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我国社会阶层分化的主要特征

二、当代我国社会阶层分化的主要特征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特征受改革进程的制约，同时，作为一个典型的农业国，社会分化的程度原本很低，不同领域的改革进度不等、特点各异。这种时代的先进性与历史的滞后性、不同领域改革之间的不平衡性的交错作用，使这一时期的阶层分化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

(一)农业劳动者阶层逐渐缩小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我国农村全面推行，促使越来越多的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积极兴办乡镇企业，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大批农民进入城市，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在城市化步伐加快的背景下，农民的职业变化和跨地域流动，加速了农民阶级自身的转变和分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劳动者数量在大量减少，农业劳动者阶层所占比例下降。每年从农村中转移出的人数以千万计，仅以农民工等形式离土离乡的人员就有1亿人左右，今后若干年仍至少有1亿多剩余劳动力亟待转移。这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人口构成和阶层分布。比如，第一产业劳动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1991年是59.7%，2004年是46.9%，临界点产生在1997年——这一年是历史性的49.9%⁽³⁾!与此相对应，与第二三产业相联系的工人阶层，则在持续扩大。同时，随着产业升级和科技进步，知识分子阶层和白领工人阶层也一直在扩大。

(二)与非公经济相联系的阶层发展迅速

2004年《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专门介绍，从1990年到2003年，国有单位从业人员减少3 470万人，为6 876万人，城镇个体私营经济组织的从业人员则增加了3 596万人，为4 267万人⁽⁴⁾。从1993年到2003年的10年间，全国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增加了12倍⁽⁵⁾。显然，这其中既包括了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扩大，也支撑了工人阶层的规模扩张和一体化进程。2002年8月国家颁布了《中小企业促进法》，希望以私营企业为重要成分的中小企业，在吸纳劳动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这种导向下，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阶层以及几个“新阶层”，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与非公有制相联系阶层的扩大成为必然趋势。

(三)社会全面流动的态势已经形成

改革开放触发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流动。近30年的社会流动可以区分为3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着不同的时代特点。

1．1978—1992年

市场机制开始在一些领域发挥作用。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扩大了就业空间，改变了职业结构，一些新社会群体开始出现，而政治变革则降低了人们对政府、集体的依赖程度，促进了社会开放和个人自由。家庭承包经营使农民可以自由支配时间，剩余劳动力开始进入第二三产业;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个体劳动者与私营企业主在经济活跃的地区发展迅速;大量工农子弟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进入干部队伍。这个时期向上流动是主流。

2．1992—1997年

这个时期改革步伐加快，社会流动更加频繁。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得到迅猛发展，从业人员每年以几百万的速度在增长;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和乡镇企业职工均突破1亿，第一产业实际利用劳动力首次下降到了总劳动力的一半以下;城市化进程加快，每年新增城镇人口几乎都在千万以上;“三产潮”使许多人进入“下海”的行列;公有制企业改革使工人内部分化更加明显，下岗人员增加。这个阶段的社会流动总体上是向上的，但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如“脑体倒挂”，工人产生失落感，有些城市限制农民进城等。

3．1997年以来

进入这个时期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不断获得完善，中央开始着力促进区域均衡协调发展，先制定西部大开发战略，后又陆续提出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加快发展天津滨海新区。同时，国有企业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大学扩招等，都对社会流动产生了重要影响。非公有制经济体成为新增就业的主要渠道;农民工成为产业工人的生力军;白领的比重加大;民营企业创业和技术人员、外企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新阶层”形成。2005年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法制司组织编写的《农民工维权手册》明确指出，过去意义上相对于正式工而言的“临时工”名称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到这一时期，向上流动的成本增加，弱势群体问题开始突出，直接导致在2002年春节出现中央领导带头给农民工“讨工钱”的案例。

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很壮观，无论是在地域上，还是涉及的人口数量之多，都是史无前例的。全国所有乡镇都有人外出务工经商，所有城镇都有外来人口，流动人口中50%以上是跨县跨省流动，有些城市已经成为移民城市⁽⁶⁾。大规模、超常规的社会流动，在与旧体制惯性的碰撞下，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农村的土地撂荒、老人赡养、留守儿童教育、农民工的个人生活安排等问题，城市中的人事纠纷、用人成本增加等问题，都比较严重。

(四)学历因素对社会分化有重要作用

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过渡，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其间要有一定的中介环节。从已完成了这一过渡的国家所走过的道路看，这个环节一般表现为学历社会，即重视高学历的社会。学历社会既有身份社会的残痕，又有业绩社会的因素，但从发展的角度看，后者是主要的。应当肯定，学历社会强调平等竞争，在导向上是强调业绩的;学历比较便于度量，多数情况下比较可靠。不足之处在于，少数有学历的人在实践中不一定能证实其才能。在打破身份崇拜后，有一段时间用学历作为衡量人的一个重要尺度，是自然、方便和相对合理的。

从恢复高考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学历热潮。有无一定学历成为提职晋升和进入“第三梯队”的重要依据，千千万万的中青年人业余攻读大中专课程。但很快，尚未形成高潮的学历热便迅速降温了。究其原因，主要有经验主义作祟、文化素质总体较低所造成的短视、知识分子待遇低等。

仅仅几年的时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似乎提前退去的学历热又悄然回来了。从1992年起的考研热，到世纪之交的扩招热，持续升温。这显然与在社会分化中，文化因素的价值提高有着直接的关系。应当提到，是高层对干部知识化的更加重视，官员和知识分子阶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状况的稳定和外资企业对原始国民教育系列学历的极端重视这三大因素起了关键作用。

(五)阶层间政治差距淡化与经济差距拉大

改革开放之前，全国“一张工资表”，收入差距主要体现在劳动年限上。当时人们的社会差距主要是在政治待遇上。比如，原民族资本家、个体劳动者被作为斗争的对象，知识分子是“臭老九”。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知识分子的地位开始提高，一大批知识分子进入各级领导岗位。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对个体户、私营企业主要“一视同仁”的呼声日起，一批有代表性的个体私营工商界人士担任了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2001年开始私营企业主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目前，各阶层群众都可以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各方面都不存在着明显的政治压抑感。

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各阶层在经济上的差距拉大了。这主要表现在:工农两大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依然存在;个体私营层面与工薪层面的收入差距继续拉大;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非技术工种的蓝领工人和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停滞不前;出现了新的高收入人员类型，如承包人、经纪人、包工头、休闲人士、文体明星、外企资方代理人等，农民内部的收入差距持续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