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励学堂出身制”与西方学位制度的衔接

通过洋务派、改良派和其他力量的努力，西学的观念逐渐被接受。各派在制度上提出了具体的设想。“一切民族对于不熟悉的事物尤其是观念，常常借着自己早已熟悉的事物和观念来解释。这也是把外来文化的要件综摄到自己的文化里去。”（殷海光，2002：382）各派便依自己的理解描绘出理想的学位制度。康有为在1884年成稿的《大同书》已提到对学位制度的初步设想：“二十岁学成，给卒业证书而出学，听其就业。……大学卒业后，其尤高才者，或有精奇之思、博综之学，或著新书有成，或创新学独出者，由大师几人公同保荐，除就业一年外，公家特给学士荣衔，别给俸禄三年以成其绝学。”（康有为，1956：218-220）1898年，梁启超受总理衙门委托代拟《京师大学堂章程》，第四章为“学成出身例”，设想了学堂毕业的出身：“由大学卒业、领有文凭者作为进士，引为授官。”（朱有瓛、高时良，1986：660）梁启超起草的章程继承发展了康有关于对学位制度的设想，更具有实践性。

与此同时，清政府内部也对学位制度的制定进行了尝试。1896年，孙家鼐进呈了《开办京师大学堂折》，提出有六件要事，第六项为“出身宜推广”。他建议特辟“立科”“派差”“分教”三途，以宽出身之路。1903年，清政府颁布了张之洞代拟的《约束鼓励游学生章程》（又称《奏定游学日本章程》），规定“中国游学生在日本各学堂毕业者，视所学等差，给予奖励。……在普通中学堂5年毕业得有优等文凭者，给以拔贡出身，分别录用；在文部省直辖高等各学堂暨程度相等之各项实业学堂三年毕业得有优等文凭者，给以举人出身，分别录用；等等”。这是清政府第一次在法律上解释中国学位与科举出身结合的制度，也是我国最早制订的与学位相关的制度。

1904年，张之洞、荣庆、张百熙奉命重新修订学堂章程，是为《癸卯学制》。《癸卯学制》改“大学院”为“通儒院”，科目增加经学科，下设《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左传》《春秋三传》《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孟子》、理学十一门，要求大学本科必须兼习经学一至两门。从学校层次到学习内容看，《癸卯学制》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倒退，奖励出身制度也实为科举余绪。为了配合《癸卯学制》的实施，《各学堂奖励章程》根据学堂的层级、类别和考试成绩分别给予不同出身。大学院毕业者，予以翰林升阶，相当于硕士或博士学位。大学堂毕业考试最优等者，作为进士出身，用翰林院编修、检讨，升入通儒院；列优等者作为进士出身，用翰林院庶吉士，升入通儒院；列中等者，作为进士出身，以各部主事分部尽先补用，升入通儒院；列下等者，作为进士出身，留堂补习一年，再行考试分等录用；列最下等者，但给考试分数单，不留学。两层五级制将西方学位制度和中国科举功名出身结合在一起，虽没有彻底摆脱科举制度的痕迹，但却是中国现行学位制度的滥觞。次年，科举制度废除。

此外，清政府对留学生也实行了“奖励学堂出身制”。1905年7月，学务处在保和殿举行回国留学生的考试，除验文凭外，还考试经论、史论各一策。结果有13名回国留学生参加考试，获得出身和相应官职。其中，金邦平、唐愕二人被授予进士出身，赏给翰林院检讨；张瑛绪、曹汝霖、钱承瑛、胡宗翰四人被授予举人出身，按所习学科，赏以主事分部学习行走；陆宗舆被授予举人出身，赏以内阁中书；王守善、陆世芬、王宰善、高淑琦、沈馄、林启六人被授予举人出身，以知县分省补用。（陈学峋、田正平，1991：56）1906年，《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制订，规定留学生考验每年举行一次，考试内容包括毕业文凭所注明之学科和中文、外文。考试最优等给予进士出身、优中等给予举人出身。詹天佑、严复等一批著名的留学生也因此获得洋进士的头衔。

就在清政府倒台的前夕，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议于1911 年4月召开，明确提出“请停毕业奖励案”，列出了学堂奖励制度的各种弊端，提出了改革的具体办法：①立即停止实官奖励；②废进士、举人、优拔贡、廪生、附生等名称。大学堂毕业得称学士，其他各学堂毕业得称毕业生，另行颁布学位章程。（沈云龙，1979：24）学位制度的框架设计已经粗略显现出来。

“奖励学堂出身制”是中国高等教育转型的产物。尽管它仍把封建王权的出身制捆绑在上面，有着科举制度的特征，但更重要的是，它试图向全球化的方向努力，以求振兴中华民族。它以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七科（1904年张之洞、荣庆、张百熙制订癸卯学制时增加经学科）取代了四书五经，改变了官方的知识取向。学位制度不仅是教育形式上的改革，而且是一场全球化领域内知识观念的革命。由此，中国传统的普遍知识观与道德知识观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科学知识及其专业化的萌芽迈过清王朝坍塌的废墟，进入了民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