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弼：为人处世的本性在人间

为臣者以规谏和纠正君王的过失为己任，为君者贵在能够虚心纳谏，诚心改过，这才是正常的君臣关系。后魏大臣古弼和太武帝就是一例，古弼视直言规谏为尽忠尽责，太武帝珍视其为一国之“宝”。

古弼自小忠厚严谨，正直刚正，明元帝曾赐名“笔”，意为嘉奖他像笔那样正直又有才能，所以人们尊称其为“笔公”，后来改名字“弼”，说他有辅佐的才能。

太武帝即位后，古弼因功历任侍中、吏部尚书等职。有一次有人上书，说御苑猎场用地太多，占用了百姓很多田地，建议应将地还给百姓。古弼进宫要将此事上奏皇上，碰巧皇上正在同给事中刘树下棋，没有心思听取他的谏言。古弼在那里坐着等了很久，也没有机会说话，最后干脆站起来，责打刘树，说皇上不理政事，都是他的过错。皇上大惊失色，放下手中的棋道：“不听你奏事，过错在我。刘树有什么罪，放了他。”古弼将上奏的事情说了，皇上对他如此正直感到惊奇，全部同意了他上奏的事，将田地归还给了百姓。

古弼说：“作为臣子在君王面前逞强，不能算是无罪。”于是脱帽光脚到公堂自己弹劾请罪。皇上召见他，对他说：“你穿好鞋帽。我听说臣子的本职就是耿直尽忠，公正办事，这是神赐给君王的福气。那么你又有什么罪呢？从今以后，只要有利于国家，方便百姓的事，就算再唐突过分，你都可以做，不要有所顾忌。”

太武帝有一次在河西地区围猎，下诏让古弼将肥壮的马分给骑兵，古弼却命令把瘦弱的马给他们。太武帝为此大怒，说回到京城后要先杀了他。手下的官吏都害怕被杀，古弼告诉他们，说打猎一事是小罪，如果边境有外敌侵犯之事是大罪，他是将肥壮的马都充实到军队中去了，以防止意外。并说只要对国家有利，自己即使被处死也心甘情愿，此事由他一人承担。皇上听说后，赞叹道：“有这样的臣子，是国家的宝啊！”并赏赐给他很多东西。

还有一次，皇上在山北打猎，打到了很多麋鹿，下诏派五十辆牛车来运。不久皇上又对随从说：“笔公肯定不会派车给我，你们不如用马运快一些。”往回走了几百里地，古弼的奏表果然到了，说：“今年秋天谷物成熟，麻菽遍野都是，猪鹿偷吃，鸟雁损害，风雨侵蚀，早晚差别一半。请求哀怜宽缓，使百姓得以收运粮食。”皇上对身边的人说：“笔公果然如我所料，真是为国家着想的臣子啊。”

以天下社稷和百姓为重，能够纠正君王的过失，辅佐君王施行德政，这是身为忠臣贤才的本分和职责。

人和树木一样顶天立地，都得正直立于地面活着，稍有偏斜或弯曲，如不扶正，久了就难成材了。人有正直的本性，也是合乎中庸之道的，这也是人能够存活以至于繁荣的根本，天地、生命、万物何尝不也要合乎宇宙运行的规律、生生不息之道呢？如果人忘了自己的生命要符合天地正道，舍本逐末，一味地追求世间的物质享乐，那就背道而驰了，就要自作自受了。因为“人之生也直”，这也有护守着禀赋正道的生命，不可偏离的意思。沉溺、安逸于物质享乐，就已经是偏离太远了。物质享乐看似现实恰是充满诱惑的陷阱，一旦陷于其中，难以自拔。生命真正的快乐不假外求，应该就是先天已具足正直的本性，在人间正道中自得其乐。

现代过度消费的社会中，有许多人沉溺在物质的无尽享乐中，过着非常安逸的生活，这种沉溺、依赖、安逸、享乐渐渐像上了瘾一样，肆意玩乐，压缩着人先天本性的“刚直”。生活中充斥着物质诱惑，精神文明不受重视，道德沦丧，好坏善恶难辨，各种乱七八糟的表现、信息、变态心理纷纷出笼，许多人跟着学，只要有钱赚、有钱花，好像也没人管，尽情亏损道德来换取物质享乐而不可自拔，浑然不知自己的精神在萎缩。

现实社会中，还有一些外表刚强正直而内心卑怯的伪君子，是没有真正的道德修养，而虚有其表的人。这种人的心态像窃盗宵小，心术不正，心存侥幸，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是无法堂堂正正做人的道德败坏的小人。他们的行径和嘴脸见不得人，只能在阴暗中苟活。如果人心不再注重道德修养，那么社会风气就容易只看重外表，在外表上争强、欺诈不实，满口谎言。其实无论卑鄙小人表面上采取多么高压的手段，想强制别人，改变别人，那顶多也只能图谋得了一时和表面的改变而已，就算能吓唬人，顺遂了其投机的心态，但是道德败坏的事实，也已经注定好了他们为人处世的方式和所作所为不能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