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分层的观点看中国的社会现实

对社会分层的研究主要归功于那些关注社会中权力与结构的社会学家们的工作,他们用分层理论来说明和描述那些实质现象,如阶级、利益群体、地位、种族不平等、民族不平等以及社会性别不平等。他们的主要论点如下：

(1)分层会将社会划分成许多部分,它们彼此隔绝,以至于其中任何一个人与自身所处层级中的同伴成员之间的共同点都要多于与其他层级中成员之间的共同点。

(2)分层始终具有一些物质方面的特性,牵涉到财产所有权的差异和/或获取物质报酬的渠道方面的差异。

(3)分层也始终具有权力方面的特性,即社会的有些部分比其他部分更有权力,可以运用他们的权力来剥削其他层级的成员。

(4)分层的各种模式一般是相当稳定的,足以在世代之间一再被重复生产或传承。这就意味着对任何一个人来说,他有多大的可能获取物质报酬、道德的认同以及权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依据其父母的层级成员资格来预测。

(5)上层成员始终会力求排斥和剥削下层,而下层成员也会(通过教育等途径)力求穿透上层的界限,或者力求对等级秩序做大的改变,以有利于自身所处的层级。因此,分层体系一般都会突出地表现为争夺或斗争。

有关社会分层的种种奠基性主张关注的是从封建式的不平等体系到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体系过渡。马克思曾在早期的研究中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关系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社会日渐划分为两大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为后来的新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者所追随,论证了教育与阶级的关系。在新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教育机构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文化再生产的工具,它从根源上维护了现在的阶级状况。另外一位社会学家韦伯也区分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四个阶级,他们是：①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越是成为整体,工作也就趋于自动化；②小资产阶级；③缺乏财产的知识分子与专业人士(技术人员、各类白领雇员、公务员等)；④凭借财产和教育获得优势的阶级。韦伯的分析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中产阶级”,在美国,中产阶级越来越成为大多数,这也是美国所标榜的中产阶级是社会走向民主、富裕的保证。从美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看,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除了家庭因素外他们依靠的是成功的学校教育,因为美国学校教育的价值也与中产阶级的价值类似,高等教育机构似乎也就成了生产“中产阶级”的场所。

中产阶级为什么会控制了教育并使教育成为他们再生产的场所呢?新韦伯主义者柯林斯(Randal Collins)继承了韦伯的传统,集中分析了教育是如何使一些人成为中产阶级的。他认为教育也像是一个竞技场,各个集团为了达到或巩固他们的高地位阶层,都去争夺并控制教育,使教育成为达到他们目的的工具。这样,当代教育制度就成了大多数人用来促进他们自己的目的——主要是在社会流动方面的一种方式。教育已经被当代社会中的大多数人看成是改善他们自己的经济地位和获得地位、声望的一种工具。他在《文凭社会》(The Credential Society)一书里引用了韦伯的观点对当代社会教育制度进行分析,诸如,在当代社会里,教育的资格正被用来“限制角逐社会和经济有利地位的候选人的一种稀缺资源”,并且将这些有利的社会地位卖给 “教育证书的持有者”。当社会中这些教育证书持有者越来越多时,他们的资源和势力已经使高地位阶层和贫困阶层成为少数,并能左右学校教育的资源和政策,这就是教育为何成为中产阶层再生产的场所的原因之一。

上述情况在西欧许多国家中都存在着,高等教育一直是通向“高社会地位”的最佳途径。在中国,上大学似乎越来越成为就业的必备条件,“高学历”与“好职位(高收入)”挂起钩来。在还不富裕的社会,教育作为成本的投入,已经成为每个家庭中最沉重的“包袱”之一,从小学到大学,如果顺利的话,一位孩子的教育费用基本占了全部家庭收入的一半以上。贫困地区的家庭一般是供养不起孩子上大学的,那么,他们的孩子只能从事低层次的劳动,获取低的劳动报酬。

中国社会的分层状况在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就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的所谓“三大差别”已经被更多更大的差别所取代。仅从收入看,现在社会可以大致地分为高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和需救济群体。据有关人士调查发现,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失业问题近期得不到解决，而且居民收入差距会逐步扩大。还有，就是贫富两极分化已经相当明显。从城市居民内部的情况看， 1999年由国家统计局等 6部委联合进行的城镇生活调查结果显示，20%的高收入户收入占到总收入的 42.4%,20%低收入户则仅占 6.5%。不同居民家庭之间的财富占有状况更为悬殊。占总调查户 8.74%的富裕家庭拥有 60%的金融资产。而最低收入的 20%家庭仅拥有全部金融资产的 1.5%。国家统计局的一份调查报告提供的结果显示：在农村，至1998年末，占人口比重 20%的高收入农户拥有银行存款占全部样本农户总存款的比重也高达 55%,而占农村人口比重14.6%、年人均收入在 1000元以下的农户，拥有的存款尚不足总额的 3%。在高收入人群中，已经不乏私人财富逾千万元者。与此同时，贫困阶层也明显分化出来，农村目前至少有数千万人口尚未解决温饱，他们成了 “需救济群体”。其实，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看，可以粗略地分成三个阶层：总体性精英阶层、工薪阶层、贫困阶层或需救济阶层。

那么，在中国为什么没有一个中产阶层呢？其实仅根据收入情况居于中产阶层者比例非常低，还不足以构成一个阶层。中国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就是为了促进社会中中产阶层迅速崛起，但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对社会的分层还要受许多因素的制约。诸如，在20世纪 70年代末 80年代初，中国城市出现了大批的个体户。他们大多从事商业和服务业，而且利用好的政策和发展机遇迅速暴富起来。他们很多人都是受教育程度不高者，而且蔑视学校教育。他们的行为和效果对当时的社会起到了极大的示范效应，以至于在教育领域又一次刮起了 “读书无用论 ”风潮。直至到了 9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迅速暴发起来的企业商业资本拥有者开始陷入困境，一些人士称他们为 “长不大的个体户 ”。这是因为社会形态越来越趋向于知识经济，教育的作用才被民间重视起来并予以了重新评估。从现在的趋势看，高等教育的发展是有助于社会 “中产阶层 ”的形成，社会流动的资本开始由社会的向文化的转变。但是，到现在近十多年的发展为什么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呢？

尽管有许多人视自己为中产阶层，其实这是一种幻觉。中产阶层不仅仅指收入上达到一定的数额，而且更重要的是自身所具有能持续发展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还有相应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意识。在我国，具备这样条件者还不足以以中产阶层自居，因为他们为数不多，暂时构不成一个完整的阶层。为什么中产阶层难以形成呢？当前中国社会两极分化加重，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存在一种 “总体性精英阶层 ”,他们过多地垄断着社会资源，侵犯了社会众多阶层的利益，原本应被社会中产阶层占有的资源，现在被总体资本垄断去了。就目前的趋势看，维持 “总体性精英 ”阶层的规模和边界，形成相应的封闭性,是这个阶层的重要目标。而在拥有总体性资本的富裕阶层继续暴富的同时,不仅农村，而且部分城市人口被抛进贫困人口之中。比较符合客观情况的社会分层应该包括这样几个方面：①总体性精英阶层。他们人数不多但拥有多数的社会资源，他们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②知产阶层。他们大多虽受过高等教育，但并不是中产阶层，而是作为知识分子活跃在社会各个领域。这个阶层也有着诸多的分化，一些人通过自身的资本、工作成就和机会很可能会接近或进入总体性精英阶层或与总体性精英阶层联盟。一部分人从事知识生产和创作，成为知识经营者，有较高的收入，他们会以中产阶层自居。另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利益靠国家再分配给予补偿，在没有得到再分配补偿的情况下，被市场抛弃的知识分子也出现了走向平民化的倾向；③平民阶层。他们在人口中的比例最大，大多数人基本是靠国家工薪生活的。由于社会中各单位的情况不同，所以在收入方面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一些人是个体户维持着 “长不大的 ”企业和商业过活。另一些人可能是靠着退休金过活。这个阶层在生活质量方面不能说过得很好，但基本能达到 “温饱 ”水平；④需救济阶层。这个阶层是90年代资源重新积聚的一个直接后果，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 “弱势群体”。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他们生活处在贫困状态，并且在市场竞争中处在弱势地位，就是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他们往往也处于弱势地位。原来的弱势群体主要在农村，现在城市贫困群体越来越多。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主要是贫困的农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和城市中下岗失业者。他们的生存主要靠国家和社会福利机构的救济，也有一些人靠卖艺为生，另外有一些人成为流浪者和乞丐。现在社会正在讨论 “乞丐 ”现象，有些乞丐群体开始有组织、有分工、有合作。很多人利用未成年人或婴孩作为工具，乞求可怜施舍，还有利用残疾人、老年人进行乞讨。乞丐群体的头目拥有权力对乞讨来的钱财进行分配，大部分钱财归于 “丐帮帮主 ”或他们的 “领导阶层 ”,这种情况已经由媒体进行了多次披露和报道,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

上述四个阶层基本是隔绝的,如果除了社会地位、权力和经济因素不论的话,从文化角度去分析也许能恰好地描述阶层封闭现象。阶层封闭的一个最有效的工具就是“文化屏障”,文化屏障并不是主观的,更多的方面来看,它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在下面进行具体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