
四曰“唱反调”症。患此症的多为公众人物，名人或人气大盛的人。有的亲自参与矫情的大甩卖：分明是些运气骄子、没有第二人能克隆的“三朝四朝宠儿”，却一开口便做出“痛说革命家史”的模样，有意大叹苦经，大扯“做名人难乎其难”的幌子，大吹“成功是苦难造就的”之类谎言，其实骨子里有的是高人一等的沾沾自喜。另一些“事誉寰中”的年轻新秀，却偏偏抛出什么“渴望年老”、“下辈子不做演员”之类的“泄气话”来掩饰自己内心的极度喜悦，有哗众取宠之意而无实事求是之心。还有的分明是些靠“名人效应”大发其财、盗名窃誉的人，他们一会儿吹嘘“平平淡淡才是真”，一会儿喟叹“做名人的难处有谁知”，其“叹苦经”可谓笑料百出，全无半点真诚，真可谓“作势”到家了。
五曰“青春无悔”症。患这种病症的主要有两种人：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及后来的下乡知青，历届政治运动冤假错案的受害者。的确，就他们个人对待自身过去的错事、傻事及苦难的态度而言，可以说有接受锻炼、磨砺意志之类的作用与收获；然而，从整体而言，就主要方面而言，这种“作用与收获”无论如何都是不值得以“青春无悔”的态度去赞扬、歌颂的。杨澜谈到，在采访昔日的知青时之所以选中史铁生，她这样说：“找谁来谈这个话题呢？我想起了史铁生。因为他既没有高喊什么‘青春无悔’，也没有‘孽债’之类的血泪史，而是多了一点平和、幽默和人性的色彩。”歌颂错误的东西，跟赞美苦难的东西一样，只能是一种虚矫心态的反映，有故意掩饰内心空虚或者自我欺瞒之嫌。
其他的一些“现代矫情症”，还包括“向往平凡症”、“包装时髦症”、“回归自然症”、“喊累症”、“另类症”……这些病症中，有一点是共同的：凡此堂而皇之的“矫情病”，无一不是现代人依仗现代时空舞台来精心策划和“扮演”的，因此显得非常虚假、造作。它仿佛一阙琼瑶式的“心有千千阙”的矫情之歌，又如同一束好看、用塑料或纸做成的五颜六色的花，虽动听好看却没有一星半点的真情与活力。从中，我们不难窥视到那个根深蒂固的人性弱点——虚荣心、趋时意。因为虚荣，所以“我们总是喜欢那些赞赏我们的人，而未必喜欢那些我们所赞赏的人”；因为趋时，所以“我们总是被价格便宜的东西所诱惑”，而这种诱惑又常常是随兴而来，又随兴而逝的，它既不会有助于人，也不会长久于世。
归根到底，现代矫情是一种虚伪无知、华而不实的传染病症，一旦蔓延开来，就只会对社会公正、社会道义起着腐蚀作用。试想，当道德也作起秀来，也矫起情来，那情形会怎样呢？是的，只会使我们跟着时髦的矫情走，从而以丑为美、以假为真，怡笑千古了。不是吗？法国就曾闹过这样的矫情笑话。“太阳王”路易十四得肛瘘病了，王宫一片惊惶，上下为之焦躁；然而，奇迹出现了，就是这个不登大雅之堂的肛瘘病，却突然飞黄腾达起来：上上下下都以谈论它为荣、了解它为荣，甚至一窝蜂地要求检查自己有没有肛瘘，为自己也能害上一回这“富贵病”而倍觉荣幸。当时有一位叫迪奥尼的名医，就曾遇到过30多个肛瘘“患者”，相约而来主动要求做手术的事儿；医生劝说根本没有必要，反倒惹得他们大发雷霆。对那些流行性矫情症患者而言，这种时髦病是“大可一害”的：害了，于己才能像国王那样高贵起来；不害，倒反而可能是一种罪过，是“乡巴佬”式的贱货。这不正是一种黑白颠倒与是非混淆的矫情症么？
（瞿泽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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