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铁”大连图书馆的使命与藏书文献研究价值

第二节　“满铁”大连图书馆的使命与藏书文献研究价值

一　“满铁”大连图书馆藏书体系的建立

“满铁”大连图书馆的文献收藏范围大体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主要以“参考图书馆和满洲文化的二大业务源”⁽³²⁾为基准。后期为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以后，满铁图书馆实行了“全面的革新，改变其经营方针，才能达到其目的”，最终以“满铁”大连图书馆和奉天图书馆为中心，成为社业与调查研究参考图书馆和满洲情报调查研究中心。这时期日本殖民政策的文化侵略更为明显，满铁各图书馆所建立的“满蒙文库”、“远东文库”、“犹太文库”，以及对中国各典籍、“四库全书”等珍贵的文献进行的掠夺，更与他们的殖民文化侵略——后藤新平的“文装的武备”论相吻合。图书馆的服务形式更带有浓厚的殖民色彩。所以说大连图书馆是“满铁”经营的社会文化侵略的重要机构之一。

（一）搜集东洋文化文献为“满铁”大连图书馆的主要使命

“满铁”大连图书馆搜集文献的目的有两个。一将“满铁”大连图书馆作为业务参考图书馆；二为搜集“远东”文献（东洋文化）。前者从“会社的立场角度出发，性质上是以会社参考图书馆为主，公开意义上的图书馆为辅”⁽³³⁾。又因当时满铁大连图书馆是由满铁调查课图书系管理，“调查课作为调查资料允许购入汉籍图书，其中一部分是侧重于调查资料所必须在支那的州县志的数十部文献”⁽³⁴⁾，故“满铁”大连图书馆的业务是在两项目标下进行的，“一是广泛搜集古今中外的图书兼会社业务参考及提供给公众阅览；二是会社所属的图书管理。”⁽³⁵⁾而后者图书大多是珍本以及罕见的图书。这就决定了大连图书馆图书搜集的方针主要是满足“满铁”会社参考之需要。大连图书馆第三任馆长神田城太郎在其《流年往事》中回忆：

“Far East”（远东），在满铁图书馆的图书分类法中，特别在”Dewey”（杜威）十进法分类表中增加了一项其他图书馆所没有的一个类目，那就是“Far East”的类目。这个分类纲目主要是以搜集有关外国人研究东洋的文献为主，让外国人迅速了解东洋文化。属于这部类的图书大多都是珍本以及罕见的图书，在搜集过程中不遗余力，甚至不惜多额的经费。在广泛、深度的搜集基础上，进行有效的收藏，这个方针我想以后还会继续的。⁽³⁶⁾

另外，大谷武男在其《满铁大连图书馆终结之后》最初一段中描述了“满铁”大连图书馆的藏书情况。

“图书馆应具有很高的地域文化使命，譬如在经营一个企业时，也必须对其企业的奉献”。这是《图书馆论》中所指的图书馆所具有的前提，我进入大连图书馆，看到的藏书，特别是各部门所藏有丰富的汉籍，以西域为中心的东洋相关的西文图书，以及装帧豪华的贵重类文献，从这些文献中可以看到完全超出寻常的社业图书馆的藏书范围。因此在东洋以满铁的文化使命（当时所想）和巨大财力，实现拥有一座理想的大型图书馆并不是梦想。这是昭和二年（1927）夏的往事。⁽³⁷⁾

从这段话中，我们看到图书馆的藏书在当时所处的重要地位与搜藏的气势，表现出“满铁”大连图书馆的主要业务方向。所以图书搜集内容广泛，如交通、产业、经济、政治、法律、工学方面的参考书，以及中国和俄国关系、西方学者研究中国、东亚方面的图书等。“满铁”大连图书馆在搜集图书时，还要考虑铁路沿线各馆的经费困难无法订购价格昂贵的图书。所以该馆能搜集那些价格比较高的参考图书，以及政府学会等刊物，或在业务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的调查资料。另外各种专业定期刊物均为收藏重点。

“满铁”大连图书馆藏书还要从其搜集图书的手段上了解其目的性。最初与沿线各图书馆分担协定，实行领域内采购文献，针对性收购文献，也称特殊搜集。此外，该馆还有由寄赠文献、调配文献组成的藏书体系。

第一，领域内采购文献。按照1935年1月沿线21个图书馆（大连、奉天、日出町、伏见台、近江町、埠头、沙河口、瓦房店、大石桥、营口、鞍山、辽阳、八幡町、铁岭、开原、四平、公主岭、新京、抚顺、本溪湖、安东）所签订的《各馆搜书分担协定》规定，于1936年7月各馆开始实施。“满铁”大连图书馆在分担领域内（交通、政治、法律、经济、财政、社会、统计、殖民、产业以及有关与中国相关的图书）进行采购。主要是根据图书（书店）、目录、定期刊行物的报纸等三种方式来订购。（详细目录参见第一章）大连和奉天图书馆的部分图书采购，由司书系主任以及和、汉、洋书系进行选定，最后由馆长来决定。

第二，针对性采购文献。“满铁”也称“特殊搜集”，有关“满铁”大连图书馆搜集这方面的图书是聘请日本帝国大学文学博士羽田亨为特约人，搜集有关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方面的论著。聘请汉学家松崎鹤雄、黑田原次郎、岛田好等搜集有关中国古籍。“满铁”利用这些专家到欧洲和中国各地广泛搜集珍贵、有价值的文献，甚至利用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派往中国各地的人员，以及“满铁”调查部驻各地事务所的人员收集各类文献，以充实“满铁”大连图书馆。甚至有些日本学者以利用“满铁”大连图书馆的方式，来实现自己获得东洋文化的梦想。如购买劳斯的全部藏书就是典型的例子：

那时的连图（指大连图书馆），能购买到北京有名的收藏专家的图书、意大利人劳斯的全部藏书，包括（现馆藏）已购入的宋原版的大量汉籍，（给图书馆）增加了许多色彩。劳斯曾对外宣传“自己的藏书没超出中国之外的地域文献”。劳斯认为将（这部分文献）送到“大陆的一角”大连（由图书馆所藏为佳）。由于离北京近的原因，最初谴责满铁掠夺文物的北京学者们，其后在自己不能得到贵重文献或偶然得到珍品时，则也改变态度，以各种方式，或依赖连图去购买自己所需的文献。另外连图委托京都大学羽田亨博士寻求有关西域洋书（西文），由于大学购书经费缺乏，购买贵重图书也由连图来购买。综合实际情况，我们地处大陆和日本的连接地，连图就成了梦寐以求的东洋文化的殿堂。专心致力于充实连图的文献，精通与东洋相关的西文图书的柿沼介馆长，以及对汉籍有造诣博学的松崎鹤雄的先生，心中都蕴藏着实现这宏伟蓝图的伟大规划。⁽³⁸⁾

第三，以寄赠方式搜集图书。有些在书店和书市上很难能买得到的图书以及非卖品的图书，主要依靠鼓励寄赠图书。如官厅、各会社、银行、学术文化团体、经济、产业团体和其他方面的团体以及个人等。每册寄赠的图书，全盖上“寄赠”字样。大连图书馆每年收到寄赠的图书达几千册。如1925年11月大谷光瑞赠送给“满铁”大连图书馆的部分藏书，其中包括汉籍图书5000余册，西文图书300余册。这些书均收集在“大谷文库”中。该库是大谷光瑞所搜集的图书，最初大谷光瑞委托该馆代为保存，这其中为世人注目的汉籍中的文献有经、书、府、县志。重要的是包括180余部的古版小说和戏剧珍藏类的图书，如明代珍稀本《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等，以及明清时代初期的西文，另外还有外国人研究的东洋文献，传教士在中国布教时的有关著作约300余册。

据相关资料统计，大连图书馆于1936年收到寄赠图书8659册，1937年为7602册。大连图书馆长对每位赠图书者都寄给“感谢信”⁽³⁹⁾。

第四，战后调配方式的藏书。1943年由于战争局势发生了变化，“满铁”对大连图书馆、奉天图书馆、哈尔滨图书馆三大图书馆的文献进行了调整。“满铁”大连图书馆为“东西关系、学术综合专门图书馆”；奉天图书馆以“交通工学、工业社业图书馆”为主；哈尔滨则以成为“北满及苏联有关文献的专门图书馆”为主。随之，将奉天图书馆的与西文有关的东西方的文献以及中文古籍线装书搬迁到大连图书馆。

如上所述，“满铁”大连图书馆成为日本殖民者掠夺东方文化的基地。随着日本殖民者的“宏伟蓝图的伟大规划”的膨胀，“满铁”大连图书馆的藏书体系也在逐步扩大，从中国古刊典籍到西方文化，从中国地方州县志到殿版珍藏等，通过各个渠道一步步获取中国的文化精髓来注入“满铁”大连图书馆的藏书中，“满铁”大连图书馆最终实现了他们所谓的“东洋文化殿堂的梦想”。

（二）逐步建立的三大藏书体系

1．广泛搜集古刊汉籍类文献

对于大连图书馆的汉籍收藏，可以说松崎鹤雄起了很大的作用。1918年4月至1931年他在大连图书馆任职期间，成为连图汉籍收藏的黄金期。

松崎鹤雄（1868—1949）明治昭和时代人，是研究中国汉学的专家。1868年12月8日出生在熊本县，号柔甫，也称柔父。毕业于日本国民英学馆，曾向日本汉学家竹添进一郎学习，之后担任过鹿儿岛师范学院的英语教师，在中国湖南省长沙任教，曾拜《支那时报》主编水野晓梅（1878—1949）为师。1908年在大阪朝日新闻社兼通信员，同时到长沙留学期间，听说中国的“二王一叶，大儒王闿运、王先谦、叶德辉是真正有学问之人”，⁽⁴⁰⁾松崎鹤雄遂向中国大藏书家叶德辉学习目录学。同时由于叶德辉精通戏曲和小说，所以松崎鹤雄也在他的影响下对戏曲、小说情有独钟，甚至松崎鹤雄也与上海的康有为、郑孝胥结交。

松崎鹤雄

回到日本一段时间后，又被聘请为特约人员到“满铁”大连图书馆作为柿沼介馆长的得力助手。1918年4月至1931年在“满铁”大连图书馆任职。1931年因其次男简加入日本共产党入狱而受牵连辞职。1949年3月16日去世。他曾在《回顾》中记载了搜集汉籍等有关方面的事情。

以前我到北平、武昌、南京、上海、广东、浙江各图书馆参观。抱着尽情地阅览满洲文化的极大希望来到满铁图书馆。早川社长莅任时，形势发生了变化。社长对文化的理解，下令拟订大宗购书计划，我用一周的时间，住到金州旅店，很快向早川社长递交一份拟订的购书方案。噫！不幸的是早川社长去世而使计划落空。安广社长时代购入一部5000金的宋版文献入库，这就是善本最初收藏的由来……现总裁松冈在昭和四年（1929）担任副总裁时，恰逢文意蓬勃发展，当然与馆外的声援和副总裁的真知灼见与上下级的关系，才能从天而降10万金的购书经费，在当时可称得上购书的黄金时期，也让学术界注目，宋版、地图类及其他被搜藏，也让中外人士敬仰而羡慕。⁽⁴¹⁾

“满铁”大连图书馆的汉籍搜集除了依靠松崎鹤雄等人之外，还依托“满铁”出差的人士购入。如1922年1月、1923年2月、1927年9月、1929年9月“满铁”大连图书馆曾多次派人员到北京购买重要的汉籍图书，据《满铁附属地沿革全史》记载，1929年1月一次就购买约10万元的贵重汉籍文献。这其中有世人特别注目的古刊与4000余种汉籍，如宋刊《淮南子》等七部、元刊十多部、清刊雍正年间铜活字版《古今图书集成》（大开本）、初版本《介子园画传》等，这些图书极其珍贵，当时中国政府不准其外流。“满铁”不惜借用日本军队的力量。将这些珍贵图书运到大连。有关这部分汉籍的来历在《大谷武男的回忆》手稿中有所提及：

由于购入这部分古籍数额巨大，又多珍本，遭到北京政府的反对，于是满铁便委托天津日本驻屯军，向其借用驱逐舰秘密把书运到大连码头。⁽⁴²⁾

大谷武男在《满铁大连图书馆终结之后》一文中还谈到南寿嘉业堂藏书楼50余册《永乐大典》的购买情况：

在那以后又数次购入大量汉籍、档案（官厅保管的文献类）等文献，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能得到南寿嘉业堂藏书楼五十余册的永乐大典（这是世界珍稀之书，再加上连图的旧藏书数册，在藏书册数上仅次于北京图书馆，与美国议会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相比也遥遥领先），是我们大连图书馆的自豪，这将是（大连图书馆）未来的一丝希望。⁽⁴³⁾

另外，在1944年购入的大宗汉籍123部（汉籍85部、满文34部，其他4部），825册、29张图和家谱之类，共计183797元。有关这部分购书经过在“满铁”大连图书馆文书中均有记载。1944年（昭和十九年）8月11日，“满铁”调查局长向经理局长申请购买“贵重汉籍营业支出预算追加申请文件”时，其理由如下：

一、有关贵重汉籍在去年度预算二十五万元，购入华北满洲藏书家出售的文献，约14500册成为大连图书馆的藏书。也因华人近来生活困难，把秘藏的书籍通过书市希望出卖。此时能得到各种文献，现下不失为最好的机会，这些文献是不可估计的文化财产，另附有目录。依靠在燕的松崎（鹤雄）、桥川两位（嘱托）特约人员以及韩参与等协力，方能购入。通过此来看，如果能搜集到此批文献，大连图书馆将成为大陆最优秀图书馆，也作为藏书的补充。真挚希望实现创建大连图书馆之精神，为一般调查研究和应用于会社事业，这将是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

二、预算总费用需二十万元，其中预备费用计二万元，希望购入的图书积压甚多，另有目录记载。此外，图书购入费用以及以下所附的差旅费和杂费，还要考虑近来物价上涨，价格上升的可能。

注：另附目录，最近各书店发行图书目录及北京事务所调查资料。⁽⁴⁴⁾

这部分图书的购买是在1944年4月20日，北京事务所给大连图书馆长北川胜夫函件中提出的书目中，经过庶务系主任是枝（雄吉）、汉籍系主任植野（武雄）、馆员大谷（武男）、书目系主任若城（久次郎）过目并在电函件上盖章，并核对这些书目馆内是否收藏，方确定要购买的。7月15日大连图书馆发电报（117号）给北京事务所业务课长，确定预算。8月9日北京回电报（551号）告知已正在申请贵重图书购入及追加预算等情况。1944年10月12日14时30分，大谷武男在北京事务所给北川馆长发函：“‘昭和十九年度特别购入汉籍支付货款有关文件’：汉籍收集已选完，购入款额（确定）18万日元，急需人员，请求书检印等待指示归连，另需派遣包装主要人员二名。”大谷武男同时在10月13日发电函申请延期出差时间五天。最后大连图书馆长向调查局长申请“购入贵重汉籍付货款有关文件”（调总经04第2号1-17文件），此文件还必须经过总务课长、经理系长、总务系长、调查局次长批阅盖章。

购入贵重汉籍文献申请付款的有关文件。不能立刻付款项183797元购入贵重文献的决定，申请支出本年度追加预算20万元。另外，本件需决定在北京支付。18万元急需支付方，请安排北京事务所长接收（付上购入贵重汉籍目录决定部数）。北京购入（北京付款）119部，174797元。满洲购入（北京付款）3部，4000元；北京购入（大连付款）1部，5000元。共计123部183797元。⁽⁴⁵⁾

此次购入共12类的汉籍图书，如历史方面有《龙虎将军敕书》、《英明皇帝印牌》等；家谱和族谱类有《他塔拉氏家谱》10本、《汉文八旗家谱》一本等；法制类有《户部档案》、《顺治年大清律》；治水类有《苏州府水利纂》、《防河奏议》、《永定河档案》；经济类有《河北分县分村各户地亩钱粮册》、《汉文地契》；社会类有《义仓奏议》、《沈公家政》；宪书天文类有《明板汤若望天文图》、《雍正永宁宝要全书》以及语言和其他类等文献。

此外，在同年12月26日北京事务所长给“满铁”大连图书馆长来电报加急询问该馆是否藏有《永乐大典》文献，三册（帙），一册2万元。当月27日大连图书馆长回电决定购入，但因预算上的关系而不能迅速回应，要求保留。

上述几个事例是代表“满铁”大连图书馆在针对性购买古籍时几个典型事例之一，不乏还有诸多，这就说明“满铁”大连图书馆最初的收藏古籍的梦想，使“满铁”大连图书馆逐步完善，成为日本殖民者侵略中国文化的冀望天堂。

2．搜集中国通志、府、县志类的文献

中国地方志文献是大连图书馆建立之前，该馆还属于“满铁”调查课图书室时代，曾依靠会社成员到中国各地出差时购买的文献，其中有绝版文献690余部。“满铁”大连图书馆长神田城太郎在所撰《流年往事》一文中，评述了大连图书馆最初搜集中国县志方面文献的经历：

参考图书馆的任务就是搜集支那州县志的图书，这是调查课在图书室时期，经调查课允许作为调查资料而购入的一些汉籍文献。其中，部分是偏重于调查资料上的需求，购买了十几部州县志的文献。这些州县志的文献都是粗制本，若看到就能便宜地买到。也许正因为如此，常常被当成糊墙和裱糊的底纸来处理。考虑到不搜集起来肯定会散逸，于是首先着手搜集州县志文献。支那任何一处图书馆都没能完整地收藏州县志方面的文献，只有山东省图书馆可以看到收集完整的该省志文献。调查发现其现存的文献有一千余种，全部搜集并不是容易的工作。竭尽全力搜集后，现在摆放在满铁图书馆的书架上约有七百部。如此规模的搜集恐怕可以说只有满铁图书馆方能做到，这不是溢美之辞。

其他中国图书也不惜花费大量经费列入搜集之列，至今已达到相当的册数。假若没有满铁的机构去搜集中国图书，那些贵重的图书难免不受散逸，将来再想搜集根本是不可能的。⁽⁴⁶⁾

此外，有关舆图的搜集。“满铁”还通过各种渠道，大费周折，去购买中国古籍类文献。如有关“劳斯（ロス）文库”从柿沼介馆长的《忆购书二三事》文中看到在购买的经过。

还有一个值得称赞的搜集中国地图类图书，这是昭和四年（1929）一月，在北京意大利人劳斯那购买的文献。当时⁽⁴⁷⁾现任满铁副总裁为松冈洋右，他考虑到中国政情不稳，担心一些贵重的汉籍流失难以搜集。所以，此时让大连图书馆搜集保管汉籍是适宜之际，并酌情考虑拨出购书经费十万元。为购买此书，一月二十九日我和松崎鹤雄一起快速奔赴北京。到京后直接与对支文化事业委员会桥川时雄、彬村勇造以及同会干事濑川浅之进随同前往。因濑川浅之进与意大利公馆的一等书记相识，所以他了解劳斯想转让其藏书，就一同前往。据说这之前濑川在汉口领事馆时期，劳斯也在当地意大利领事馆工作，因工作关系两人之间很好。劳斯是收藏专家，在中国三十年间苦心搜集的典籍、地图类文献相当有价值，这次他终止意大利公馆一等书记官一职，被内定到民国政府做顾问，准备迁往南京，故要卖掉藏书。在那里通过濑川介绍，翌日与松崎一起到劳斯官舍访问，他作为向导让我们看到他的书斋。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非常有价值的藏书，特别是他所搜集的中国地图类极为丰富，更珍贵的是清朝手绘的地图很多，至今也不容易得到，我想有六百多种，还有许多没有装裱的卷类，没来得及一一打开，经协商全部图书需三千余元。翌日收到十个很大的木箱，暂由对支文化事业委员会保管。……以上除了地图类之外的，也有与中国回教有关的图书、绘图等约三百六十种，那些每一个种类都是非常贵重的资料。在北京购入的汉籍约有三万册及海源阁所藏的宋刊本，珍稀、罕见的书也不少。⁽⁴⁸⁾

这就是1929年“满铁”以特别预算经费10万元所购入的劳斯在中国30年间搜集的约600多册文献。另外劳斯还搜集了中国有关回教的文献，该类文献全部在中国发行，网罗了有关回教的大部分图书，包括教义以及绘图方面，约有360册（后达到450多册）。

上述柿沼介馆长所提及的“满铁”大连图书馆特殊搜集的图书，其中购买《永乐大典》两册时，受到国立北京图书馆的抗议，从北京购入到图书运送到大连也大费周折。最初通过北京公所的足立长三、押川一郎的各方面协商，于1929年4月2日，全部把图书安全运到大连码头。在所有的图书中，地图类的有南怀仁的《坤舆全图》、康熙敕命所作成的西洋人宣教师《皇舆全图》（铜版）、乾隆帝敕撰的《标注战迹》等，都是贵重的古地图。“支那陆军测量局制作的各省五分之一乃至十分之一的地图有二千张以上，这些地图在这次事变（指九一八事变）中还被使用。”⁽⁴⁹⁾

3．搜集有关西文出版的中国方面的文献

“满铁”大连图书馆创建以来收集了许多的欧美学者出版的文献藏书。大连图书馆特别聘请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博士羽田亨进行的调查搜集。1925年羽田亨去欧洲之际，购买了《通报》和其他种有关中国学研究资料等贵重定期刊物《バック ナンバ——》（过期出版物）；1925年购入原驻长春俄国领事拉布洛夫（ラブロフ）所搜集的有关中国边境欧文图书约500册，“1937年所刊行的《C- lassified Catalogue of Books in European Languages in Dairen Library of the South Manchuria Railway Company，Far East》6000册”（《在满铁大连图书馆收藏的欧洲文献目录》）⁽⁵⁰⁾。1939年，该馆还藏有远东方面的图书达16000多册，同时该馆还计划网罗著名的西文中国学者所出版的相关方面的图书和一些贵重的定期刊物。

1922年6月购入在哈尔滨的俄国黑龙江军管图书馆所藏“オゾ”（音译“欧洲”）的所有藏书，当时被称为“欧洲文库”，加上其后购入该馆所藏的俄国文献约3万册，以及“满洲”、蒙古、西伯利亚地方的有关俄国方面的研究资料，包括经济、产业、军事、历史、地理、文学等图书。此外在伪满洲、蒙古地方的俄国探险队的调查报告书，战后绝版的俄国文学也不少。如柿沼介馆长曾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谈到大连图书馆俄文3万册书的由来：

现在为之称赞的特别购书之一，是在大正十一年（1922）六月买的三万多册的图书。此书是哈尔滨所在地原黑龙江军管图书馆藏书。是因哈尔滨公所长古泽幸吉向社长室主事提出申请，建议购买这批图书。那时正逢俄国革命政府成立，帝政时代的军队条件很差，被派遣至远东各地的军队都陷入了非常窘境，在哈尔滨驻地之黑龙江军管司令官萨莫依罗夫将军，为缓解当时将士窘境，解决抚恤金问题，才决定变卖本军所属图书馆的图书，我想也是不得已而为之。⁽⁵¹⁾

柿沼介馆长在文中提到有关这部分图书的购买主要依靠日俄协会学校长井田孝平，他向“满铁”提出购买的建议，“满铁”派当时大连图书馆的神田城太郎馆长（柿沼介为馆员系主任）与中村调查课员以及文书特约人俄国人顾梅纽库（グメニ—ユク）到现地进行调查，其调查结果认为这些文献是“研究远东的丰富资料”⁽⁵²⁾，提出会社必须购买的报告。

1922年6月23日，对方提出14250日元的购买价格。此消息一出立刻引起了在住哈尔滨的俄国人的强烈不满，瞬间“有关报纸刊登贵重文献落入外国人手中的种种责难”。甚至过激派“有志之士”，去拜访将军强烈要求索回。一时间出现了群情骚乱的情况，日方不得已暂且终止接收图书。为了处理好有关接收的事务，暂住在哈尔滨的顾梅纽库与哈尔滨公所的大泽隼，每天周旋在各方人士之间进行调解协商，最后才使局面缓和。在交接那天，有六名将校和助手分别对照目录一册册核对装箱，7月6日全部图书接收完毕。捆扎了166个啤酒箱，运到哈尔滨公所存放。当准备运往大连时，又考虑到哈尔滨、长春间路程的安全问题，特请求东支铁道运输陆军支援，在运送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情况，很顺利地运到大连图书馆。这些图书仍然通过顾梅纽库等数十名白系俄国人的协助，使用了六个月进行整理、登录、分类，最终作成目录对外进行一般开放。

这些图书的收藏，甚至包括我国搜集的俄文图书称得上第一，有俄国人对满洲、蒙古、西伯利亚、中国等远东研究图书约四千册，这其中主要有“俄文翻译调查资料”，也被调查课日译刊行。另外，因该馆原属于军队附属图书馆，所以军事方面的图书相当丰富，有与日俄战争有关的俄国方面的资料，包括军政、战术等有关参考书。此外还网罗了很难得到的帝政时代的刊行物，文艺方面的图书有托尔斯泰、托思妥耶夫斯基等其他著名作者的全集。满铁对上述所收集的图书之外，还有调查课俄国系哈尔滨事务所所藏相当丰富的俄文图书。这些图书在昭和五年（1930）被编纂成综合目录发行，此工作主要由顾梅纽库等人担任完成。……⁽⁵³⁾

根据柿沼介馆长提到的俄国人依万·顾梅纽库（ィヮン·グメニ—ユク）其人，是俄国帝政时代统治大连地区时派到大连的。在日俄战争爆发时他又以义勇军的名义参加旅顺战役，战争结束后回到俄国，进入彼得堡大学东洋学科学习东洋语，研修中国语，毕业后到北京留学。但在欧洲大战时再次为军队服务。在俄国大革命后他成为外务秘书长，参加东洋的外交活动。之后到大连，成为满铁特约人员。荒川隆三评论他“有着丰富波澜的人生，颇懂典籍，而且受人尊敬，在收买黑龙江军管图书馆时，他参与接收、整理、目录编纂等全部工作。在昭和十年（1935）病逝，至今大连图书馆的俄文图书中，永远铭记着顾梅纽库的名字。”⁽⁵⁴⁾

此外，“满铁”大连图书馆还有部分戏曲类文献。戏曲文献是原西卷透三所收藏的戏剧方面文献，主要是明治、大正时代的文献2000多册，杂志约3000册，他收集了日本各地刊行的文艺杂志所发表的戏曲文献。这批文献由青木实担任西卷戏剧文献的整理。还有中国医学的图书4000多册，这些书是受满洲医科大学中国医学研究室委托购买的，为学者研究的参考资料。

（三）藏书语种与种类的概况

“满铁”大连图书馆藏书语种主要以中日文为主，西文和俄文为辅，也包括杂志和寄赠图书。所有图书馆内容如下：1918年3月末“满铁”大连图书馆的藏书为49952册，1922年时该馆藏书为69500余册，1927年达到121500余册，在这5年期间增加图书达52000余册。1929年4月期间藏书为131260余册，7月藏书达135990余册。在3个月期间增加4700多册，平均每月增加图书1500多册。据1929年当时比例关系，中日文书占总体的83%，西文书籍约占13%。藏书史地类占最多，约占20%，其余为总类16%，政治类14%，文学语言类12%，哲学宗教7%，满蒙6%之多。⁽⁵⁵⁾到1937年藏书已增加212876册，其中包括：和汉书籍为182456册，西文图书（不包括俄文图书）30420册，此外一部分图书小册子为6400册。杂志652种（购入289种，寄赠363种）。也包括装订的532种，报纸57种（购入40种，寄赠17种）和39种装订的报纸。伪满洲所刊行的报纸刊物均予保存。

“满铁”大连图书馆于1945年8月由苏联军管，而很多珍藏的如海源阁购买的宋版文献以及部分元版书稿、舆图被盗运，包括原藏55册的《永乐大典》被苏军拿走。1949年10月原“满铁”大连图书馆由旅大人民政府接管，改为“旅大市图书馆”，1950年原“满铁”大连图书馆的部分藏书被国家机关、文物机关、档案部门和科研机构调走。1954年苏联列宁图书馆将“满铁”大连图书馆所藏的52册《永乐大典》送还我国外交部。现大连图书馆的“满铁”藏书44万册。1951年更名为“大连图书馆”。

二　“满铁”大连图书馆藏书的研究价值

（一）中文典籍的特色珍藏

大连图书馆现藏古旧籍文献55万册（古旧籍指1945年以前出版的文献）。其中“满铁”大连图书馆所收藏44多万册书刊，1951年后接收了著名学者罗振玉原藏9万余册和王永江原藏3万余册的中文线装文献，以及建国后陆续购买的古籍文献。现在大连图书馆所藏的55万册古旧书刊文献中，有26万古籍线装文献。古籍线装文献中分经、史、子、集、丛类。其中经部类1000多种；史部类3500多种；子部类2600多种；集部3000种，丛部藏600余种。现大连图书馆藏的各种中文古籍文献，不管是在版本学方面，还是史学方面等不胜枚举，都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大连图书馆藏有“满铁”大连图书馆的中国古籍有20多万册，其中不乏各种类型的版本形式多样，如古籍线装书、舆图、内务府档案、家谱、名人书画、公牍电文等。而这些资料不管是在学术方面，还是版本方面，都有较高研究价值。特别是在1945年解放前夕大连图书馆曾藏有珍贵的古籍线装文献，诸如宋版书8种，它们是《淮南鸿烈解》二十一卷（又名《淮南子》）、《说苑》二十卷、《管子》十卷、《荀子》二十卷、《三谢诗》一卷（蝴蝶装）、《康节先生击壤集》十五卷（前六种古籍为海原阁旧藏）、《通鉴记事本末》四十二卷（肃亲王旧藏）、《二十一史》等，但令人遗憾的是这部分贵重文献因局势动荡而遗失。此外还有元版书10多种，有《翰墨大全》（残）《齐东野语》、《尚书》、《晏子春秋》、《六子》、《老子道德经》、《吕氏春秋》、《古清凉传》、《唐三诗》、《昌黎先生文集》等。

现大连图书馆藏的古籍善本已分批入选到《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截至2010年底已有123部入选），如宋刻本5部（元明递修本），《古史》六十卷（存五十六卷）、《宋书》一百卷（存四卷）、《魏书》2部一百一十四卷（存一百一十二卷）、《周书》五十卷（存三十卷）；明刻本66部、明刻套印本2部、明抄本2部，其中有《新编篇韵贯珠集》八卷（明弘治六年刻）、《二史会编》十六卷（明嘉靖四十年刻）、《皇明典礼》不分卷（明建文刻本）、《今古舆地图》三卷（明崇祯十六年）、《群书集事渊海》四十七卷（明弘治十八年刻本）、《花间集》十卷（明万历四十八年刻）、《程松谿先生文集》十卷（明隆庆元年刻）、《月露音》四卷（明万历刻本）、《历代地理指掌图》一卷、《澹生堂藏书目》不分卷（明末抄本）、《诸家谥文类编》不分卷（明抄本）、《奇门鸿宝》不分卷（明天启元年三色套印本）、《花间集》十卷（明万历四十八年朱墨套印）等；清刻40部、稿本1部、清刻套印本4部、清抄本3部，如《奉使公函稿》不分卷（稿本）、《靖海纪》不分卷（活字印本）、《御选唐诗》三十二卷目录二卷（康熙五十二年，内府刻朱墨套印本）、《御选唐宋诗醇》四十七卷目录二卷（乾隆十一年，内府刻四色套印本）、《新编南词定律》十三卷首一卷（康熙五十九年刻朱墨套印本）、《皇清文颖》六十卷总目二卷（康熙五十二年，内府抄）、《秘书志》十一卷（清抄本）、《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六十卷后集四十卷（清抄本[四库底本]）、《皇舆表》十六卷（康熙四十三年内府刻本）、《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三十八卷首二卷（康熙六十年内府刻本）等。

中国诗词方面文献的搜集。“满铁”大连图书馆（截至1927年3月末），所购买的图书包括古诗词、评论类等文献，约有2349余种，小说类约有562余种。大多为汉、金、晋、宋、元、明、清、民国等时期的文献，以明清两代所占比例居多。如诗词方面，明代的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家集》100册（光绪五年出版）；清代方登峄的《述本堂集》（乾隆20年出版），魏际瑞的《三魏全集》（48册）；民国时期的罗振玉编的《明季三孝廉集》（10册）。

“满铁”图书馆所收藏的明清小说方面的文献，受到海内外学者的赞誉，如《金瓶梅》、《红楼梦》等刊本和抄本，其中有120种被列为国家级善本和数十种孤本。《西游记》有古本的100卷、绘本的44卷，为明、清、民国时期的不同版本。还有康熙刻本的《续虞初志》、明刻与清初刻本的《后水浒传》、万历刻的《混唐后传》、明刊本的《醒世阴阳梦》等，有关《水浒传》方面的小说有10种。另，“满文刻本《金瓶梅》题名为《世态炎凉》尤为海内外学者所看重。此书译于康熙年间，现国内只存藏七部，且多为残本，抄本更少。满文刻本《三国演义》刻于清顺治七年（1650），全十二册，包背装，国内仅存两部，另一部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北京图书馆存有一部残本”⁽⁵⁶⁾以上各刻本都属于稀世版本。此外还有1939年购入的殿版文献《剿捕临清逆匪纪略》等。

清代总管内务府档案稀世珍品共计2051件，其中满文档案861件，主要是顺治、康熙年间。满汉合璧档案1190件，主要是雍正、乾隆年间的档案。这些档案的每件题本上都钤记着“总管内务府”印，其中部分司院的题本也都钤记司院的印，而每一题本的封面左上方都配有红色的汉文或满文的批注。这些档案均属内务府秘籍，今已是海内外孤本。对今后研究有关清代的政治、历史、文化、经济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此外，“满铁”大连图书馆时期还藏有许多清朝武英殿刻本、聚珍本、“典礼”“孤本”、明清刻本等。如《皇明典礼》（属于明建文朝刻本为罕见孤本，浙江图书馆藏有一部清光绪三年影抄本）、《古今图书集成》（雍正年间铜活字本）、《通鉴纪事本末》（朝鲜大型铜活字本）、《二十一史》（明朝北京国子监刻本）、《诸家谥文类编》（明抄本、13种）、《新订六壬总要》（孤本）、《遁甲句解烟波钓叟歌》（孤本）、《奇门鸿宝》（明天启元年三色套印本）等。

前述“满铁”大连图书馆藏书体系时，谈到“满铁”大连图书馆的注重搜集地方志文献。“满铁”时期收藏的中国古籍文献中有“方志文献2491种，包括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1662个县的方志。而大连图书馆现藏的古籍线装文献中的史部，主要以地方志为主，有2300多种，其中大多是满铁大连图书馆时期收集的文献，其中有109种善本，堪称方志的精品。最早的版本为明正德二年刻的《姑苏志》，另有8种是海内孤本。”⁽⁵⁷⁾“典礼”《皇明典礼》和明抄本的《诸家谥文类编》，陕西的《蓝田县志》（清顺治时期）、《延安府志》、江西的《德兴县志》等。

“满铁”大连图书馆收藏的舆图，共有1200多种、5000多幅，大多为珍品。如《中国古地图》（明嘉靖年）、《太华山图》（石刻，明万历年）、南怀任编的《坤舆全图》（康熙十三年，此图为我国第一部全国地图集）、《北京城地图》、《潮州绘图》、《福州城图》等，展现了各历史时期的山川、河流、经济、水利、风景、名胜、港口等有关疆域的原始风貌。

（二）“满铁”日本语文献再现历史研究价值

1．日本问题研究文献

现大连图书馆所藏“满铁”时期的日文文献共94115种，179416册，其中杂志1906种，22017册，报纸160种（日文104种）。这些资料包含了文学、社会科学、历史、宗教哲学、产业、交通、地志、医学、艺术、军事等以及有关“满蒙文库”（中国东北地方文献研究）等资料，是当时日本人研究日本、中国以及东南亚方面的重要文献。这些资料来自日本及殖民地台湾、朝鲜、日本殖民者在华所建立的各机关。其中明治前的出版物有3000多种；“满铁”出版物有4000多种；日本问题研究的资料28000多种，包括文化类13000多种，文学类8800余种，政治类3000余种，教育类1600余种，社会类1500余种，艺术类1200余种，历史类1000余种等，此外还有军事、经济方面的书籍及丛书之类。这些文献反映了日本明治维新后“大陆政策”的思想导向，是日本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基础资料。

从多角度、多方位观察上述文献，能看到明治前后在日本政治、思想、经济、文学以及历史人物等各方面的发展与转变。如从日本文学方面的评论到丛集、史传、和歌、俳句、小说、戏曲等文献的收集都非常广泛，历史、传记、地志方面更为全面。这些文献有精装、线装、平装等多种版型。特别是明治维新后反映战争题材的短篇小说，有352种，443册。如《战争》、《战死》、《战火》等。而这些日本文学文献大部分是日本出版物，仅有少部分为中国民国时期出版。

大连图书馆现藏有文学评论的文献239种，296册。大多为日本东京出版，其中有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郑振铎的《文学大纲》（民国十六年）。其他为日本明治和大正、昭和年间的出版物，如大桥新太郎的日本文学集《珍本全集》（明治二十八年）、《忠臣藏浄琉璃集》（明治二十九年）、《近松世活浄琉璃》（明治三十年）、《四大奇书》等。此外，还收藏了日本最早的《古事记》文献，版本有数十种版本；文学史传中不同年代出版的文学史就有180种，290册。如《日本文学史》一书，有明治二十五年、三十二年、四十一至四十四年各版本，对研究日本文学史有一定的价值。

和歌与俳句类的文献更是包罗万象，从古到今的研究、评论、撰集、杂文等范围都非常广泛。共有186种，232册。如有关《万叶集》的文献，年代从明治到大正、昭和；版型从线装到精装，一应俱全；版本有各种注本、校本、讲义和专著等研究著作多达130种。

小说、戏曲类也甚广泛，共有5208种，7728册（大连图书馆2001年统计）。从室町、江户时代、明治前后的小说、戏曲。特别是日本戏曲类，明治前后的文献很多。此外大连图书馆现藏有日本人研究与翻译的中国戏曲（现藏43种，59册）和外国戏曲文献337多种，362余册。这些资料对研究日本文学艺术具有很高的价值。

有关历史、传记、地志方面的文献，大连图书馆现藏书9621种，17150册。据大连图书馆2001年统计，传记为2541种，3613册；地志类为3258种，5469册。其中有日本史（3132种，6768册），中国史（347种，743册）和外国史（343种，557册）的文献。这些文献有精装、线装、平装等版型。特别是历史中的战争类的文献，如甲午战争（84种，92册）、日俄战争（157种，263册）时期的文献，参谋本部编《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日露战史》，海军军令部编的《明治二七八年海战史》、河树直的《日清战争实记》、齐木宽直的《日露战争实记》、《战时画报》、大本营写真班编《日露战役写真贴》等。这些文献是研究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有力证据。有关地志的文献多是日本人在大正与昭和时期所出版的文献，日本人研究中国山西、陕西、甘肃、青海、华中、江苏、湖南、湖北、云南、福建等各地的地志风貌、游记、综览，利用《南支战线教育从军记》、《北京繁昌记》、《上海都市景观》、《事变下的上海概观》等文献，对研究九一八事变前后日军在中国各地侵略具有一定的价值。

2．中国问题的研究与“满蒙文库”

为了称霸亚洲，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对中国和朝鲜实行侵略扩张的政策。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实行侵略东亚的“大陆政策”和“大东亚共荣圈”。日本殖民者鼓励“有志之士”，动员各类专业的博士、硕士以及从西方留学归来的专家学者，到中国研究各种问题，并在中国建立各行业的研究机关、调查所、出版社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社会、移民、交通、产业、地志等进行调查收集。并在日本、中国出版大量图书、报刊、资料汇编、文书、政府公文等文献，供更多的日本人研究满蒙以制定侵略方策。

九一八事变后，各“满铁”图书馆都设立了“满蒙文库”，在目录上特标有字母“M”。现大连图书馆所藏文库图书12052种（1988年统计，包括部分中文），其中日文藏书8984种，19345册（大连图书馆2002年统计）。分别从宗教、哲学、教育；文学；历史、地志；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统计、移民；理学、医学；工学艺术；产业；交通等九大类搜集文献。对上述图书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大方面：（1）有关“满蒙”、中国文化以及宗教、历史、地志研究等文献；（2）有关“满铁”出版物；（3）有关政治、经济、法规、社会和移民等方面文献；（4）有关产业、理学和工学、交通铁路方面的文献。

“满铁”大连图书馆收藏的有关“满蒙文库”多为“东北地方文献”⁽⁵⁸⁾。这些文献的研究种类繁多，调查形式多样，细节详尽具体，对“满蒙”（东北）的每个省、市、县、旗，从历史、地理山川、地志、地域、城市到人情、风貌、服饰、生活环境，甚至石头、水土、花草等等，每个问题、每个侧面都有文献记载。收集的文献种类，可以说包罗万象，体现其调查研究细致广泛。“满蒙文库”为日本侵略东北、东蒙等地，勘察其矿产、农业、渔业、文化、各种轻工和化工产品等资源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如现今大连图书馆收藏有东北历史、地志文献1187种，2431册。从伪满洲历史地理的《满洲地理附图》（含魏、三国、蜀汉、金、元、明各时代至“满洲图”），到《满洲地理研究报告》）（1—14篇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编，1934年版），对东北的各地名、地志的历史发展、变迁，都进行了研究并著书立说。如“满铁”总裁室弘报课出版的《满洲城市沿革考》、旅顺、大连、奉天等地名，对各城市的风土人情、企业名录等文献收集详尽；特别是大连地方志文献（40多册）。如《大连市》、《大连市民宝典》、《大连市史》、《大连要览》、《旅顺》、《旅顺事情》、《关东州事情》、《南金乡土志》、《水师营》、《关东州施政三十年史》、《关东州施政二十年史》以及《关东州法规提要》等文献（150多册）、关东州各个地图达140多册等。从这些藏书就能看到日本殖民者对东北、大连等地进行详细的有目的、有规划的研究。有关“满蒙”、中国文化以及宗教、历史、地志研究等文献中，宗教哲学类的文献有70种，125册。如《宗教调查资料》、《满洲国宗教志》、《沙河口神社小志》、《建国精神讲话资料》、《王道讲话》、《满洲建国的理想王道》、《满蒙统治王道原则》、《王道研究》等，从文献看，均以民俗宗教方面的王道到皇道、神道等方式来禁锢中国人的思想。所以，从这些资料中能发现许多有价值的资料，为今后研究日本殖民统治的侵略计划提供了许多史证。

3．有关“满铁”出版物情况

“满铁”大连图书馆收藏的“满铁”出版物有4000多种。其中包括图书、文书、档案、调查资料、各机关刊物、统计资料等各类文献。这些资料的发行随着“满铁”在中国东北的势力不断扩张，调查范围也不断地扩大。

“满铁”调查部可分为五个时期。一是创立期，1907年至1922年为基础调查；二为“满铁”调查确立期。1923年至1931年主要是对北满、蒙古、苏联等地的细密化的研究；三为“满洲事变”和经济会设立期。随着关东军特务部的建立，九一八事变爆发，掌握“满洲”的政治、经济成为日本殖民者的根本方针。“满铁”各部调动大量的专家，用四年时间立案调查4000余件资料；四为满铁产业部大陆开发期（1936年至1937年）；五是日本殖民者进一步推行“大陆政策”期，1937年夏，七七事变爆发，向天津、北京、上海等地扩大调查机关，并建立“大东亚战争”调查部（1937年以后）。为此先后建立新京支社调查局、铁道总局调查局、北支经济调查所、上海事务所调查室、东京支社调查室及东亚经济调查局、大连调查部（北方调查室、矿产地质调查室、社业调查室）等。甚至“满铁”大连图书馆、满洲资源馆、奉天图书馆、哈尔滨图书馆都被列入调查部行列中（参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机构组织一览表”）。其共同使命是“有效确实地达成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加紧深入地对全东亚科学综合的认识”，⁽⁵⁹⁾所以各调查机关出版发行了大量调查资料。

调查资料的涵盖内容十分广泛。如“满铁”经济调查会的《黑龙江流域调查报告》，北满经济调查会的《支那驻屯军乙嘱托（特约人员）矿山班第一班调查概报》、《哈市近郊农业调查报告》、《大兴安岭北铁西部线南部方面森林调查报告书》、《奉天近郊日本移民入植地域察调》，“满铁”调查会的《无锡电力调查报告》、《山西省矿业经营调查报告》、《北支矿山调查报告》、《满洲养鸡业调查报告》，“满铁”新京支社的《家畜交易市场调查》，“满铁”调查部《满洲国水产贸易现态》，乙嘱托（特约人员）矿山班的《河北井陉煤田调查报告概要》，“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的《河北省顺义县沙井村土地所有权地籍及土地公证，有关水素质调查》，“支那”驻屯军司令部的《白泥河镇状况》等。这些文献以“油印本”印刷发行，一般称为“满铁调查资料报告”，共889册。从中可以看到“满铁”的调查规模之大，从大的方面有煤矿、森林山川、地质、矿产资源等调查报告；从小的方面有村、镇、水井、养鸡、麻袋等记载。这些不同行业、不同类别的详细调查资料，为日本侵略中国掠夺资源提供了依据。

（三）从西方视觉探究东亚问题的“远东文库”和“犹太文库”

“满铁”大连图书馆所藏的西文图书3万册。“满铁”大连图书馆的西文图书主要由羽田亨进行收集。“连图委托京都大学的羽田亨博士寻求有关西域洋书（西文），由于大学没有购书经费，所以贵重图书就由连图购买。”⁽⁶⁰⁾这些文献不管是在版本和内容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价值。此外，还有许多珍藏的舆图。包括中国各地区的舆图，年代多为明、清时期。共1200多种，5000多幅，其中不乏珍品，以及碑帖拓片1500多种。特别是在研究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侵略东北以及在中国所执行的政治、经济、文化、经营等策略，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文献证据。西文藏书包括英、德、法、荷、意、拉丁文等文献，对研究东亚问题，无论对学术研究还是版本价值均有重要意义。值得一提的是西文中以远东地区文献为主建立的“远东文库”（Far East Collection ）和以犹太问题研究为主的“犹太文库”（Jewish Collection）。“远东文库藏书有6705种”与东西方有关的文献，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带来或布教时所著述的文献等。如：法国耶稣会士赫德（Du Haidc）所著的《中华全志》（大连图书馆收藏的1735年巴黎出版和1738年伦敦二种版本），主要是他在中国布教时所了解的中国政治、经济、法律制度、民俗民情等方面的记录；法国传教士冯秉正（Josepn de Mailla）著的《中国通史》（1777—1785年巴黎初版，共13卷）；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artin）著的《中国历史》（1659年阿姆斯特丹出版）；德国汉学泰斗基尔旭的《中国礼俗记》（1667年阿姆斯特丹出版）。此外，英国学者翰洛克曼在1972年出版的《耶稣会士游记》，详细记录了法国传教士洪若翰受到康熙的赏识，以及传教士张诚以翻译的身份在尼布楚与俄国使臣的接触，记录了他说服俄国使臣签订《尼布楚条约》的经过等。这些资料对研究西方人的中国观是非常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大连图书馆还收藏“满铁”大连图书馆的3万册俄文图书，是俄国人研究中国东北、西伯利亚的政治、经济、地理、军事、文学等方面的文献。

“犹太文库”（Jewish Collection）在现大连图书馆藏有犹太文献约800多种，1000多册。“犹太文库”为“满铁”大连图书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所建立，日本殖民者借助这些资料，提出向“满洲移植犹太难民，以借助犹太人的资金和智慧共同开发满洲的计划”。⁽⁶¹⁾所以，日本情报机关对犹太人的研究投入大量的人力，设立“犹太问题研究厅”，派陆军省谍报人员安江宣弘到中东地区进行调查研究，认为：“关于犹太人企图统治全世界的国际大阴谋的宣传，纯属一派胡言。”⁽⁶²⁾，如“犹太文库”中所收集的文献有书志类的《大百科全书》（1至10册，1902—1931年版，英文和德文版）、《犹太人共济社秘密组织之大百科全书》（英文，1920年版）、《巴基斯坦与约旦手册》（1934年版）、德文的《犹太历史与文学年鉴》共1—30卷（1899—1927年版）、《犹太丛书》（1929年版）；杂志类德文《犹太人战争史档案》（1915年）、《犹太生活与思想耶稣教会月刊》（1919年）、俄文《西伯莱人生活杂志》（1939年）；报纸类3种，即《以色列信使报》（1938—1939年）；《年青犹太人月刊》（1938年）、《解放周刊》（1939年）等，此外有宗教、哲学、教育、神话、文学、语言、艺术、地理、历史、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学、工程等书。充分利用犹太人的智慧为日本殖民侵略所用，是其根本目的所在，所以“满铁”调查部通过大量调查写出《满洲事变和犹太资本动向》等报告书，安江宣弘的《犹太国视察记》、《犹太人》和水谷国一的《美国犹太人社会及其团体》等。“满铁”大连图书馆把当时所收集、研究的有关犹太人的部分资料建立起“犹太文库”。

（四）大谷光瑞与“满铁”藏书中的“大谷文库”

1.大谷光瑞其人

在“满铁”大连图书馆收集的诸多重要文献中，除了“中文古籍”、“犹太文库”、“远东文库”之外，较突出的是“满铁”大连图书馆收藏的大谷光瑞“大谷文库”的文献。大谷光瑞（1876—1948）日本京都人，是日本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第二十一室宗大谷光尊（明如上人）的长子，1902年8月参加教团活动，开始进行西域探险。1903年继承宗主（法名为镜如）。他不仅是日本的宗教学者，而且熟知中国文化，“在昭和年间他以宗教为基础提倡《兴亚计划》，在战争中热衷于政治活动”。⁽⁶³⁾据“《柯公全集》中的《大谷光瑞师》一文介绍，大谷光瑞对动植物学、博物学以及亚洲大陆的地理非常熟识”⁽⁶⁴⁾，他知识渊博，既是探险家，也是藏书家，他收藏了诸多珍贵的中国典籍以及西文和日本图书、文物等。酒泉等地进行发掘。由于庞大的探险费用使西本愿寺的财政出现问题，1914年，大谷光瑞辞去教团的最高职位后在神户六甲山中建立别墅“二乐庄”。但该处于1932年因遭火灾，大谷光瑞开始海外生活，先后到南洋、朝鲜、中国、新加坡、土耳其等地进行布教。日本战败后因病住院，1947年回日本，1948年去世。

2.“大谷本”与“大谷文库”建立时间的考证

有关“大谷本”一事。在18世纪20年代后，中国盛行书志研究和推动“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鲁迅等是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当时中国开始研究中国古典小说考证与史略。日本也在盐谷温的带领下，长者规矩、辛岛骁、增田涉等开始研究中国小说。辛岛骁是最初称大谷光瑞寄赠给“满铁”大连图书馆的文献为“大谷本”的，伊藤漱平（日本二松学舍大学教授，中国文学专家）在其文中认为，“大谷本”是1927年东京帝国大学中国文学科学生辛岛骁提出的。

大谷光瑞

大谷光瑞曾在1900年被派往欧洲考察宗教。他看到欧洲中亚探险队斯文赫定等人的成果，就决定利用归途机会到中亚探险，当时称“国际中央亚洲探险队”⁽⁶⁵⁾，第一次探险（1902—1904）由大谷光瑞率领，自伦敦出发，经撒马尔罕、浩罕，进入喀什噶尔。大谷因其父去世匆忙返回日本。另外两名队员渡边哲信和堀贤雄赴西域（和田、库车、吐鲁番）等地调查佛教遗迹，经西安回国。第二次探险（1908—1909）由橘瑞超和野村荣三郎率领，主要发掘敦煌（吐鲁番、楼兰、库车）等地出土文献。第三次探险（1910—1914）时，橘瑞超由伦敦赶赴吐鲁番、楼兰、和田等地探险。1912年1月26日在敦煌与前来找寻橘瑞超的吉川小一郎会合，又在喀什、伊犁、乌鲁木齐、那时研究中国小说史很盛行，“大谷本”是1927年1月辛岛骁在《斯文》（第九篇）上发表的一篇论文，题目为《警世通三言二种》，文中提及“大谷光瑞依附满铁保存的小说戏曲方面的书籍180部”，之后在其文中多次称满铁大连图书馆的大谷文献为“大谷本”⁽⁶⁶⁾。

辛岛骁是东京帝国大学中国汉学家盐谷温的学生（也是他的女婿），1927年3月辛岛骁被派到“满铁”大连图书馆对“大谷文库”进行调查，其调查成果《满铁大连图书馆大谷本小说戏曲类目录》分三期刊登于《斯文》学刊第九篇。其目录小说戏曲共录有186种，其中戏曲12种。⁽⁶⁷⁾从此“大谷本”被有关学者在诸多文章中提及。

1915年，大谷光瑞到大连参加大连本原寺别院落成典礼。他从神户到上海时，把所收藏的文献古物都存入上海正金银行仓库，共250箱。同年8月后，这部分文物被全部搬迁到大谷光瑞的旅顺别墅书斋“含秀居”。伊藤漱平在《汲古》的文章中推算，大谷文献委托“满铁”大连图书馆的时间大约是大正六年（1917）春后，至大正七年（1918）时期。因在1916年春，由“满铁”调查课上田恭辅经手发行了《含秀居丛书》，大谷光瑞滞留在大连的时间为7—8月。1917年春以后中断刊行。

如光瑞师来看，在银行仓库保存的多数的木箱，在急需时，取书是很费力的事情，因而考虑要委托给图书馆这一方案，大概也是由上田从中介绍而实现了其愿望（或者是在搬运旅顺时，为了使那些贵重图书得到更好的保存，而决定委托给满铁大连图书馆保管的可能性）。⁽⁶⁸⁾

有关“大谷文库”的建立，有两种观点。一为《满铁附属地经营沿革全史》与《满蒙年鉴》中认为“大谷文库”建立的时间是大正十四年（1925）11月转为寄赠给“满铁”大连图书馆。一为伊藤漱平根据文库中所藏的《鼓掌绝尘》一书钤有日本昭和五年印（1930年为大谷本最早的藏书印年份），在其文章中提及大谷文献委托保管是昭和五年（1930）7月转赠给“满铁”大连图书馆。其中包括汉籍5000册，西文300册，汉籍中古版类的戏曲小说很多，是国内外学者所注目的文献。运到大连的文献“主要是搜集的‘支那’通俗文学——戏曲、小说类文献珍品”⁽⁶⁹⁾。因此，他认为大连图书馆“大谷本”的藏书为1930年寄赠的。大连图书馆馆长张本义在其《从“大谷文库”看中国古典小说东转与回流》，和曾为大连图书馆副馆长的王若在其《大连图书馆‘大谷文库’藏书初探》一文中，均提到“大谷文库”整理在寄赠之后一段时间，所以不能以钤印在大谷藏书印的年代为寄赠时间。而大谷文献的寄赠根据《镜如上人的年谱》中介绍大谷经常到东南亚等各地考察，“由于经费的问题，就把其藏书寄存在‘满铁’大连图书馆为抵押（时间大概为1915年后），后因无力偿还就在大正十四年十一月正式转让给‘满铁’大连图书馆”⁽⁷⁰⁾，大谷文献寄存在“满铁”大连图书馆后，图书馆已建立了“大谷文库”。

关于大谷文献寄托在“满铁”大连图书馆时期，松崎鹤雄到“满铁”的正式时间为1918年4月至1931年⁽⁷¹⁾。他整理“大谷文库”的情形，伊藤漱平在其《汲古》中引证松崎在大正九年（1920）5月21日寄给水野梅晓的一封书信中称：

光师猊下（对高僧的尊称）所寄托的书类，我在三月十日开始整理，逐一见到其缺本、残卷、潮湿、虫蛀现象很多，（我）用了一段时间才调理整齐，这些文献在本馆积存，（整理时）十分小心谨慎，听说送来时都需要谨慎的触摸。放在箱子中的都是好书佳版的西文书，箱子破损断裂的甚多，终于在昨日（五月二十日）整理完毕。逐一把书排列整齐，其中发现明建文、成化、弘治、正德、嘉靖版本的书很多。也发现万历版良书几种，尤其有小说的佳版，但多数文献有缺、残、破、碎等现象。暂且不说残缺等良种文献，此外还有那些无论是佳版还是普通种类都有其专门领域。大谷文库存放在五楼的一间，因小说文献有诸多时代名著之外，（还有许多）难以鉴别。此后叶德辉⁽⁷²⁾、缪荃孙等质疑只能是对作者名字和年代的辨别。有幸的是古版的西文类文献破损的少，这次大会馆长催促，全部整理完毕。我想如果光猊先生想甩卖的话，仅靠满铁因经济繁荣而增补一些的奖赏资金是微不足道的，另外因今年申请增资购书费失败和预算急剧削减的情况下，我想只能购买部分普通的文献，假如包括国内外杂志全部购入的话，大概预算资金约有五千美元⁽⁷³⁾。

柿沼介任命竹内正义整理大谷西文的文献，有关这一部分青木实在《柿沼介与大连图书馆》的回忆文中略微提到一点：“什么时候老馆员竹内写的有关西文书整理告一段落时，柿沼先生到书库五楼曾指着书库的一角说‘如此麻烦的工作，这个就拜托了’。这是堆积很高的陈旧的文献，是大册子的西文书，如山一样有一千多册。那是大谷探险队的成果。”⁽⁷⁴⁾鉴于图书数量多，残损严重，整理持续时间较长，钤印在文献中的藏书印也不同。如“大谷文库”中所藏的清代小说《杜骗新书》上钤印着“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昭和五年七月十八日”的藏书印，《遍地金》藏书印的时间“昭和六年一月二十日”，下方盖有朱文小长方印的“大谷光瑞氏寄赠”。另外，如《艺文类聚》藏书印的时间为“昭和十年八月二十五日（1935）”、《大明一统志》盖有藏书印为“昭和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1938）”、《明季南略》为“昭和十六年一月二十八日（1941）”。⁽⁷⁵⁾

因上述松崎书信引文中提到“大谷文库”中的文献难以鉴别，事实证明只有进行鉴别清楚后，方能著录整理、盖馆藏印。故“大谷文库”的建立既不能看成是从1930年开始到1941年为止，也不能认为大谷文献是分批寄赠给“满铁”大连图书馆，也只有一个说法是分批进行整理，但又不可能说“大谷文库”的文献需要整理十年之久。也就是说比较容易鉴别的文献先行整理，而钤印着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时间越晚，说明该文献越鉴别困难。总之“大谷文库”的建立应以《满铁附属地沿革全史》（上册）和《南满洲铁道附属地学校及图书馆和发达的社会公共设施》中都提到的，以委托“大谷文献”在大正十四年（1925）寄赠给大连图书馆收藏时间为准。

3.“大谷文库”的藏书构成

大谷光瑞将在西域发掘的文献及物品一部分带到旅顺，一部分存放在别墅“二乐庄”⁽⁷⁶⁾中（后卖给久原房之助），1919年这部分物品赠给朝鲜总督府博物馆，该馆出版《朝鲜总督府博物馆中央亚细亚发掘品目录》（现藏汉城国立中央博物馆）。部分珍品存放在旅顺关东都督府博物馆，⁽⁷⁷⁾作为陈列品展览。陈列品于1921年收入关东都督府博物馆图书部，并出版《关东厅博物馆大谷家出品目录》。1927年该馆为关东博物馆附属图书馆，1929年独立为关东厅图书馆。据《满蒙年鉴》（1930年）统计该博物馆有和汉图书15092册，西文图书1347册⁽⁷⁸⁾。其中“大谷文库”文献共3488册。在1932年《满蒙年鉴》记载大谷光瑞在中国西藏、印度的一些贵重考古品为7500余件，⁽⁷⁹⁾1929年全部寄附关东厅博物馆。

“满铁”大连图书馆的特藏“大谷文库”所搜集的“中国古籍5000余册，西文图书300余册”⁽⁸⁰⁾。之后大连图书馆又重新进行调查，在上述文献中还包括“日本刻本170余种，日文和汉文抄本25种”⁽⁸¹⁾。前者为经书、府、县、志、小说、戏曲，后者以中国学的有关文献为主。有关“大谷文库”的藏书构成大概有三类，一部分是日本“二乐庄”运到上海后转至旅顺的部分文献；一部分是朋友赠送的图书；还有一部分是在中国购买的图书。赠送的图书在“大谷文库”中约有十多种之多。如《宿监古本论语集解》（日本刻本），内有“水野梅晓”朱文方印；《策修要法》（日本刻本），有“岛田蕃根藏”墨迹；《永平寺箴规》，（日本刻本），盖有“洞上沙门铁英藏书”朱文方印；《诗经要集》，有“筑地御坊”、“藏书之印”朱文阴、阳文方印各一；《世说笺本》上盖有朱文方印“学山根藏书记”和朱文长方印“谷合南涯所藏之印”等，有关这一方面，王若在《大连图书馆“大谷文库”藏书初探》中逐一详细说明：

如日本刻本《栎翁稗说》，内有“大谷伯爵阁下请存”，落款“苏峰”，又有“苏峰学人”朱文小方印，后署年代是“大正二年七月十七日”。苏峰即德富苏峰，与大谷光瑞关系密切，《大谷光瑞全集》中曾多次提到他。又如日刻本《寂宝录》，内有题识曰：“弟偶得闲，探囊中捡出《寂宝和尚语录》一读，不堪怀旧之情，为欲入空亦不可得，因又忆法无内外，境无真俗，不妨尘中护真，敢奉座右请赏台收，法幸矣。于时癸卯四月二十日，水野梅晓赠。大谷文库中盖有水野梅晓印的书约有二十种。水野梅晓的藏书印还有“七十二峰赠”，“六休上人”、“梅晓”、“日本吉祥山赠”等。大谷文库中藏有这么多水野梅晓的书，是一次赠送的呢，还是分批赠送的尚待考证。⁽⁸²⁾

4.“大谷文库”的文献研究价值

（1）文献收藏与版本价值

“大谷文库”所收藏的文献全面广泛。首先，从收集的文献史料上看，古籍版本都有相当的价值。如正史中的《史记》、《资治通鉴》，儒家的《周易》、《论语》以及野史的《啸亭杂录》，民间的《劝农歌》，佛教方面的文献《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永平寺箴规》等也收集了许多。特别是包括中国古籍分类法中经、史、子、集、丛等各部类的文献更是不胜枚举。另一方面从系统收藏一个作者的作品上看，是“大谷文库”的又一特色。如清代著名小说家天花藏主人所创作的小说现存16种，即《梁武帝西来演义》10卷40回，《人间乐》4卷18回，《王支砚小传》4卷20回，《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20回，《锦疑团》16回，《平山岭燕》20回，《金云翘传》4卷20回，《两交婚小传》4卷18回，《后水浒传》45回，《玉娇梨》4卷20回，《幻中真》12回，《麟儿报》4卷16回，《飞花咏小传》16回，《画图缘》4卷16回，《定情人》16回，《赛红丝》16回等。“除《梁武帝西来演义》、《锦疑团》、《幻中真》外，其余16种，该文库中皆有庋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连图书馆大谷文库，是收藏天花藏主人作品最多”的⁽⁸³⁾。其次，有关大谷文献中版本价值也相当高。大谷在版本收集上，不但有汉文刻本，还藏有日文刻本以及注重同种文献的不同版本的收集。如《孔子家语》有中日5种版本，“其中有乾隆八年（1743）聚锦堂重刻汲古阁本，有清下半叶刊刻的《鼎锓二翰林校正句解评释孔子家语正印》本，该本是仿刻汲古阁本，但在书的正文上栏增刻了注释。另外，还有宽政四年日本东都书肆嵩山房刻《冢注孔子家语》本，日本元文元年嵩山房刻《增注孔子家语》本，及日本元文四年风月堂刻《补注孔子家语》本等等”。⁽⁸⁴⁾

（2）以明末清初珍本的通俗小说为珍藏

“大谷文库”共藏有明清时代的小说150种（不含戏曲），许多小说不管在刻工与年代方面，都很精湛并且具有早期文献价值，甚至不少在海内外是孤本、稀见本。有关这部分小说孙楷第专程于1930年11月8日到“满铁”大连图书馆书库中查阅，并对部分小说专著《大连图书馆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目录》，在书中有详细说明。短篇集小说《二刻增补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四十卷）、《鸳鸯针》、《壁城连》、《珍珠舶》《幻缘奇遇小说》《海内奇谈》（包括《西湖文言》、《人中画》、《古今小说》）；长篇小说有《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东西汉传》《警世阴阳梦》（10卷40回），此外还有《梧桐影》、《女开科传》、《新编飞花艳想》、《详刑公案》、《赛花铃》、《合浦珠》等，都从版本、装帧、题解等方面作了详细说明⁽⁸⁵⁾。而《连城璧》、清初短篇小说《云仙啸》（孤本）被专家公认为稀世珍本等。另外，满铁大连图书馆藏有极其罕见的30种清刻本小说。如《金兰筏》、《醒风流》、《凤凰池》等。其中“《醒名花》除了大谷文库本外，美国哈佛大学仅存有一部残本。《醒风流》一书，海内外仅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和大谷文库各藏一部”。⁽⁸⁶⁾特别是现大连图书馆所藏的“大谷文库”中三部贵重孤本小说，即《鸳鸯针》一帙四卷，两个单行本《一枕奇》（二卷）和《双剑雪》（二卷）。这些藏书不管是在史料方面还是在版本方面都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大谷文库”中对所收集的中国小说类文献，得到多方专家、学者注目与赞誉：

昭和十五年（1940）日本学者岛田好在旧满铁大连图书馆刊行物《书香》第157号所写的《本馆所藏稀件书解题》，其文中特别设有一节有关“大谷文库的中国小说”。六十年代美国哈佛大学东亚文学系马幼垣教授所著的《大连旧藏珍本小说的去向》一题的文章（刊登在小说史论稿）。这一文多以推论所写，显然“大谷文库”本的通俗小说也在美国学术界引起关注。1986年伊藤漱平教授来华参加在哈尔滨举办的“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他专程来大连调查“大谷文库”本的通俗小说，归国以后不久就在古典研究会编的《汲古》杂志上连载发表“大连图书馆藏‘大谷本’的来历以及其现状”（昭和六十一年，第九号、第十号。下篇笔者未见）。伊藤漱平在这篇文章中对大谷光瑞的大谷文库的小说进行了介绍。⁽⁸⁷⁾

王若在《大连图书馆所藏“大谷文库”本的小说特色》文中，介绍了伊藤漱平的学生大冢秀高在1984年汲古书院出版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改订稿》，该书是继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之后而明确阐述大连图书馆的“大谷本文库”的小说重要价值的参考书。该书网罗了中国、日本、美国等各图书馆及个人的藏书目录与著作，如郑振铎的《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录》、辛岛骁的《满铁大连图书馆大谷本小说戏曲类目录》等，都在文中作了详细介绍。

（3）罕见的地方志和西文文献的珍藏

“大谷文库”中的地方志多为稀见本和刊本较多。藏有近400多种地方志，其中清乾隆前期达200余种。可称得上国家级善本。

冈村敬二在其书中提到，“满铁”大连图书馆的地方志文献，包括该馆成立前“满铁”调查课时期购入的700多部和该馆以后购买的文献。植野武雄在其《满洲地方志综合目录》收录了从1938年12月起伪满洲全县旗91县1旗的地方志181种⁽⁸⁸⁾，如《重修莱芜县志》（康熙12年刻）、《山海关志》（康熙8年刻）、《宁化县志》（康熙23年刻）。而且地方志收集得广泛、详细（诸如此类文献请见以下大谷文献地方志表）。如该馆所编1937年《满铁大连图书馆增加图书分类目录》中，有关地方志在大谷光瑞文献中占据较大的比重。其中1937年收录的中国地志为90种，大谷文献有88种（北部地区志66种、南部地方志3种、中部地方志19种）。以下是1937年“满铁”大连图书馆所收录的大谷文献地方志目录表⁽⁸⁹⁾：

北部地区志

《开州志》　　嘉庆十一年版　　　《山海关志》　　康熙八年

《深州直隶州志》 道光七年　　　　《平乡县志》　　道光十二年

《龙门县志》　 咸丰元年　　　　　《荣成县志》　　道光二十年

《峄县志》　　　　乾隆二十六年　　　　《冠县志》　　　道光十年

《曲阜县志》　　　乾隆三十九年　　　　 《汶上县志》　　 康熙五十六年

《寿张县志》　　　康熙五十六年　　　　　《泰安县志》　　　 道光八年

《泰安府志》　　　乾隆二十五年　　　　　 《莱州府志》　　　 乾隆五年

《莱芜县志》　　　康熙十二年　　　　　　　《解州全志》　　　 乾隆二十八年

《河曲县志》　　　同治十一年　　　　　　　《五台新志》　　　 光绪九年

《山西志辑要》　　乾隆四十五年　　　　　　《沁州志》　　　　 乾隆三十六年

《长子县志》　　　嘉庆二十一年　　　　　　《直隶绛州志》　　 乾隆三十年

《定襄县志》　　　雍正五年　　　　　　　　《武乡县志》　　　 乾隆五十五年

《武乡县续志》　　光绪五年　　　　　　　　《蒲州府志》　　　 乾隆十九年

《永济县志》　　　光绪十二年　　　　　　　《河阴县志》　　　 康熙三十年

《陕州直隶州志》　光绪十七年　　　　　　　《光山县志》　　　 乾隆五十一年

《彰德府志》　　　乾隆五十二年　　　　　　《淇县志》　　　　 顺治十七年

《扶沟县志》　　　光绪十九年　　　　　　　《叶县志》　　　　 同治十年

《安康县志》　　　咸丰三年和嘉庆二十年　　《兴安府志并续志》 乾隆五十三年

《绥德州直隶县志》乾隆四十九年　　　　　 《长安县志》　　　 嘉庆二十年

《直隶商州志》　　乾隆九年　　　　　　　　《定远厅志》　　　 光绪五年

《同州府志》　　　咸丰二年　　　　　　　　《白水县志》　　　 乾隆十九年

《宝鸡县志》　　　乾隆五十年　　　　　　　《褒城县志》　　　 道光十一年

《洋县志》　　　　光绪二十四年　　　　　　《续耀州志》　　　 乾隆三十年

《洛川县志》　　　嘉庆十一年　　　　　　　《蓝田县志》　　　 顺治十七年

《环县志》　　　　乾隆十九年　　　　　　　《泾州县志》　　　 乾隆十八年

《肃州县志》　　　乾隆二年　　　　　　　　《宁州志》　　　　 康隆二十六年

《成县新志》　　　乾隆六年　　　　　　　　《静宁州志》　　　 乾隆十一年

《镇番县志》　　　道光五年　　　　　　　　《文县志》　　　　 光绪二年

中部与南部地方志：

《海州直隶州志》　嘉庆十三年　　　　　　　《江南通志》　　　 乾隆二年

《江宁府志》　　　嘉庆十六年　　　　　　　《高邮州志》　　　 道光二十五年

《续高邮州志》　　道光二十二年　　　　　　《吴县志》　　　　 乾隆十年

《上海县志》　　　同治十一年　　　　　　　《靖江县志》　　　 光绪五年

《川沙厅志》　　　光绪五年　　　　　　　　《南汇县志》　　　 光绪五年

《平望志》　　　　光绪十二年　　　　　　　《武阳志录》　　　 光绪十四年

《湖南通志》　　　光绪十一年　　　　　　　《兴国州志》　　　 咸丰元年

《四川总志》　　　康熙十一年　　　　　　　《慈县溪志》　　　 雍正八年

《常山县志》　　　光绪十二年　　　　　　　《东莞县志》　　　 嘉庆三年

《顺德县志》　　　咸丰三年　　　　　　　　《清远县志》　　　 光绪六年

在1938年的目录中所收集的大谷地方志目录，有河北省、山东省、山西省、河南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江苏省、安徽省、江西省、湖南省、湖北省、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福建省、广东省、广西省、新疆等地的地方志192种，大多成书于清代年间。

另外，西文图书的特殊性。继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之后，1984年汲古书院出版了伊藤漱平学生大冢秀高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改订稿》，该书明确阐述了大连图书馆的“大谷本文库”小说的重要价值。大谷文献除了“小说戏曲方面的书籍180余部”⁽⁹⁰⁾，还有西文图书明末清初时期，即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布教所著的书。这些文献对研究中国明清时期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中国的风土人情、对外关系等具有很高的价值。

（4）有关“大谷”文献中诸种“印章”与各类“大谷光瑞藏书印”

在大连图书馆现收藏的原“满铁”大连图书馆的“大谷文库”的文献中，都盖有朱文长方印的“大谷光瑞藏书印”（多盖在书前封印或书后印以及书内印三种方式）。如《续修台湾府志》书前封中间位置盖有“大谷光瑞藏书” （4cm×3.9cm）方印，书封右下索书号中位盖有“大谷”印。首页为“续修台湾府志序” 右上方钦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时间为昭和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的椭圆章；左上方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印”，右下方为“旅大图书馆藏书印”（4.4cm×4.4cm）以及之下盖有长方“大谷光瑞氏寄赠”（4cm×0.6cm），每册书后页盖有小方印“大连图书馆藏”，文中有插图，重点之处有红色圆形符号标注。

但大谷文献中有的盖三个大谷藏书印，有的盖两个或一个藏书印。从对文献考证来看，大谷可能是根据不同文献的收藏价值，盖有不同的印章。如：《大连图书馆“大谷文库的藏书”初探》谈到日本刻本《东莱先生音注唐鉴》，在该书中盖有三枚藏书印，这种情况在大谷文献中是非常少有的现象。此书在正文上有藏书朱文点校，大多在人名、地名、年号等专有名词，都用直线标出。书中用朱笔校正日文的注音错误，如果正文中有误，就把正确的字标在上栏的外边。假如在该书中出现了衍文，勘校者用赤笔把该字框上，以示校正，甚至对不同版本的字也仔细勘校。此外，还有《左传分国纪事本末》日本刻本盖有两个印，也在诸多地方进行勘校或用蓝笔加注重点等等，诸如此类形式很多。

除此之外，还有三种不同形状的“写字台之藏书”。如朱文椭圆印（书中第一页的右下角）和朱文单行长方印（书版本比较好时盖此印）以及朱文大字双行长方印（版本与史料价值都比较高时盖此印）三种的藏书印。另外，“满铁”在接收大谷文献后，又在部分图书的第一页的下方盖有“大谷光瑞氏寄赠”朱文小长方印。总之，现今大连图书馆所藏的“大谷文库”已享誉海内外，引起众多国际汉学界学者的关注，该馆中的孤本、善本和稀见本都被给予高度评价。如今大连图书馆的“大谷文库”中的小说、戏曲、杂志等文献集中存放，其他文献按类别与本馆图书混杂排列。

综上所述，从“满铁”大连图书馆的藏书体系建立的过程以及从其文献研究的价值方面来看，都是“殖民战争图书馆的产物”。但这些大量日本侵华时期的历史文献的遗留与保存对今后的学术研究具有很高的史证价值，特别是为探究殖民政治、经济目的和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所以“满铁”所经营的各图书馆，以“满铁”大连图书馆和奉天图书馆为中心，建立“满蒙文库”，作为对东北统治调查研究的重要机构；以沿线各个图书馆“民众图书馆”为辅，成为日本殖民文化渗透与宣传的“纵横文化网”。它的建立与经营、服务形式都与日本侵华战争的目的分不开。

因此，“满铁”大连图书馆遗留下的文献作为日本掠夺来的中外文献的汇聚地，成为日本赖以制定侵华政策的情报资料中心。它不仅反映殖民历史文化的现象和实质，也可看到日本侵华的野心，既具有历史价值，亦承载着时代的价值。在每一册图书、每一本杂志、每一份调查报告的扉页上无不钦印着日本统治时期的文化侵略的鲜明印章，它将永远洗刷不去日本侵略者的罪恶事实。