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大学的时候，校园里已经没有了浓厚的学术氛围，更多弥漫的，是那种玩世不恭的心态和过分现实的生活追求。
很不幸，我就是其中的一员。我读的是历史系，可这并不是自己喜爱的专业，于是，每天的上课，就成了一种煎熬。那时聊以自乐的，便是戏谑任课的老教授们（为了尊重这些师长们，以下暂且隐去他们的姓名）。
A教授长得其貌不扬，脸长且黑，宽宽的眼镜下，偏偏又生就一个小而瘪的嘴，显得极不协调。常年穿一件藏青色中山装，上课时，身子几乎是匍匐在讲台上，于是常常沾得一身的粉笔灰。而偏偏是这么一位，却开设了“西方美学史”的选修课，不免让人感觉啼笑皆非。A教授颇有些孩童心，那时候班上有一个长得很英俊的男同学，因为阴差阳错进了历史系，于是便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抵抗政策，每节课都用眼睛死死瞪着任课教师而誓死不抄一个字。偏偏这位A教授平生最恨不作笔记的学生。那一年的期末考试，那英俊的男孩不幸成了惟一“坐红椅子”（清朝称考试不及格为坐红椅子）的人，A教授在发试卷时笑着说：“我一生的主张就是，争取95%，打击5%。”而那时我的一位室友正暗恋着那位英俊男生，这件事自然而然成了室友仇恨A教授的导火线。有一天，室友买了一本封面印有“黑猫警长”的练习本，她突发奇想地在本子上以A教授为模样，作了一番涂抹，竟然有几分相像，全寝室的人笑得前仰后合，而“黑猫警长”的外号也不径而走。
B教授倒长得气宇轩昂，五官轮廓分明，花白的头发剪成一个时髦的小平头发式，竟平添了几分帅气，看得出，他年轻时一定很受女孩子的青睐。可B教授上的课却得不到学生的青睐，在全民经商的社会大环境下，他开设的居然是“俄国革命史”，而且竟然是必修课，于是这几乎遭到了全班同学的一致抵制。或许是因为年纪大了的缘故，B教授说话时，嘴角总是泛起白色的泡沫，这时候，课堂便会一阵骚动，在同学中传递的纸条上写着：“看，他又开始吐白沫啦。”
就是在这种恶作剧的戏谑中，我们稀里糊涂地过完了四年，走上了各自的工作岗位。这之后，也有了初为人师的经历，而学校里不愿听的课竟然也派上了用场，便隐隐感觉到了当年的无知和愚昧。有一天，一位留校工作的同学给我打来电话，说A教授患了直肠癌、B教授得了老年帕金森综合症。并说，A教授那时候的匍匐上课和B教授的吐白沫都是这些病的先兆，按校方规定，他们完全可以在家休息，可历史系缺教师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于是两位老教授便把病压了下来。那一刻，我突然欲哭无泪，学校里恶作剧的场面扑面而来，那种罪恶感侵蚀着我的心。以后的几个月，我一直惴惴不安，我甚至不敢给这些师长挂去一个问候的电话，因为，那问候和过去那些丑陋的行为相比是多么的苍白啊。
过了不久，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北京大学百年华诞的庆祝晚会，当季羡林、张岱年等与北大同行了一个世纪的精神老人站起来接受北大学子的献花时，没有台词、没有音乐，有的，只是北大数以万计莘莘学子那充满敬羡和仰慕的目光。那个时候，我的泪汩汩流下，只有我自己知道，这泪积蓄了有多长的时间，这泪承载了多少的仟悔。哦，我的师长们，请接受一个无知学生深深的歉意：对不起，我的师长们！
（黄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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