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5年，当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的《草叶集》(Leaves of Grass,1855)问世之初，爱默生曾不无疑惑地断言，它一定“在哪里有着很长的一段前背景。”[1]而更早些时候，爱默生自己，当他在1837年夏对着哈佛学院毕业班学生大讲教育改革之道时，他头脑中的前背景，一定是他的朋友阿尔科特等人的教育改革实践，尤其是当时波士顿“神庙”(Masonic Temple)学校的风波。
和爱默生一样，阿莫斯·布朗森·阿尔科特（Amos Bronson Alcott,1799—1888）也是一位超验主义者。正如帕克尔(Barbara L.Packer)指出的那样，所谓的超验主义在1820年代兴起之初实际上有两个靶心：哲学上是洛克的经验主义，教育上则是哈佛的教育体制。[2]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这二者又是紧密相连的。洛克倡“白板说”(tabula rasa)，既然人脑如白板一块，空空如也，则理应用知识将它填满，因此记忆和背诵(Rote learning)自然也就成了教育的主要手段。正像两百年来哈佛教授所做的那样，用超验主义者赫奇(Frederic Henry Hedge,1805—1890)的话说，“他们一手紧握课本，一手强灌知识。”[3]但学生们出了校门，只觉得除了满腹的单词其余一无所有。这样的教育显然是失败的教育。
而阿尔科特倡导的却是另外一种途径。他相信每一个孩童都是神使，上帝在他的头脑中已然播下了知识的种子，教师不过是启发和引导让这种种子发芽开花，将它自身孕育的神性由内向外展示在世人面前。“教育，”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思想从灵魂中展开，并与外部事物相联系的过程。”[4]正是本着这样的信念，阿尔科特开始了极不平常的教育历程。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