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主导实践方式的历史演化

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按照人类活动层次分类，可以将实践分为物质生产实践、社会关系生产实践（交往实践）和精神生产实践。

1.交往实践奠定了古代社会的基础

马克思在1857—1858年写作的《经济学手稿》中指出：“人的依赖性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的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15]人类社会早期，人与人的关系主要依靠血缘、伦理等各种传统维系。此时，人往往缺乏独立性和自由意识，个人依附于他人和社会整体道德；伦理生活成为人类交往实践的主导。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这种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16]早期人类社会，生产力低下，生存成为第一要务，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群居是必然的选择。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生产剩余、私有制的出现，导致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诞生，形成基于人的出身不同的等级关系。正如谭培文所说：“在古代，利益要服从政治原则，而现代却不同，政治原则要服从利益。”^[17]中国传统哲学更加关注政治、道德、伦理问题。《大学》开篇中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三纲领”。又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18]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实现“三纲领”的具体手段。“三纲领”的核心是“明明德”，具体手段的核心是“修身”。

古代人类实践的最大不足是缺乏民主环境。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古代人那里，财富不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人们研究的问题总是，哪一种所有制形式会造就最好的国家公民。”^[19]古代人的很多能力往往被专制制度所束缚。这与“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20]的资产阶级差别巨大。

由于人类实践活动受古代社会条件制约，因此，创新活动较少。

2.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促进人类创新活动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21]马克思所说的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介入，使实现效益最大化、追求经济利益与提高生产力一样成为重要目标。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利益被提升为人的统治者。利益霸占了新创造出来的各种工业力量并利用它们来为自己服务；由于私有制作祟，这些本应属于全人类的力量便为少数富有的资本家所独占，成为他们奴役群众的工具。商业吞并了工业，因而变得无所不能，变成了人类的纽带；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个人的或国家的），都被归结为商业关系，或者换句话说，财产、物成了世界的统治者。”^[22]“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3]

人们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个人本位也逐步被物化的形式所取代。“一方面，资本对科学的应用使得工人的劳动单一化、简单化，从而压制了他们智力的发展，以致压制了创新能力的发展。”“另一方面，科学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应用日益具有对抗性。”^[24]人的异化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物质生产不可避免的结果。

当然，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实践的凸显也表现了出它的局限性，人类虽然获得了更多的财富，但是人的本位却被物的本位取代了。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分工的发展，工人的劳动被局限在有限的范围内，他们从事着单一化、简单化的劳动，发展具有片面性，这和人类本性中追求自由、全面发展目标是相悖的；另一方面，科学是资本的工具，机器是资本获得剩余价值的手段，它们作为资本成为与工人对立的力量。人的异化成为实践的凸显的必然后果。

马克思指出：“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一个普通的劳动体系，——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又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了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人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且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25]根据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学说，要追求剩余价值，实现资本投入的高回报，就要采取各种手段，以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为代表的创新活动就成为实现目标的重要途径。“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26]

3.精神生产实践活动与人类创新活动的新时代

精神生产实践是人类的最高级实践，一切精神生产实践都源于人的思维。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指出的：“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之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27]

精神生产实践在人类历史上的发展一般可分为三个阶段：在农业时代，人类主要从事生产性实践，只有少数人才能从事精神生产实践，精神生产处于初级阶段。工业社会，工业化，使得科学可以成为独立的学科，并逐步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不同的独立学科，越来越被社会所重视，正如马克思所提出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8]。知识经济的到来，精神生产实践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开创了人类创新活动的新时代。

马克思指出：“建立在个人的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29]马克思所说的第三个阶段主要是指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30]“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以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31]

恩格斯在1890年写给约·布洛赫的信中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唐无稽的空话。”^[32]

由此不难看出，物质生产实践、交往实践和精神生产实践三种形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出自己独有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